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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展示的研究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在2022年10月份和南沙区政府合作开展的课题——“南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策略研究”。这项研究的源起是要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有自己的特征，包括五个方面：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些特征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往现代化历程的总结，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至于未来期待的现代化怎样实现，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其中有很大研究空间。南沙作为改革开放的战略平台、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体化、实践化，需要因地制宜，设计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框架、路径和策略，这就是本研究的初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谭锐

图源：IPP资料图库

★本文作者：

谭锐，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比较分析

我们考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首先要破题。“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应该怎么样去理解？首先看“现代化”这个词。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有很多研究，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很深入的研究。早在1982年，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美国学者就编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系统论述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书中把现代化这个概念定义为：各国在科技革命冲击下，社会各个层面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国际关系、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整合、科技教育等。我们从这个概念就可以知道，现代化本身有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它涉及到各个层面。

其次是“中国式”这个词，它很好理解，就是要以中国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所以它的现代化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始终都要走自己的道路，现代化不是西化，西方的经验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是不能照搬照抄。

在考虑怎么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时，可以从历史比较的逻辑去思考。所谓“历史”就是要看现代化的进程，它是如何起源、演化和发展的。所谓“比较”就是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的现代化有很大不同，现代化的进程是由西方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启动和推进的，西方式现代化有几个特性：内生性、原创性、科技性、输出性。

内生性是说，现代化是西方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在东西方大交流之前就已经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它有自己的脉络，也就是从文艺复兴结束黑暗的中世纪到海洋大探索时代，再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按照这条主线推进的。原创性是说，在这个进程中，西方有很多原创性的东西产生，在思想、文化、科技、制度等方面，它们的创造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曾有过的。 科技性是说，科技革命是推动现代化的第一力量，现代化的每一次跃升，其根源都在于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从蒸汽机到电力、从汽车到飞机、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无一例外。直到现在，西方仍然因为掌握着前沿科技而主导着现代化进程。输出性是说，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及之后，都要向世界输出它的现代化成果，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源维持和巩固它的现代化进程。

西方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过程的一体两面，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其特征与西方式现代化有一定的对应特性，或者说镜像特性，即外生性、模仿性、开放性、输入性。

外生性是指，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中国在1840年以前的历史不具备产生现代化的条件，中国是被西方列强轰开国门，然后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模仿性是指，中国现代化的很多要素都是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早期的如军火、铁路、开矿、炼钢等，晚近的如金融、财政、教育、科技等制度的建立。 开放性是指，相比于西方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现代化动力，中国是通过开放获得动力的，即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投资机会，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这是中国实现压缩式发展的关键。输入性是指，中国更多的是西方现代化的接受者，引领世界现代化的能力还在培育之中，在资本、技术和制度等方面，还没有实现大规模地对外输出。

从这个历史比较的逻辑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过去40余年，乃至过去180余年，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即“开放——产业——技术——人才——制度”的路径。通过开放，把现代化所需的商品、资本、市场、技术和制度等要素吸收到国内，在国内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包括工业、交通运输、贸易、金融、商业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关键在技术，但许多关键而重大的产业技术掌握在外国企业手中，容易受制于人，就像今天的芯片技术一样。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培养本土的科技创新人才，中国花了大力气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总体上来说，优秀的科技人才及其他领域的顶尖人才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培养出来的。这种差异会进一步追溯到现代化更本质的东西，即制度的现代化。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法律制度、金融体系等，仍然具有较大的先进性，是其他国家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参照对象，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制度体系内部具有互补性，以及历史路径依赖，制度的现代化是所有领域现代化中最难实现的。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面临一个重大转型，这种转型是内在的需要，也是外部逼迫的结果。这个转型就是由“外生性、模仿性、开放性、输入性”（旧四性）的现代化转向“内生性、原创性、科技性、输出性”（新四性）的现代化。这种转型是有先例的。以往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其现代化模式在发展型国家的一系列努力之下，实现了由旧四性向新四性的转型，跻身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强国的行列，成为引领世界现代化的一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有两个内容：一是从结构上看，包含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产业体系、原始科技创新、全球人才集聚、先进制度建设五大领域；二是从动态上看，要加快这五大领域的转型，包括：在开放方面，以“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在产业方面，以新产业结构替代旧产业结构；在科技方面，由技术引进和模仿，演化出自主原始创新能力；在人才方面，由在全国选人才向在全球选人才转变；在制度方面，从外部规则接受和服从向树立国际规则话语权转变。

二、南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回到中国式现代化落地的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地方探索和践行。南沙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它本身肩负着推进现代化、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重任。南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在国家层面。中国地域广阔，地区发展条件千差万别，可能的现代化路径很多。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近700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国家的现代化要落地，必须依靠各级政府去探索。南沙完全可以贡献出自己的新思路、新实践，用具体案例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第二，在区域层面，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层面，南沙肩负着粤港澳融合的历史使命。这种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命题，即如何将不同的社会制度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制度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在城市层面，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城市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贫富分化、发展安全隐患增加等。南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区域，可以采取新技术、新手段、新办法去探索未来城市的发展道路。

南沙有很多优势条件。首先是发展腹地广阔。南沙新区总面积803平方公里，其中自贸试验区60平方公里，在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中面积最大，是其他片区面积的2倍以上。南沙位于珠江口东西两岸之间，与港澳隔海相望，具有内联外通的区位优势。南沙一直致力于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瞄准航运物流、高端制造、金融商务、科技创新、生命健康五大前沿领域，规模初具。南沙以人为本打造软硬兼顾的城市环境，在自然环境、生活水平、民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南沙与港澳的语言、文化、习俗同根同源，地理位置相近，一些在香港有影响力的家族就是南沙的移民，因此在粤港澳合作上有先天优势。

近年来，许多国家和省的重大战略布局都对南沙有溢出效应。南沙在2012年和2014年先后获批国家新区和自贸试验片区。2017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要求南沙“建设成承载门户枢纽功能的广州城市副中心”。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实施，南沙被国家定位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2022年，国家出台《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要求南沙面向世界展开粤港澳全面合作，由此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南沙可以依托新的发展定位，形成与港澳优势互补、协同合作的新发展格局。

三、南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策略

根据前面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框架，以及南沙自身的比较优势，我们提出南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策略，即从五大方面发力：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科技创新引擎，集聚全球高端人才，推进粤港澳制度融合。

在提升对外开放能级方面，一是要抓住国家加入或申请加入RCEP、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的契机，围绕这些国际规则，前瞻性地统筹规划南沙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

二是在对外经贸合作区域的选择上，除欧美等传统贸易伙伴外，可以根据地理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以及国家战略布局，重点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率先在这些区域打开新市场，构建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产业链。

三是利用南沙在关税、外商投资、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金融有序开放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先行先试，探索水平更高、领域更广的开放模式。

四是在数字贸易方兴未艾的时代，充分利用数字产业规模优势，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优势，完善数字贸易治理框架，形成系统性的数字贸易发展总体规划，争取引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在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方面，一是在“制造业立市”，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的大方针下，南沙要有选择地发展制造业，对重点发展的产业，如芯片、人工智能、汽车、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进行系统的评估分析，明确产业布局、技术突破方向和路径。

二是要以一体化的观念发展总部经济，把总部企业作为产业链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引进总部企业的同时，关注那些为总部企业提供产品和配套服务的供应商，推动产业生态建设。

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围绕南沙的制造业、总部经济以及商业航天、旅游会展等特色领域进行布局，包括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法律、财会、咨询等专业服务业。

四是在保证金融系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人民币跨境结算、金融租赁、绿色金融、商业保理、股权投资等方面的业务创新，把南沙建成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大湾区金融枢纽。

在打造科技创新引擎方面，一是要构建“三个面向”的科技创新系统，即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全球，才能真正地将科技研发活动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二是探索有效的“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用户等行为主体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和良性互动关系，解决基础科研与应用转化、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技术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两张皮”的弊病。

在集聚全球高端人才方面，一是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发挥香港人才中转库的作用，推动香港的金融人才和科技人才来南沙做“体验式就业”，通过网络效应带动国际人才在大湾区集聚。可以考虑在南沙设立大湾区人才电子身份证，实行双向免签证制度，促进人才无障碍跨境流动。

二是注意在人才培养阶段吸引潜在的国际人才，对湾区内的外国留学生提供蓝/绿工作卡，享受三面免签证、免税、可申请永居权等优惠政策。

三是注重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才的安家需求，分别对不同年龄层次、技术层次的人才设计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服务，兼顾其子女、配偶、随行人员的生活工作需求。

在推进粤港澳制度融合方面，一是在营商制度建立、“放管服”改革、跨境劳动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等领域探索与港澳的规则对接；

二是在法律服务领域，南沙应侧重于律所合伙联营、仲裁业、调解业、破产事务、科创法律服务、公共服务领域的规则对接；

三是粤港澳的社会融合有赖于南沙在民生事业领域与港澳对接，包括就业资格、教育、医疗、公共住房保障等重要领域；

四是数据跨境流动。当前数字时代，数据信息是新型的生产要素，粤港澳之间的数字互联互通日益重要。南沙可以率先与港澳建立跨境数据共享平台、国际互联网和通信数据专用通道，提升跨境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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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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