文|米勒尔的猫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安全的概念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曾经主要关注军事问题的传统安全概念已经被大幅度地扩展，进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毒品、武器贩卖、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

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大国性、突发性、多元性等特点，因此主权国家无法单种有效地解决议些问题，这就需要它们在地区和国际领域展开协调，地区性国际组织在此时就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

2003年，欧盟出台了第一个欧洲安全战略，其中指出成员国应该共同解决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组织犯罪、地区冲突和国家失灵。

2008年《落实欧洲安全战略的报告》中提出要解决安全问题，就要推动与地区性合作伙伴的关系发展，加强机制律设，将推动地区治理作为实现有效的多边主义的一部分。

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欧盟建立了欧盟刑警组织、欧洲司法组织等机构，可见欧盟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并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与之对应的，东盟也在冷战后则面临着相似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恐怖主义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这主要是因为部分东南亚国家发展落后且民族宗教矛盾复杂，使这一地区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显示，菲律宾、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恐怖主义指数在近10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伊斯兰祈祷团、伊斯兰国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等恐怖主义激进组织，更是给东南亚各国造成了极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最为严重的一起恐怖事件是2002年的巴厘岛爆炸案，这次袭击造成了202人死亡，震惊世界。所以，即使东盟秉承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但是面对跨国恐怖主义的袭扰，东盟也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转而接受更加综合的安全概念。

2001年，东盟通过了《东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是东盟获得和平、发展和繁荣的直接威胁，这一威胁只能通过地区和国际合作解决。

在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之后，东盟发布《关于恐怖主义的宣言》，其中不仅谴责恐怖主义行径，还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东盟在本地区的反恐行动。

此后，东盟举办了东盟地区论坛闭会期间反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问题会议，借此与其他国家在反恐和反跨国犯罪问题上进行对话与合作。

除了恐怖主义，海盗问题也长期困扰着马六甲海峡的周边国家。马六甲海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众多航运路线的必经之处，从1999年到2006年，从马六甲海峡通过的船只数量增长近200倍。

但是东南亚的海盗犯罪数量也居高不下，仅在2014年该地区就出现141次海盗攻击事件，占同年全球海盗事件的一半以上。

除此之外，东南亚海盗已经逐渐摒弃传统的盗窃模式，转而采用武装抢劫和劫持模式，其武器装备也更加现代化。这意味着海盗对附近海域船只的威胁将会更大，且处理起来更加棘手。

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在东南亚的猖獗也导致了东南亚的难民问题，给当地带来较大的非传统安全风险。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统计数据，在2015年东南亚地区有5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自2017年以来，缅甸若开邦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事件，致使超过74万名罗兴业人流离失所，企图逃至邻国孟加拉国。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浪潮，破坏了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稳定，但难民问题并没有引起东南亚各国政府的重视，导致难民问题不断发酵。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主观认知还是在客观事实上，欧盟和东盟双方都面临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它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海盗袭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而且，双方都希望通过推动多边制度建设和地区间安全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此可见，二者在地区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上具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所以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协的上升是促使双方安全合作升温的重要因素。

地区传统安全风险上升

欧盟认为，亚洲安全与欧洲安全紧密相连。南海问题是近年来影响东南亚地区安全的一大热点问题，同时也成为大国竞争与角逐的焦点之一。

一方面，美国在南海采取的前沿性军事存在策略，给南海的传统安全局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在南海的频繁巡航，导致中美海空军的紧张对峙局面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军事存在的扩大化。

美国通过所请的“再平衡”战略，持续增加部署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人员和舰船飞机，出发点看似是维护地区稳定，实际却导致南海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借助其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盟友体系，联合相关国家在南海多次进行军事演习。

这样的行动反而让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化、外扩化，从根本上加剧了该地区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随着安全压力的上升，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抓紧了对海空军的发展，迫切地希望从美日两国获得先进的军备或军事援助。

但是这种“逆裁军”的形势反而导致了地区安全实力的失衡，没有受到更多援助的其他小国会更加担忧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菲律宾、越南两国，由此使得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军备竞赛加剧，给未来的安全和稳定带来更多隐患。

自2010年南海问题升温伊始，此事逐渐演变为欧盟所关心的热点安全问题，同时也成为了推动欧盟与东盟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因素。

2012年，欧盟理事会发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东亚指南》指出东亚的安全与稳定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该地区的安全威胁直接影响欧盟的利益。在该文件中，南海问题被视为该地区三大安全问题之一，欧盟也成为当时影响南海局势的一大外部因素。

究其原因，在于欧盟在南海地区有着很大的安全利益诉求，因为穿越南海的海运航线是欧盟与东亚国家之间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它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南海航线的安全为基础，因此欧盟在保持南海航行自由安全及地区稳定方面有着重大利益诉求。

但问题在于面对南海的紧张局势，欧盟内部对于是否要紧密跟随美国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它也缺乏保护自己在东南亚利益的有效安全手段。

这种战略选择的困境和成员国内部的矛盾让欧盟认识到，当它面对域外安全威胁的时候难以凝聚足够多的资源和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需要依靠美国的帮助来保护自己重要的合作伙伴。这对于强调战略自主性的欧盟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欧盟希望通过对东盟的安全能力建设来提升该地区的安全治理水平。

除此之外，部分东盟成员国的国内环境也十分不稳定，政局变幻和社会动荡都给欧盟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人员和机构带来的不小的安全威胁。所以欧盟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安全就会出现十分不对称的情况，这也是欧盟在东南亚地区的软肋。

如果欧盟不希望这样的情况维续持续下去，那么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强同东盟的安全合作。通过与东盟的安全对话机制，来提升在东南亚安全局势中的影响力。

平衡地区安全关系的需要

欧盟和东盟加强安全合作，也是因为双方都有着平衡地区安全关系的战略需要。从欧盟的视角来看，欧洲与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就有着紧密的联系，欧盟在东南亚地区也有着极大的既得利益，所以欧盟更愿意看到东南亚地区处于一个稳定、安全的状态。

欧盟和东盟合作机制是欧盟实施其亚洲战略，进而推进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抓手。但是随着东南亚安全局势受到美、澳等国家的介入和中美竞争的影响，该地区安全局势呈现出复杂化、外扩化的趋势。.

作为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的利益攸关方，欧盟具有介入东南局势的充分动机。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东盟则是最为合适的。首先，欧盟和东盟都是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欧盟不愿意看到自己最重要的地区合作伙伴受到牵制。

其次，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制度建设已经有一定基础。东盟部长会议等安全对话机制对于欧盟来说，也更容易对接。

2012年的《欧盟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南海问题是该地区潜在的竞争性民族主义的实例，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主动的外交以及持续增长的国防开支导致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发生变化。

这些行动和表述明显体现出欧盟对中国军事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担忧，是从地区安全关系平衡的角度出发的。并且欧盟也试图通过国际规则、多边对话等工具和手段约束和制约中国在该东南亚地区的发展。

从东盟的视角来看，加强东盟和欧盟安全对话与合作也是东盟在大国之间进行关系平衡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是东盟在冷战结束后针对本地区大国竞争加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新安全格局下的一种战略选择，旨在保障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

鉴于东盟自身敏感的地缘政治位置，及在东南亚地区越发激烈的大国政治博弈，东盟需要寻找一个传统大国之外的合作伙伴来平衡本地区复杂的安全关系，避免在地区安全局势中被边缘化。

东盟可以借鉴欧盟在中美欧大三角中的特殊地位，在大国竞争中引入第三方来进行调节和平衡，从而形成稳定的三方关系，防止地区安全局势失去控制。所以东盟选择与欧盟发展安全合作就是要补齐大国平衡战略所缺少的一环，缓解本地区所面临的安全压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