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多诗句中的实体字、增多转折、增多层次，以及芟落闲字、洗炼精净等等，与谈诗的“密度”效果是类似的。因为“密度”与“强度”犹如两个相交的圆，其交集的部分，是两圆所共同的；非交集的部分，则是各别不同的。
强度虽未必皆造成密度，但密度则往往能构成强度，所以谈强度时，不免与谈密度有交叠的部分。
丰繁的含意，增多了理解的头绪，添加了诗质的浓度。其积极的意义是求含义浓缩，其消极的意义是求字句精简；含义多，用字少，内涵的张力就大，自然能提高诗句的强度。
严格地说，如果两句诗能被浓凝成一句，一句七言诗能被节缩为五言诗，便是散文而不是好诗。
试看浓凝后的句意是何等紧峭有力：
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
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杜甫《忆幼子》）
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一句“恨别鸟惊心”就抵了前首的四句诗，“恨别”二字就包含“骥子春犹隔，聪慧与谁论”两句，“鸟惊心”三字就包含“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两句。
听到此起彼落黄莺的歌声，惊觉节候的寒暖转换。为了怨恨家人的远隔，就连听到鸟声也惊心动魄。试看这“恨别鸟惊心”五个字里，依然能做到“情景间叙”，还能倾泻出无穷的乡愁离恨，陆嘉淑说整首《春望》诗的四十个字，不可能再增减一字；吴农祥说它表现出骏健的“促节急拍”（并见《杜诗集评》卷七）。
诗到了不能再增减一字，就是说字与字之间的严密张力已到达了巅峰状态，而骏健的促节急拍，正是指强韧的张力所表现出来的流速与强度。
下面再看一段有关杜牧《清明》诗的讨论：“杜牧之《清明》诗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作宛然入画，但气格不高。或易之曰：“酒家何处是，江上杏花村。”此有盛唐调。予拟之曰：“日斜人策马，酒肆杏花西。”不用问答，情景自见。”（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杜牧这首《清明》诗，为什么“气格不高”？当然虚字很多，使句调柔弱，是一个原因；其中闲字剩语不少，可以删减，也是一个原因。古来想将这首七言诗改写成五言的人很多，改成“酒家何处是？江上杏花村。”用字的确精简了些，强度也增加一些，所谓“盛唐调”一定也与“强度”有关。
改成“日斜人策马，酒肆杏花西。”强度更是倍增，原来每句中用了三个实体字，自然比原作有力多了。
《清明》诗的前面两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前人亦有“需吃泻药”的笑话，以为“时节雨纷纷”已经可以知道是“清明”了，“行人欲断魂”当然是在“路上”，减成五言已经足够了，若再吃“泻药”成三字句“雨纷纷，欲断魂，酒何处？杏花村。”未尝不可，层床架屋，反显得拖沓而缺乏精神。
杨士弘曾说：“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诗，须字字去不得，方是。”杨氏的话，可说是一条科律，如何能使每个字下得坚确老练，使字字精锐轩昂，发挥其含义的最大效用，该是诗家的第一个课题。
顾起纶《国雅品·李宾之条》云：“往有诵先辈七言律句，各减去二字，亦成章，举座大笑。故在句句字字不可断为工。又以句句字字直属为病，在气贯节续，如脉络然，所谓圆如贯珠者，即衲子数珠，若减截一二字，便不成串矣。”
所说正是本文所要依循的方向，其中提及七言诗减二字亦成章，而令举座大笑，可能就是杜牧诗这个例子。
用字经济，而极尽转折变化之能事的。可举韩愈的《雉带箭》诗为例：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
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
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
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
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在这首一共十句的叙事诗中，每一句皆转折到不同的方面，一句写一事，绝不像散文那样平顺地连结的。如第一句写景；第二句便写雉；第三句写将军；第四句便写马与弓箭；第五句写观者；第六句写雉与弓箭；第七句写雉与观者；第八句写箭翎与箭镞随着雉飞；第九句写观者与将军；第十句写马与雉。
正是用“笔笔截断，无一挨笔”的手法，东一笔、西一笔、远一笔、近一笔，用一闪一闪动着的镜头，所以变态特多，这句句转折的构思，真能使“短幅中有龙跳虎卧之观”（汪琬评语）。
第一句“原头火烧静兀兀”，既“静”又“烧”，是矛盾的语法，“静”字写出猎前的景物，与出猎后的喧哗也成对比，用这“静”字，有好几重作用，难怪钟惺说：“此处乃着一静字，妙甚。”（《唐诗归》）
第二句写野雉出没无常，已给射者的神技布下了伏笔。三、四两句，将军欲以巧示人，原来不是射了一支毫厘不差的箭，竟是不肯轻易发射！这种顿挫矛盾的语法，给人多方面的启示，使含义丰盈不少。
其后写地形渐窄，观者众多，使整首诗里，显得嗡嗡阗阗，万头钻动，表现出像“人稠网密，地逼势胁”般稠密的诗境。雉惊冲起来，发生于突然之间，是猎者最难射中的时分，而将军的箭竟能追随雉飞的弧度，尾随不舍，在射中没有尚未分晓的时候，先说将军已在仰笑，表示箭一发出，早有了必中的把握，被射的野雉，不但被射中，还能算准掉下来时的定点着陆，在马头前精准地跌落下来，将军的射技真是神玄得出奇。
结尾两句用倒装的句法，至“五色离披马前堕”句，戛然截住，布局十分精当，查慎行说：“恰好便住，多着一句不得。”是称赞结句达到了理想的圆足境界。这十句诗，可说是面面周到，句句有用，精警的字句，使全诗极具气势，后人批评它说：“篇幅有限，而盘屈跳荡，生气远出，故是神笔。”这跳荡的“生气”，正是张力与强度的源泉。
至于层次繁密的诗，且举杜甫的《又于韦少府处乞大邑瓷盟》诗为例：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盌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全诗的篇旨，只在写向人要一只瓷碗，原是一件极简单的事，却写得十分痴癖。金圣叹说：“一瓷碗至轻至微，却用三四层笔法，曲曲染就名士玩物性情来。”又说：“第一句先于未见瓷碗时生无限叹羡，第二句想见入手后把玩时，有如此可爱，先赞其质，后誉其声，方羡其色，觉在韦家案头，耀眼夺目，可望不可即一段光景，无限低徊，心头跃跃，不能自持，方显第四句急送茅斋之乐也。”
金氏分析本诗的层次很细微，说质料、听声音、描色彩，似乎是一句一层，将瓷碗写得如此珍重可爱。然而本诗巧妙的层次，还不止金氏从字面上所分析的几层而已！
如结尾“急送茅斋也可怜”句中的“也”字，就密包着好几层含意：“也”字表示杜甫怜爱这只瓷碗，是第一层；同时表示韦少府也怜爱这瓷碗，是第二层；又可见杜甫寓寄的茅斋中一无长物，所以情有独钟，这是第三层；从你我共同怜爱一只小碗，可以觇见乱世样样容易破碎，因此在成都的寓客特别珍惜临邛造的瓷碗，这是第四层；怜爱瓷碗是不是含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移情作用呢？
触发了乡愁，巴不得教人将瓷碗立即“急”送，原来怜爱瓷碗，也正是在可怜自己，这是第五层。这一只临邛造的小瓷碗，在成都地方借用，其中竟引出这么多层含意来，这层层紧扎的含意，像精金纯钢，使诗句表现出惊人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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