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看懂今天的日本，就必须了解日本的昨天，尤其是帝国时代的日本。
所谓帝国，就是通过对外战争，拥有殖民地或藩属国的扩张型国家。按此标准，从1868年倒幕成功算起，到1945年二战无条件投降，就是日本亢奋的帝国时代。在这短短的77年时间里，日本从一个封建小国，崛起为可击败沙俄的资本主义强国，然后又迅速沦为废墟。期间，日本主动发起了5场对外战争，大约每16年就要跟人干一架。它欺负贫弱的朝鲜、清朝，挑战势均力敌的俄国，甚至攻打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美国。像个喝醉了的疯子。
伊藤博文之死
伊藤博文身中三枪，离死亡仅剩二十分钟。弥留之际，他问：“我中了三弹，是什么人干的？”身边工作人员告知：“众人制服刺客时，听他用俄语高喊了三声‘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应该是伪装成日侨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伊藤失望地叹道：“杀我？马鹿（ばか，糊涂、笨蛋）。”当听说随行秘书官森槐南也中枪后，他说出了人生最后半句话：“森也负伤了……”

1841年10月16日，伊藤出生于德川幕府末期长州藩，幼名利助。父亲林十藏，在伊藤武兵卫家做长工。武兵卫年老无子，收十藏为养子，利助随父入伊藤家。伊藤幼年家贫，吃了不少苦。1857年，他有幸进入山口县“松下村塾”，受教于“维新精神领袖”吉田松阴，从此闻达天下。1862年，受“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伊藤悄悄潜入英国公使馆，往里头扔自制燃烧弹。1863年，伊藤受长洲藩派遣，前往英国留学，第一次感受什么叫“井底之蛙”，从此下定决心，全面向西方学习。

1853年，美国“黑船”强行撬开日本国门时，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这样的：天皇→将军（德川幕府）→藩主→武士→平民。其中，天皇只是摆设，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整个日本，分裂成276个藩邦，他们各自独立，有时候还打架。武士一般寄养在各大藩主、将军名下，当然武士分许多阶层，有些没有主人可寄养，称为浪人，武士拥有杀人不用负责的特权，但幕府末期，大多数中下层武士都过得不如意，有些不得不出卖武士身份，成为富人养子。比下层武士更低贱的，就是各类平民。西方人来了之后，日本这套体制再也维系不下去，其中一些藩主和下层武士，开始密谋革命。他们想要推翻幕府统治，直接拥戴天皇，然后废除藩邦封建割据，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大统一，才能修建全国范围内的铁路、使用同一种货币，并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1868年，西南四藩（萨摩、长洲、土佐、肥前）联合军，与幕府军大战，史称“倒幕”战争，延续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明治新政府取代。自此，日本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

学有所成的伊藤，进入维新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成就，是为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如果说“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是“倒幕”功臣，那伊藤博文就是将日本推向现代化最重要的技术官僚。在他被刺杀前，他已数度担任新政府首相、贵族院议长等要职，位极人臣。在清日战争之前，朝鲜半岛与清朝是宗藩关系，战后“独立”，成为“大韩帝国”。日俄战争后，日韩签订《日韩保护条约》，大韩变成日本殖民地。大韩被日本殖民后，半岛内国民如丧考妣，群情激愤，抗议风潮不断，自杀殉国者也不少。伊藤任大韩“统监”三年，被人称为“伊藤太师”，也是促成《日韩保护条约》签署的罪魁祸首，朝鲜民族主义者恨不得扒其皮吃其肉。有一次在釜山考察，他下车问围观群众：“我就是统监伊藤博文，有要杀我的吗？”众人不语，偶有一人违心高喊：“没有！”1909年10月，伊藤预备前往中国哈尔滨，与俄国人会晤商讨东清铁路修建和管理事宜。远在海参崴的朝鲜人安重根，在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他聚集11人，断指为约，组成“断指同盟会”，以残指写下“大韩独立”四字，发誓诛杀伊藤博文。

10月26日，伊藤一行人抵达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除了俄国仪仗队，还有不少旅居哈尔滨的日本侨民。伴随着俄国军乐欢迎曲，戴着鸭舌帽、穿西装的安重根，突然冲出拥挤的人群，向伊藤连开三枪。为了防止击错目标，他向伊藤左右的日本人射出四发子弹……因此举，安重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在今天的哈尔滨火车站，还设有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恳请设立的“安重根纪念馆”。不过在伊藤遇刺后不久，1910年8月，日本逼着韩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彻底吞并大韩，直到1945年才复国。

最后的武士
1871年，伊藤以副史身份，前往欧洲游历访问。两年后，他回到国内，担任工部卿，一边修铁路，一边创办一系列国营企业。与伊藤一起访欧的，有一个比他的资格还老的人，这就是“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1873年，大久保利通回国后，成立内务省，并自任内务卿，工部卿伊藤和大藏卿大隈重信，是他两个得力下属，三人构成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殖产兴业”（国家主导的投资）的支柱。但同是1873年，伊藤的另外一位前辈，“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却过得凄凄切切。原因是他提出的救国方式，被大久保利通无情否决。

西乡和大久保，都来自长洲藩，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曾经互相提携，同为改革派，也是倒幕战争中的亲密战友。但是，由于救国方法上的分歧，两人分道扬镳，终成死敌。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如火如荼，西乡参与的军改，也在进行之中。所谓军改，就是取消只能由武士参军的陋习，允许平民参军。

西乡原则上同意这项军改措施，但他觉得，应该兼顾中下层武士的利益。理由是，这些旧武士，曾经参与倒幕战争，如今战争胜利了，却要面临军改失业的风险。过去的藩主、诸侯无惧改革，最起码不用担心饿肚子，但对本来就穷酸的下层武士而言，军改无异于将他们往死里逼，可谓卸磨杀驴、兔死狗烹。

西乡本就下层武士出身，加上性格豪迈、重义气，因此推出军改时，尽量照顾旧战友，比如他提出，由旧武士组成近卫军。但近卫军数量毕竟有限，无法完全解决中下层武士的就业问题。他不忍看见昔日战友生计无着，因此提出：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底层武士就业问题。

西乡提出“征韩论”，甚至自荐任朝鲜大使，伺机制造事端，助日本出兵征讨。西乡的提议，引起朝内震动。大久保不同意西乡的提议，认为对外战争不是不可以打，只是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先实施改革，否则缺乏现代装备和后勤保障的旧武士，不可能抵御可能干涉的大清和西方武力。被昔日的发小反对，西乡感受到深深背叛，愤而辞职，带领亲信偏居鹿儿岛，创办“私学校”。偏居一隅的西乡，一副不管世事的模样，但成千上万折服于他的下层武士，慕名而来。他们不断怂恿他立杆而起，“大将何时起事，我等必厉兵而从”。

没过多久，鹿儿岛发展成一个独立王国，不纳税，也拒服兵役，私设军火工厂，西乡创设的“私学校”扩展达130余处分校，几乎与军队无异，第一年便招收了3万学生。西乡走后第二年，明治政府其实就采纳了他的提议：以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不过打的不是韩国，而是台湾。

日军3000人，大胜数倍于己的清军。胜利后，大久保亲自带队，向清廷索赔500万两白银。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赔了50万两白银，脸面丧尽。

在大久保和西乡争斗的过程中，一群“绿茶婊”政客借机崛起。这些人长袖善舞，利用二人矛盾，得渔翁之利。其中得利最大的，莫过于时任陆军大辅的山县有朋。
山县这人不是什么好鸟。他是来自长洲的武士，早年受尽门阀偏见之苦，跟伊藤一样，曾受教于吉田松阴。西乡走后，他一路飞黄腾达，晋升为陆军中将。

军改过程中，他赞同用平民替代旧武士，但不同于西乡，他做得更绝，不仅要求军人表面服从，还要在思想上“净化”，推出《军人“读法”七条》、《军人训诫》、《军人敕谕》等洗脑工具，要求军人视“为天皇而死”为最大幸福。

为了抛弃旧式武士，他颁布《废刀令》，强迫武士解除象征地位的武士刀，从精神上羞辱武士，引发了一连串武士叛乱。

旧武士几乎到了无处容身的地步，纷纷投奔西乡。所以没过几年，鹿儿岛的势力越发壮大起来。

明治政府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隐患，欲除之而后快。终于在1877年，双方战争打响。这场战争持续半年有余，打得异常激烈，史称“西南战争”。西乡率领鹿儿岛旧式武士，拼死抵抗，杀敌无数。但这终究是一场以寡敌众，以旧抗新的战争。西乡领导的鹿儿岛军，最终以战败收场。西乡本人战死沙场，地点就在鹿儿岛县内锦江湾畔的城山。战死当天，西乡身中两弹，倒在路边不能动弹。他自知难逃一死，命令身边的表弟别府晋介，将自己的头颅砍下，以免死在敌人之手。别府仰天含泪，挥刀斩下其首级，由两仆人带走。

“最后的武士”以惨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绝唱。梁启超感怀西乡之英雄胆色，曾作诗赞美：“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在明治政府眼里，西乡是名副其实的叛军，但在许多日本普通人眼里，他的真性情、加上如蜡笔小新一样的长相，却显得颇为可爱，因此大受欢迎。

不过明治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像山县有朋这样足够冷静的技术官僚。这有点像当年的列宁甘愿选择平庸冷血的斯大林，而放弃天资纵横的托洛斯基。

这种选择，谈不上对或错，于政权的长治久安来说，冷酷的技术官僚似乎是更优的选择，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无论山县有朋还是斯大林，都给他们领导的国家带去巨大的灾难。

西南战争结束前四个月，“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死于疾病。西乡死后八个月，“维新三杰”中的另一位大神大久保利通，被崇拜西乡的旧武士刺杀。至此，“三杰”皆陨落尘埃。“维新三杰”最后身故的大久保，死于一个细雨飘零的早晨。据说他的身躯，倒在一辆旧式马车旁。他死后，人们从他的怀中搜出两封旧时信件。一封，是倒幕战争时西乡写给他的；另一封，是他在欧洲考察时寄西乡照片，西乡回信揶揄他形像不适合穿洋装。志向分道扬镳，忠义无法两全。这两封旧信，也成为大日本帝国最后一丝温情，此后这个帝国变得如巨蟒一般冰冷无情。

西南战争第二年，即1878年8月，参加过战争近卫炮兵队，因为不满俸禄减少，发起竹桥暴动。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爆发，更为防止再出现西乡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冷血的山县有朋，给日本陆军带去一项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设立参谋本部，由参谋本部部长独揽军权，直属天皇，政府和议会无权干涉。山县自任第一任参谋本部部长。

这项改革，表面是为了防止叛乱，防止政治人物干涉军队，但明治时期，文官与武官职权并未严格区分，许多军人兼任着政治要职。如此一来，这项改革的实质结果，是军队变成军政跨界要人的私人玩具，无人制约。比如山县本人，任军中要职时，也兼任内务卿，后来又在1889年、1898年两次任首相，而且培养了诸多亲信，比如后来成为首相的桂太郎、寺内正毅、清浦奎吾、田中义一等人。

这些人个个都是横跨军政的高官。他们结成封闭的精英小圈子，把持着其他政客无权干涉的军权。日本衍变成军国主义，以及后来诸多对外战争，山县这项改革“功不可没”。日本对外战争，最新遭殃的是中国台湾，尔后就是朝鲜半岛。
刺杀金玉均
1894年3月28日，朝鲜政客金玉均，被人暗杀于上海一家日本旅馆。

1894年3月，金玉均由朝鲜朋友洪钟宇、日本朋友和田延次郎陪伴，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

入驻酒店的第二天，洪钟宇突然闯入房间，朝金玉均开了两枪。中两弹后，金没有死亡，逃至走廊，结果背后再中一枪，享年43岁。杀人之后，洪钟宇逃之夭夭。和田延次郎发现金玉均的尸体，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花钱买了一口棺材，联系好轮船，准备运回日本。

但就在轮船启航的前一晚，尸体被清政府强行扣了下来。随后，李鸿章派军舰“威远号”，将灵柩和凶手洪钟宇，一并送回了朝鲜。

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夹在中俄日三国间，成为一块是非之地。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驾崩，李熙继位，庙号高宗，高宗未成年，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执掌大权。

10年后，大院君辞去摄政，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李熙。政权交接时，外戚王妃闵氏趁机篡权。从此，朝鲜政权，大院君为一派，王妃闵氏为一派，围绕着懦弱的李熙，斗得你死我活，以至民不聊生、国政腐败。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吞咽口水，蓄势待发。

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清朝不愿意看见日本动手，因此劝告亲清的王妃闵氏向日本开放港口，主动向日本学习。

1876年朝日签订《江华条约》，闵氏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但这触动了朝鲜旧军人利益，招致大院君主导的旧势力猛烈反击。1882年，大院君煽动军队叛乱，挑起“壬午兵变”。乱兵烧毁日本公使馆，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

应闵妃要求，清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了兵变。为了平息日本怒火，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前往日本谢罪，清政府也把闹事的大院君押送至清国软禁起来。朝鲜派遣去日本谢罪的全权特使，正是由金玉均为首的一行人。

金出身朝鲜没落贵族，通过科举进入朝鲜政坛，向往西方近代文明。借着这次谢罪机会，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相识。

金玉均被福泽谕吉忽悠得一愣一愣，回到朝鲜后，秘密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开化党。1884年，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劫持了朝鲜国王，企图推翻皇室政权，史称“甲申政变”。

政变几乎快要成功，一向亲清的闵妃，再次向驻守朝鲜的清政府特使袁世凯求救，这才迅速平息政变。金玉均代表的开化党，仅掌权三天，便一命呜呼，金本人化名岩田周作，遁入日本避难。

这场政变，除了引来清军，也招来日本公使馆警卫队。两国军人对峙，各有伤亡。为解决纠纷，两国分别派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天津条约》，约定“今后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果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告知”。

逃至日本的金玉均，实际已没有利用价值。所以尽管金百般讨好日本人，但日本政府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

朝鲜这边，不断向日方施压，要求交出“叛徒”金玉均。金如丧家之犬，祖国回不去，日本也不要他。1886年6月，时任内务大臣的山县有朋再次下令：金必须在15天内滚出日本。

无处可逃的金，不得不流亡至一座日本偏远的小岛，一直熬到1890年才回到东京，期间，受尽屈辱，身体被恶劣的环境搞垮，多亏一些日本同情者援助，才得以苟活下来。

说到底，金玉均不过是被福泽谕吉忽悠的韭菜。

福泽出生于1834年，1860年，日本向美国递交《美日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他曾跟随美舰横渡太平洋，成为最早访问美国的日本人。1884年之前，他曾寄希望朝鲜和清国“自主开化”，最终能和日本同穿一条裤子，共同抵御西方列强。

但金玉均的失败表明，等着中朝“自主开化”的幻想，终究是幻想。因此金失败后的第二年，福泽就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呼吁利用战争手段，强迫朝鲜和清朝全盘西化。1894年，在日本找不到出路的金玉均，计划来中国碰碰运气。他与李鸿章儿子李经方，是多年好友，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与李鸿章搭上线。两人约好在上海会面。

消息传出后，居住在大阪的朝鲜人李逸植，表示愿意为这趟旅行提供资金，还同意为金偿还巨额债务。李逸植给了金一张汇票，告知要兑换这张汇票，必须由朝鲜人洪钟宇一起陪同才行。

可金玉均怎么也想不到，拥有法国留学背景的洪钟宇，其实是专门派来杀他的朝鲜刺客。

这场行刺，完成得干净利落。金玉均的死亡，不涉及中日核心矛盾，因此本不至于引发外交事故。主要问题，出现在金玉均的尸体和刺客被清政府运到朝鲜之后。金玉均灵柩运到朝鲜后，其尸体被朝鲜政府残忍肢解，脑袋和手脚被砍了下来，悬挂在木桩上，上面写着“大逆不道罪人玉均”，躯干则被抛弃在附近空地。其家人乃至全族，也被朝鲜政府抓捕并处决。

杀人凶手洪钟宇，没有被起诉，反而受到英雄般待遇。朝鲜政府这等残忍野蛮的举动，激怒了日本民众。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清朝，认为清朝扮演帮凶角色，是更加可恨的野蛮政体。

抛弃了金玉均的福泽谕吉，也跳出来表演圣母，公开表示同情死者，还说清政府违反了《天津条约》，而且“芯已腐败为朽木”。至此，一场教训“野蛮”之国的野蛮战争，有了充分的舆论支持，仅差临门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