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这个问题，已在历史上争论了上千年，有无数的案例，既能证明人性是恶的，是自私的；又能证明人性是善的，是无私的。
2019 年 11 月 5 日，一名 9 岁男孩在长沙市雨花区雅塘村汇城上筑小区，被一名体格粗壮的赤脚男子殴打致死，整个事件大概持续了 20 多分钟。当时现场围观了很多人，但无一人挺身而出、出手相救。
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舆论纷纷指责现场围观群众，指责人情冷漠、道德滑坡。
2020 年 5 月 22 日，一位四川籍深圳货车司机郑义，和以往一样，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出发，满载货物，准备前往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然而，从 21 日晚上至次日凌晨，广州地区普降特大暴雨，而郑师傅途经的广州增城新塘镇广园快速路塘美出口附近，就突发了水灾。
就在此时，郑师傅看见一名落水男子在水中挣扎和呼救，水性较好的郑师傅立即脱下衣服，奋勇下水救人。郑师傅在救人过程中体力严重透支，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后来，落水男子获救了，而郑师傅则牺牲了。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面对他人处于危难之时，第一个案例中，竟然无人相救，大家眼看着悲剧发生；第二个案例中，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人，你觉得这是否矛盾呢？
英国社会学家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人性是自私的，因为基因是自私的，只有用自私的策略，才能让物种延续下去。
如果按照道金斯的理解，那些无偿献血、捐献器官，以及热心帮助他人的行为，的确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这也是在帮助自己的基因存活下去的策略嘛。
那么，这个理论，怎么去解释郑师傅的义举呢？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经典实验，来试着讨论一下人性的善与恶。
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
1964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凌晨时分，在纽约皇后区，一位叫做珍诺维斯的酒吧经理刚刚下了夜班，准备开车回家。
由于珍诺维斯自己独居，停车场到其住所有一段距离，因此她停好车子走路回家，当时的时间为凌晨 3 点。
突然，她发现自己遭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尾随。于是，她便向右转，准备走向街角打电话报警电话。
就在这时，这名叫莫斯里的男子，突然拿起刀朝她的背部和腹部猛刺。一时间，珍诺维斯鲜血直流，她开始惨叫，并大声呼救。由于珍诺维斯的居住之处为密集的居民区，她的惨叫与呼喊迅速被周边居民听见，周围房屋的灯光纷纷亮起。
这时，有人打开窗户冲着凶手莫斯里大喊：「放过那女孩！」
莫斯里吓得落荒而逃，而身中数刀的珍诺维斯勉强爬行到路边，躺在一家书店门口。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会儿后，周围的居民竟然纷纷熄灭了灯光，街道又恢复寂静，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凶手莫斯里发现并没有人过来查看，也没有人报警，于是决定回去。
他找到蜷缩在地上、浑身是血的珍诺维斯，继续朝她猛砍，几乎把她的脖子和阴道割裂。
珍诺维斯再度惨叫呼救，几分钟后，周围居民的灯光再度亮起。
莫斯里再度退却，珍诺维斯则设法爬进所住的公寓大楼里。
几分钟后，莫斯里又找到她，再度施暴。她先大声呼救，但不久之后只能发出微弱呻吟。
莫斯里掀开她的裙子，惨无人道地强奸了珍诺维斯。
整个案件前前后后持续超过 35 分钟，从凌晨 3 点 15 分到 3 点 50 分，莫斯里三度对珍诺维斯施暴，而每次受害者都在尖声呼救，附近居民也都听见了。
尽管他们开灯察看，甚至目睹了事件经过，却始终没有人伸出援手。
后来经警方调查统计，案件总共有 38 名证人隔着窗户，眼睁睁看着一名女子身中多刀，饱受凌虐。
直到凌晨 3 点 50 分罪行结束之后，才终于有人打电话报警了。但遗憾的是，此时此刻，受害女子已经身亡，救护车前来把她载走。
当时是凌晨 4 点，而那些目睹一切的人又回房继续睡觉去了。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冷漠？
珍诺维斯的悲惨经历被《纽约时报》地方版主编罗森塔尔得知，他敏锐地觉察到这起事件的新闻价值，洞察到了关键问题所在：为什么有 38 名目击者，却全部选择了袖手旁观呢？
于是，他奋笔写下了《38 名目击者：珍诺维斯命案》（Thirty-Eight Witnesses：The Kitty Genovese Case）的经典文章。不出所料，该文章迅速火遍美国，并引发了全美民众一片哗然，讨伐之声四起。众多读者纷纷给《纽约时报》写信，霎时间，雪花片般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向编辑部。
有的读者要求将 38 人名单公之于众，让他们接受社会的谴责；有的读者斥责这 38 人懦弱、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有的读者甚至让《纽约时报》出面，敦促纽约州议会尽快修订法律，将这 38 人绳之于法。
然而，就在全民沉浸在「愤怒的狂欢」中时，有两位年轻人，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们没有从道德角度去批判这 38 名目击者，也没有去抱怨美国社会道德沦丧和法律漏洞，而是在想：
莫斯里曾三度对珍诺维斯施暴，并且持续近半个小时，以常理判断，应该没有人会袖手旁观；
而且这 38 人中有些人家里是安装了电话，只要拿起电话报警，就能帮忙受害者，这可是举手之劳，既不会有生命或安全上的顾虑，也不会因与这桩案件「有关」而受连累；
并且，这 38 名目击者中，有的是养儿育女的父母亲，有的从事护理工作，他们不可能残忍无情。
因此可以推断，珍诺维斯遇害当晚，必定有某种「神秘力量」在这些人的心理上作祟。
这两位年轻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当时，达利刚在哈佛大学攻读完心理学博士学位，而拉丹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
达利与拉丹两人考虑设计了一系列的研究，用以测试一般人在哪些情境中会漠视他人的求助，在哪些情境中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
于是两人开始设计实验，由于无法完全复原当时的谋杀案场景，所以他们就另辟蹊径，用突发疾病的场景来替代谋杀场景，看看在面对有人突发疾病的情景下，人们会作何反应。
达利和拉丹以研究「城市大学生适应性」为名，在纽约大学招募了 72 名不知情的纽约大学学生（以下称被试）参与实验，其中女生 59 名，男生 13 名。
与此同时，达利和拉丹还找了几个空房间，其中一个房间让参加实验的被试单独坐在里面，房间里放置有麦克风和音箱，被试需要通过麦克风来谈论自己在纽约大学学习与生活期间所遇到的挑战。
在被试所在房间的旁边，还有其他房间，房间内放置了放音机，放音机中的磁带是事先录好的其他学生关于学习与生活挑战的谈话内容。
并且，所有的房间都以音响线连接，被试可以清晰的听到每一个房间传来的谈话内容，但被试却不知道旁边并没有人，而只是录音机，他们会真的以为还有其他跟他情况一样的被试在场。
实验规则是这样的：所有被试，当然也包括录音机里事先录好的声音，都需要先用两分钟时间讲述自己在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被试必须依据实验主持人事先安排好的顺序进行，先聆听其他被试（录音）的谈话内容，轮到自己时才能发言。
在还没轮到的时候，麦克风是打不开的，被试只能听其他人讲述，方式类似于团体心理咨询。
同时，主持人宣布，基于保密原则，被试与被试之间是不能见面，只能通过麦克风听被试的讨论，并且务必遵守规则，依序发言。
实验正式开始后，首先，实验主持人播放录音谈话，录音中显示，这名学生自称患有癫痫疾病，他用踌躇为难的语调对「在场其他人」表示，自己的病很容易发作，特别是在考试前。同时，这名学生还表示自己在纽约生活很艰难，纽约大学的学习很辛苦，他的声音慢慢减弱。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的声音（录音）出现，他听起来非常活泼健谈，谈论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方向，并谈论自己的情感生活。
而不知情的被试在认真听其他「学生」说，自己也感同身受，他绝对想不到，这些所谓的「学生」全是假的，只是播放录音带而已。
终于轮到被试诉说自己的情况了，被试很真诚地诉说了自己在大学学习与生活的情况，期待能得到他人的共鸣。等被试诉说完之后，接着又陆续播放几段录音，是对大学生适应性问题的共鸣。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之前那个声称自己患有癫痫疾病的「学生」突然发病了。因为所有人都待在彼此隔离的房间，不知情的被试也看不到对方发病时的模样，也无法看到或听到他以为是真的其他被试有何反应。
紧接着，那个癫痫患者的录音继续播放，录音内容显示该名被试起初说话正常，接着开始胡言乱语，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切，然后声音短短续续，最后则不断恳求其他人的帮助，说自己快要死了，救救自己。在一阵急促的喘气声后，录音逐渐陷入寂静。
此时，唯一在场的真实被试，会认为至少还有其他甚至更多的被试在场，其他被试随时可能已经起身下楼向主试求救。然而，被试可以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录音），但房间彼此隔离，看不见其他人。此外，麦克风只在轮到特定人讲话时才打开，因此无法彼此沟通。
被试知道有人癫痫发作，并以为其他人也听到了，但因为麦克风未开，所以无法与他人商讨该怎么处理。那么，此时此刻的真实被试，在面对这样的情景时，会作何反应呢？
实验结果：责任扩散与决策时间
达利与拉丹为了尽可能还原珍诺维斯命案的场景，煞费苦心地导演这场「癫痫发作」的戏，历时 6 分钟，并设计了实验情境。
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只有 31% 的被试采取了救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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