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女儿回忆：主席在世时，父亲就知道汪东兴将来会对他动手|历史知识

19岁张春桥和54岁鲁迅的笔战

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他的父亲张开益曾任高唐县邮局局长、济南市戒烟院院长等职，所以张春桥的家境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

1931年，14岁的张春桥因父亲职务变迁来到了济南，并就读于济南私立正谊中学。期间，张春桥和济南高级中学学生李树慈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名叫“华蒂社”的文学组织。但是，这个李树慈实际上是国民党复兴社分子，他之所以成立这样一个文学社，是为了收买拉拢青年学生，为复兴社提供情报。

此事对于张春桥来说无疑是一个抹不去的污点，1956年张春桥回忆此事时曾说：“我当时对李树慈这样的人也没有恶感，以为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不久，我就听到传闻说李树慈是蓝衣社（即复兴社）份子，感到给他写稿是上当，就不和李树慈往来了。”

张春桥是不是国民党特务？这个问题此后也成了党史上的一个公案。

在正谊中学学习3年后，张春桥毕业。他没有选择继续读书升学，而决心当一个作家，他的父亲希望他去当个医生，张春桥却说：“鲁迅、郭沫若都曾是医生，但他们后来都弃医从文了，我也要搞文学。”

17岁的张春桥一心想入文学的大门，但正如很多年轻人一样，那时的他显得莽撞和经验不足。那一时期为了吸引文坛的注目，他曾专门批评一些当时著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老舍、施蛰存、戴望舒、臧克家等，结果可想而知，文坛并未因此注意这个急于出头的年轻人。

在这样苦闷的青春期里，张春桥常常夜里在济南的大街小巷游荡，或者在日记里发泄自己的情感。

张春桥的祖父不想孙子如此“不务正业”，便在乡下给他订了一门亲事，想用婚姻来约束他。这反而促使张春桥离家出走。

1935年5月12日，18岁的张春桥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拿着自己的20多元稿费，抱着和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登上了南下去往上海的火车。

在上海的日子是辛苦的，但张春桥最终闯出了一些小名堂，在陈白尘和尤兢的介绍下，他加入了由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并认识了周扬、胡风、聂绀弩等颇有名气的作家。

加入左联没多久，张春桥就卷入到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鲁迅、胡风、周扬等人因为此事争论不休，而年轻的张春桥也阴差阳错地上了这次论争的末班车。

1935年，从东北沦陷区回来的萧红、萧军分别凭借《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在文坛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鲁迅更是热情地为《八月的乡村》作序，盛赞此书“严肃，紧张……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据周楞枷晚年回忆：《八月的乡村》发表后，他和张春桥、周昭俭、王梦野等人一起讨论此书，周楞枷认为此书非常出色，张春桥却说：“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实。”

周楞枷反驳：他从东北来，写的是根据的，你没有那种生活经验，怎么知道他写得不真实？

一旁的王梦野插话道：“萧军就是不该那么早从东北回来，要不然可以写得更好。”

10天后，张春桥就以“狄克”的笔名在报纸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文章，其中写道：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对我说：田军（即萧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后这部作品当更好。”

张春桥等人安全地待在上海租界喝着咖啡，却对萧军在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写成的作品肆意评价，还说他不该这么早从沦陷区出来，这引发了鲁迅的不满。他立即撰文《三月的租界》，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并点名说这是出自“《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

鲁迅一生厌弃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讥讽说：狄克“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也并未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田军的作品够不够真实”，“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地指责，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周楞枷回忆称，张春桥看到鲁迅的批评文章后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擦脸，十分狼狈。不久后，张春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托人交给鲁迅，为自己进行了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