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本雅明的寓言理论，寓言主要分为复义性、破碎性和忧郁性三方面。
在寓言式电影中也是如此。
首先，在寓言式电影中，表层叙事之下，必然存在着一层值得品味的深层内涵，即寓言的复义性。
在电影《驴得水》中，开场驴棚燃起的那场大火不仅仅是整部电影叙事的导火索，在这里，“火”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火，还有一层隐含的深层意义，即“谎言”。
整个救火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是近一步展现几位主角性格的手段，从而暗示了他们未来的走向及命运。
影片开场，驴棚原本是星星点点的小火苗，几位教师争先恐后的前去救火：性格草率冲动的周铁男最先冲上前去救火，用扫把拍打火焰却不料把火引到了扫把上，与他后来引火烧身前后呼应；张一曼直接跳进火势凶猛的驴棚救火也预示着未来她自己深陷火坑；裴魁山一直站在驴棚外面较为安全的地方，说明他性格的自私，以及他从未想要与其他老师们同舟共济；校长一直劝大家不要慌，听从自己的指挥也暗示着他在整个驴得水事件中处于主导地位；校长的女儿孙佳见况没有气馁，一直坚持努力灭火与她后面坚守底线不说谎言形成了前后呼应。
这场大火的结果是火势，在教师们的扑打下反而越来越猛，直至最后不可收拾。
这也就暗示着整个电影的主线故事：教师们虚构出一个“吕得水”企图吃空饷，但随着“特派员”的到来他们的谎言逐步被拆穿，他们越想隐瞒，事态却愈发严重。
其次，现代寓言的学说认为，古典主义过于追求事物的圆满性与整体性，反而不符合现代社会特征。
因此，本雅明提出以破碎的话语、残缺的视角与断裂的结构来言说世界，使现实生活的不自由与不完善也能够被展示。
在寓言式电影中，角色们始终活在谎言与冲突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往往呈现出一种不连贯的错乱感，情节呈现一种断裂性。
这一特征在姜文的系列电影中，尤为明显。
最后，忧郁性也是寓言性文本的创作动机与情感表征。
詹姆逊认为：“寓言，它所表达的是那些情绪激动者、受压迫者、无法和解者和失败者的体验，它与象征的艺术大相径庭。象征通过意识形态解码，来呈现积极的、幸福的以及自由圆满的事物，而寓言本身就暗含批判。”
在寓言式电影中，到处充斥着许多情绪激动者、受压迫者、无法和解者和失败者。
比如《驴得水》中的铜匠这一角色，曾经是一个活在老婆暴力管制下的受压迫者，在被张一曼辱骂之后恼羞成怒，无法与现实和解逐渐走向黑化，之后为报复一曼不择手段，成为了完完全全的失败者。
言此意彼的文本
早期寓言在创作时，通常不是以人为主角，而是以动植物或者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来诉说，利用表层叙事来暗指深层内涵，起到暗讽某个社会现象或者揭示一定的人生道理的作用。
这种言此意彼的文本，同样被应用于国产寓言式电影的剧作之中。
电影《一出好戏》，表面上是讲述了公司团建突遇海啸之后的生存问题，展现了各式各样的人在灾难面前的生存百态，实际上则是通过三任领导人的更换表达了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健忘村》好像讲述了一段“忘忧”神器是如何影响了小村庄的日常生活的，实则在探讨极权主义对人类思想意识的剥夺与压制。
村民们随着村庄领导人的更迭换代没有迎来更好的生活，反而步入了更深的陷阱，从而坠入深渊。
老村长时代，大家还拥有最起码的思考和发言的权利，而随着“忘忧”的到来，村民逐渐丧失了自我。
田贵任村长的时期，大家被消除被夺走了记忆与自我意识，村民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在逐步消失；秋蓉当村长后，不但把村里人集体洗了脑，连自己也同样洗了脑，人们都忘却了以前的一切记忆，仿佛一切都不曾存在过。
表面看上去恍若世外桃源、与世无争，但实际上人们都如同牵线木偶，像极了影片开头的人皮风筝，根本没有了任何的自由思考能力和独立意志。
影片看似是在叙述“忘忧”神器对村子的改变和影响，其实内核在讨论极权统治和顺民思想的可怕，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非人形象的拟人化
寓言式电影在创作时，通常有一些非人形象被拟人化或赋予生命。
比如伍迪·艾伦的电影《开罗紫玫瑰》，影院里大屏幕上的男主亲自从屏幕中跨了出来，走向了屡次前来观看电影的女主，并拉着她跑出了影院。
在这一形象的设置中，荧幕中的人和屏幕下的观众是平等的，如此使得影片中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产生巨大的寓言效果，在荒诞中带来思考的深度与力量。
在国产寓言式电影中，也有许多非人形象的拟人化。
比如《驴得水》中，“驴”这一形象就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
首先，正常来说驴作为家养的牲畜不会拥有像人一样的姓名，可是电影中却被称作“吕得水”；其次，“驴”在影片中跟老师们并不是单纯的喂养与劳作的关系，而承担着帮老师们挣钱吃空饷的作用。
随着特派员的拜访，眼看着计划就要暴露。
于是大家决定让刚被孙佳带回来的铜匠去冒充“吕得水”老师，自此“吕得水”被赋予了人的生命。
随后，在大家努力训练铜匠如何去扮演留学归来的“吕得水”时，“驴”突然不会说话了，这里所谓的不会说话了并不是指自然的生理现象，而是象征着“驴”被剥夺身份后的“失声”。
随后，校长害怕暴露也剥夺了铜匠的话语权，于是“驴”和铜匠双重失声也进一步将“驴”和人的话语权相关联。
随着孙佳给驴喂了人吃的响声散，“驴”恢复了，铜匠也能说话了，二者又同步恢复了说话的权利。
然而受过教育后，“驴”还是之前的“驴”，铜匠却不甘心回到过去，妄图变成真正的“吕得水”老师，从而展开了一系列报复行为，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欲望化的象征
在电影《驴得水》中，貂皮大衣作为象征符号进行陌生化建构的技巧之一是采取差异化手法。
影片中，以孙校长为首的四人为了理想中的农村教育实验才留在偏僻的农村，而就在大家都穿着清凉又朴素的夏天，裴魁山突然穿着华丽的貂皮大衣登场，成为了其他三人嘲弄的对象，同时，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貂皮大衣之上。
影片前半段，四人为了教育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生活艰难到连喝水都困难，却没有人抱怨，依然固守贫苦，貂皮大衣的出现与以往的形象显得格格不入。
此外，貂皮大衣的每次出现都伴随着人物的性格转变。
与貂皮大衣直接关联的两个人分别是：裴魁山和铜匠。
貂皮大衣首次出现在裴魁山性格转变之时，穿上貂皮大衣之后的裴魁山彻底撕去了之前伪善的面具，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而为了成就自己的利益，受教育之后的铜匠，也意识到这世界上的金钱权利如此诱人——那个朴实的铜匠已然死去，只剩下一个觊觎貂皮大衣并贪婪、残忍的“吕得水”老师。
貂皮大衣由兽皮做成，象征着财富、权利，同时也象征着残忍的兽性。
影片中建构的貂皮大衣这一象征符号，它与剧中人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貂皮大衣不再只是作为装扮的衣物，而是作为一种被追逐的欲望化的形象。
《驴得水》中，差异化手法使得貂皮大衣成为一个醒目的形象，不仅剧中人物向它投向了或鄙夷或觊觎的眼神，坐在屏幕前的观众也形成感知的延续，对貂皮大衣所代表的野兽化、欲望化的含义进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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