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开林

香港外国记者会（The Foregn Correspondents'Club Hong Kong，下称FCC）成立于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首个会所设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和斗争加剧，FCC先后搬到了南京、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才搬到了香港。近百年来，美国人主导了FCC的运作，至今FCC的董事会核心层均为美国人。

FCC初到香港后，成为许多报道朝鲜战争的外国记者聚会之处，是战时情报的交汇场所。FCC位于中环半山的现址属于香港历史建筑，保留了原始风貌和特色。

20世纪60年代的越战提供了FCC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素材，许多西方战地记者和摄影师到香港休息度假，把FCC作为避风港。在FCC的墙壁上，迄今仍挂有许多世界著名的战争照片，都是由FCC会员拍摄的，大厅里的荣誉榜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执行战地报道任务中丧生的记者。

多年来，FCC成为报道中国及周边地区突发新闻的媒体人首选聚会场所，与香港其他社交俱乐部不同的是，FCC还被作为一个进行国际媒体间交流、讨论和辩论的场所。

图为香港外国记者会（FCC）

FCC的董事会核心人物都是美国人，现任总裁和副总裁是美国人，在8个会员联络官中就有3人来自美国《纽约时报》、CNN和彭博社，2人来自法新社。就连负责日常经营活动的行政总经理也是美国人。

图为FCC现任总裁Keith Richburg

2018年8月，就在香港警方建议取缔“香港民族党”后，FCC仍不顾中央政府和香港爱国团体的反对，执意邀请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头目陈某天到FCC的午餐发表“港独”演讲。

董事会表态中顽固坚持所谓新闻自由的理念和FCC宗旨，使午餐演讲会照常举行，引起香港社会广泛的谴责声音。在2018年至2019年间，FCC还组织了多次记者会，邀请“香港众志”头目黄某锋等人在会所内接受外媒采访，气焰十分嚣张。

鉴于FCC的政治表现和鼓动“港独”的嫌疑，2019-2020年间有消息称，特区政府将会于在2022年底租约到期时不再考虑续租，对FCC维持会址的意愿很大打击。一来因为FCC的现址位置非常理想，如果搬走，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而且会增加FCC的财务负担；二来FCC将来在香港的命运多舛，是否能够存在还是未知数。

随着2020年《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黑暴风波”逐渐平息，社会走向常态。FCC的活动也受到国安法的约束，不敢造次。2022年6月，FCC考虑到会址随时可能被港府终止租约，以及在国安法上惹麻烦，取消了一项“人权新闻奖”的颁奖活动。直到2022年10月，港府迟迟未与FCC谈续约的事情，导致FCC董事会为此事感到惶恐不安。

FCC于2021年12月就开始与香港特区政府接触，希望能够续约。经过与港府的协商和谈判，FCC在惴惴不安中最终在2022年底获得了新的3年租约。租约包含了现在所有政府租约中标准的条款，包括允许政府在提前3个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终止租约，或者可能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立即终止租约。

港府与FCC的租约中规定了可以在国安因素下随之终止与FCC的租约，这对于FCC的活动进行了特别规范，防止其继续扮演过去几十年来肆无忌惮的政治性角色。一下子，FCC老实了不少。新租约开始后的几个月，FCC举办的活动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仅是一些媒体人专业的聚会和讨论。

FCC是一个外国媒体高层经营的会所，最新调整后的入会费高达四万五千港元，每个月还需要交1200港元会费。会所内部的设施齐全，有会议室、酒吧、咖啡室、餐厅、健身房、游乐场等，是外国记者在香港的一个聚会和娱乐的场所。如果不涉及政治性活动，还是一个适合外国媒体人工作和社交的地方。如果FCC被利用于侵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工具，被当作“反中乱港”的基地，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FCC内的“外国势力”自然很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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