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革命形式发展严峻，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以国民党为首的蒋介石大肆镇压中共的革命运动，共产党只能第二次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定在上海。

而这桩悬案也是发生在这段期间，堪称党史上最复杂最离奇的悬案，困扰了毛泽东18年。

1931年的上海鱼龙混杂，黑帮盛行、租界混乱、国民党镇压，共产党要想在这里活动不是一件易事。

何况，共产党要想顺利保证机构正常运行，资金是个大问题，当时中共因为资金不够，很多任务都难执行，急需资金援助。

援助资金的渠道有两种，一是向共产国际申请，二是请求苏维尔政府拨款。

申请资金不难，难得是如何运送资金，中国各路军阀、土匪、国民党，风险很大，而且运送时间耗费长，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

经过共产党领导商讨后，唯一安全的秘密通道就是动用地下交通员运送，且一个月就能完成资金的运送。

决定运输方式后，中共立马向苏区申请拨款，苏区财政由林伯渠负责，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还是凑足了120两黄金，不过都是些零零碎碎的首饰。为了方便运送，林伯渠把它们融化，加炼，打成金条，放在金属盒子里。

这批黄金从瑞金运输到上海，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计划。划了八个地区，分别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安排七个地下秘密交通员运送。

这七个地下交通员他们互相都不认识，就连林伯渠也不知道他们分别是谁？他们的交接完全凭借严谨巧妙的对接方法。

俗称：对暗号。

验核手续有三样：分别是钥匙、锁、还有一块残缺的棋子。

这枚棋子上面刻了一个“快”字，分为七块，分别给到七个地下交通员的手中，每交接完成一个，就收回一块残缺的棋子。等到林伯渠收全了七块棋子，就证明任务完成。

一号交通员从瑞金出发，到达南平，会在约定的地点跟时间完成交接，交通员凭借暗号对接，然后对方再用自己手里的钥匙打开对接人手里锁，就算核验完毕。

按时间算，这次任务，最多一个月，就能全部完成交接。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就出发了，可是在12月22日，上海迟迟收不到资金援助，这都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当时苏区负责收棋子的人是邓发，只收到了六枚棋子就断了讯号，唯独少了最后一块。

也就是说，问题出在最后一个交通员身上，从松江到上海这一站，出了差错。

人人都知道第七号通讯员出了问题，可是谁也不认识谁，就连名字当时也用假名，要想找到这个人谈何容易？

因为共产党没有收到这笔钱，后面发生了一系列惨事：伤亡战士没钱抚恤，导致家破人亡；被捕战士没钱打点被残忍杀害；还有很多抗战产业大停工。

接着抗日战争爆发，这件大案就被淹没了。

等到解放战争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桩大案已经过去18年，毛泽东也一直耿耿于怀，他后来找到罗瑞卿，让他全权负责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第七号通讯员到底是见财起意卷钱潜逃，还是被杀？这真相又是什么呢？

案子被下达到上海公安局，为了侦破这个悬案，上海公安局成立了调查小组。

组长蒋文增带着组员为此特地跑到北京，会面林伯渠，收集到了两个重要的线索。

第一，七个通讯员安排是由当年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安排的，第二就是1号通讯员的姓名。

要想知道第七号通讯员，最有价值的就是找到邓发，无奈，邓发死于1946年的空难。

组长立马又找到第一个通讯员，他是高自立的警卫员。据高自立所述，解放后，他的警卫员就去了南宁，在解放军十三兵团任职。
当年的1号通讯员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盛福饭店”的老板，盛福饭店也是共产党旗下的产业，他们这些地下党员，一般都拥有很多身份。

共产党的产业很多，有当铺，饭店，遍布全国各地，里面的人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地下党员。

他们的任务，就是一边经营生意，赚着经费，一边秘密完成分派任务。

当时，接到任务的1号通讯员，一直不知道要运送的货物是什么，只知道货在人在，货丢人亡。为了不引起怀疑，去接头的并非是他本人，他安排了饭店一名员工去秘密指派任务，员工也是地下党员。

蒋文增找到这名员工，打听与他接头的2号通讯员，预备这样顺藤摸瓜，直接找到最后的7号通讯员。

就在此时，中央突然下达命令，已经找到第六号通讯员刘志纯。

这样一来，省去了中间一系列的繁琐追查，蒋文增等人迅速赶到上海，调查刘志存。

据刘志纯回忆，那是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那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指派信息，他说：“我的上一级很可能已经阵亡，否则我不不可能一直接不到任务，后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就像被遗弃了一样，也没被重用，解放后，我就回老家了，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依靠做篾匠为生。”

那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年代，很多地下党员只靠单线联络，分派任务，上级阵亡，很多人就被忘记在历史的滚滚波涛里。

刘志存说，“我没想到，当时最后一次任务竟然没完成。”

他努力回忆着当时的事情，又说，“当时我与第七号通讯员交接的地点是“汉源栈房”，我跟他对过暗语，而且对方也拿了自己的钥匙开了我手上锁，这一系列核验手续都通过之后，我才将物品交接给他，我确保他是第7号通讯员，然后我完成任务后，就有另一个地下党员拿走了我的那块棋子。”

显然，第七号通讯员没有被截胡，是上头安排的第7号通讯员。

如今的突破口就是“汉源客房”，如果能找到当年入住到这里的人，第7号通讯员就水落石出了。

蒋文增先后又找到了老板跟小二，甚至发动群众寻找发问，终于从一个厨师的口中找到了1931年12月2日到3日来入住的客人。

这名厨师说，此人不是入住的汉源客房，而是住的富春楼，当年这些地方不是谁都能住进去的，必须有省级官员的担保，且入住的人并不多。

蒋文增又进入富春楼调查，那段期间住的人正好有登记，很好排除。

蒋文增很快找到了第七号通讯员的姓名，叫梁碧纯。

梁碧存的另一个身份是“详德源”药铺的老板，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又招了个老板，自己平时就当员工，现在这个药铺还在，不过梁碧存却失踪了。

蒋文增想找到详德源老板询问，结果一路打听，详德源老板在1941年就去世了，他们只能又去药铺打听梁碧纯这个人。

“总有认识梁碧存的人吧，不可能，经过十几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换了？”蒋文增如此想着，便开始一个一个的询问。

其中一个熟悉梁碧存的小二说：“梁碧纯当年12月份就突然离开了，他请假说回家，后来就没有来过。”

对于梁碧纯的突然失踪，蒋文增猜想，“不排除梁碧存是发现运送货物是黄金，直接卷款潜逃。”

于是他们又找了梁碧纯的老家，江苏嘉定，结果到了地点，一询问得知，梁碧纯一家都搬走了。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后来有人发现蒋文增是中央指派下来的人，要调查梁碧存，他就告知了梁碧纯妻子娘家的所在地。

蒋文增等调查专案小组，立马动用了梁碧存妻子娘家的当地公安，展开全面搜捕，终于在上海浦东找到了梁碧纯。

原来，梁碧纯到了上海就改名了，叫申继谷，现在是一名钟表匠。

蒋文增等人一刻也不敢耽搁，立马来到梁碧纯的家里，准备抓捕。

梁碧纯看见有公安的人来，竟然没有丝毫的害怕，长舒了一口气，似乎有种解脱感，他说，“我也在等这一天。”

在审讯室，梁碧纯终于说出了当年的实情。18年的悬案终于揭开了谜底

据梁碧纯所诉：“当时我一直在详德源药铺潜伏，等待秘密任务，有一天，药铺老板让我前去移送货物，我才得知是移送货物是任务，于是我就借着送药物为由，走了水路，一路上，我都盯着货物，异常谨慎，一晚上我都没合上眼睛。”

“上岸后，就到了上海码头，当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我心想着，终于到了地点，可是谁也不想，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

“上海当时土匪强盗横行，我搭了一辆黄包车，结果让我万劫不复。”

“黄包车到了上坡的时候，一个小混混上来帮忙退，结果拿他出毛巾就捂住我的口鼻，我就晕了过去，等我再次醒来，运送的箱子就不翼而飞了。”

“我吓得一身冷汗，这任务到了我这里，最关键的时候失败了，我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不敢怠慢，立马返回药铺想调查。”

“可是转念一想，要查那些混混也难以下手，我就动了心思，还告诉身边的人，以后有人来询问此事，一概不知，否则性命堪忧。”

就这样，梁碧存为了保命打算离开，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上头没法再查。

从此改名换姓，携着妻儿老小离开了老家。

此事追查到了这里，也并未找到到最后的黄金落入谁手。

接着蒋文增继续询问，找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突破口，竟然寻到了当年黄包车的车牌号。

这是一个关键的讯号，当年在上海，只有有钱人才坐黄包车，而且黄包车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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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那桩黄金抢劫案到底是人故意为之，还是还是黄包车的阴谋呢？

黄包车车主叫曹胜林，曹胜林表示，车是自己的，但是车夫是雇佣的，而且这车是用作自己的私家车，从不拉人。

也就是说，车夫私自拉着主人的车出去赚外快？

接着，他们又找到了车夫，车夫表明自己却是曹胜林雇佣的车夫，只做私家车，不外拉，而且自己并没有私自拉出去赚外快。

也就是说，当年提供的车牌号也被做了假。

此案到这里再一次断了线索。

蒋文增说：“如果再查，就得从小混混入手，解放后，那些小混混，抢劫的大部分再作案的都进了监狱。”

于是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去了上海监狱，一个一个询问。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结果一询问，还真问到了当年的事，其中有个叫冯安宝的犯人。

他们家世代为商，家里有闲置的黄包车，他就拉出去玩，当时和一个叫吉家贵的朋友一起，而后这辆车就给了吉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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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家贵就叫上他几个朋友，用来拉车。

让冯安宝疑惑的是，这个叫吉家贵的朋友在1931年12月，发了外财，把黄包车还给了自己。

吉家贵用这些钱还开了一家店，叫“吉家欢南货店”。

冯安宝说：“他就是一个小混混，不务正业，当时他突然发财，我也疑惑，他不可能是通过正当生意赚的，而且他有钱后，就再也没跟我玩了，典型的过河拆桥。”

案子一下子有了重大的突破。

很快，蒋文增找到了这家店，迅速查验，老板正是吉家贵，据吉家贵交代，当时抢劫的正是他，一同参与抢劫的还有两个人，但是得到这笔钱后，三人就平分了，之后再无来往。

他说自己抢劫也是随机的，并不是后面有什么大人物，指派自己抢劫，只是碰巧，抢到这么大数额的金条。

起先他也很慌张，知道这么多金条绝非是个人的，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三人拿了钱也是去了不同的地方。

至于另外两人，警局在吉家贵提供的信息下，也找到了。

其中一个人加入了国民党，在战争中牺牲了。

另一个人去了北京开了店，还把当年的金条打了各种首饰收藏，1950年，店被查获，人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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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文增等人收出金银首饰十几样，此外，还收出20两黄金。

经过专业辨认，这些黄金确实就是当年丢失的。

这场黄金遗失案终于在1950年告破。而吉家贵跟另一个幸存的抢劫犯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至于第七号通讯员梁碧纯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不过鉴于他的忠心，提前释放了。他说：“当初如果说出实情，在那样动乱年代，也许连苦都不会跟我诉，直接就会以身殉职。”

他留着命不过就是等着警察找到他，可以让自己说出当年的实情。

至此，这桩悬案全部告终，这桩案子也算是解了毛泽东18年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