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 证

“中国通”与中国共产党

张虹 著

ISBN 978730329052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 59.00

1937 年8 月18 日，卡尔逊抵达上海，此时中国军队正在淞沪战场上与日军殊死战斗。由于时局变化，卡尔逊被迫放弃原先的计划，转入了战地考察。11月19日，卡尔逊离开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启程前往山西考察。1937年12月中旬至1938年2月中下旬，卡尔逊在山西通过两个多月与八路军的接触，见到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中共领导人，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支强悍生力军最真实的一面。3月下旬，卡尔逊又前往徐州和台儿庄前线，拜访了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和守卫台儿庄的池峰城、田镇南等将领，听取了战况介绍，观察了前线的战略战术。后来，卡尔逊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并在林伯渠的安排下于5月初到达延安，成为第一个，也是1944 年7 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之前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军官。毛泽东还专门致信卡尔逊，介绍刘白羽、欧阳山尊等五位文艺青年作为他的同伴，一起前往蒙古前线考察。在蒙古之行中，他们见到了马占山、傅作义、邓宝珊、高双城等抗日将领。后来，卡尔逊分别在冀中、冀南访问了吕正操和徐向前的部队。卡尔逊沿途学习游击战经验并且做了大量笔记。

卡尔逊的考察首先是出于国家利益，花时间冒风险是为了判断战争“距我们还有多远和有多大危险性”。卡尔逊在亲历中日战场并经过专业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止于此。而美国如果想继续保持在东亚地区甚至世界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必须立即停止对日本的物资、武器出售，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来牵制、消耗日本的作战力量。而若想促进统一战线，美国上层需要改变片面支持国民党的路线，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以此为出发点，卡尔逊至少从三个方面塑造了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念：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其敌后游击战争是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战后建国设想是民主的、联合的。

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卡尔逊在对美国上层和海军部传递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时使用了大量的西方式典型话语。比如，在看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手稿后，卡尔逊认为，如果斯诺描述的是真的，那么“毛泽东、朱德将军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不仅只是打一场解放战争，而他们对人民的德行也是真正基督教徒式的”。告别西北时，卡尔逊总结八路军在山西正在“开创一条新生活之路，其政治方面是近乎纯粹的民主政体，而它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则是接近耶稣的故乡提倡的合作的”。这种宗教话语的描述，要结合卡尔逊的信仰背景来解读才不会觉得奇怪。同样，卡尔逊在人物的刻画上也沿用了这种西方形象的代入。比如，他认为朱德具有“罗伯特·E. 李（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司令——引者注）的仁慈、阿伯拉罕·林肯的谦虚和U. S. 格兰特（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引者注）的坚强”，和蔼可亲、纯朴、坦率且正直，凡事实事求是，很谦虚，很低调，从不抛头露面，而对军事形势的分析是尖锐而又具有启示性的。他认为贺龙是“劫富济贫的中国鲁滨逊”，结实，矮胖，爱嬉闹，比他所遇到的其他高级指挥员在某些方面粗鲁一些，但在外向的鲁莽中，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在街上，他（贺龙——引者注）喜欢逗弄孩子，常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中国通”对中国的理解和解读会出现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中国问题的一些生搬硬套的情况，比如上文中卡尔逊对中国共产党的类比和解读就有不恰当的地方，这部分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习惯，部分是由于欧美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不甚了解。甚至在1934年出现于左翼杂志《今日中国》（China Today）的文章《当今苏维埃中国全貌》（Complete Perspective of Soviet China to Date）中的毛泽东画像也是错误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形成联合的背景下，欧美杂志已经开始关注到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故事和传记，但是在国民党信息“围剿”的状态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还甚少被外界了解，这是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

卡尔逊对罗斯福说：“‘中国共产党集团’并不是我们习惯用的专门名词‘共产主义’的含义，其经济计划并不包括土地共产和重新分配财产。”在卡尔逊的叙述中，中国共产党“寻求平等机会、希望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提倡基于公认的、训练有素的个人品德”。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宣传”时，卡尔逊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强调的是‘意志’，士兵要服从他们长官的指挥，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执行他们的职责是正确的，而且他们总是愿意做正确的事。简单地说，就是什么事都讲道理”。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不同于苏联式共产主义政党的新型政党。

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阐释中，卡尔逊同样采用了西方的范式和观念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和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出现了误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卡尔逊对八路军的系统观察中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战中的有序建制。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卡尔逊跟随八路军分队徒步700余英里，对八路军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观察。从军事方面的建制、抵抗模式、军纪、军队条令、娱乐、训练、装备，到薪资、伙食、运输、伤员疏散救治、通信、部队机动，再到政治方面的组织结构、群众工作，以及战略、战术，乃至战例的分析，都体现除了军事观察家的专业度。

卡尔逊在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广大地区与被日军完全包围的八路军同行时，目睹了试图夹击该地区的日军八个纵队（每队一两千人不等）被群众、游击队和八路军的联合力量击退。复杂的地形和内线作战成为优势，但卡尔逊认为八路军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团结一致，战斗精神高昂，并且有一个精心制订的计划。卡尔逊由此发现八路军发展并完善了一套抵抗侵略的特有方式——持久战，并向罗斯福作了详细汇报。他认为：“如果将这种模式推广至所有日军已经或可能入侵的地区，将有效阻止日军的扩张并使得战争得以拖延，可以让中国政府有充裕的时间来组织和培养强大的反击力量，同时持久性战争也将致使日本国力每况愈下。”

为了使罗斯福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持久战，卡尔逊作了生动的比喻：

这种抵抗的方式由3个部分组成，即正规军，辅之以游击队（相当于我们的一支平民武装力量，在其成立地区活动），与民众紧密协作。在每一个县（相当于郡，主要民政首长是县长），人民由县长指挥组成一个团体，由一个动员委员会组织和协调这个团体的活动。县里的每一个村有一个动员委员会、一个自卫队和诸如农民、商人、手工艺人、妇女和儿童不同的团体。自卫队要求过往的人出示由上级权力机构发给的通行证；收集敌人的情报，立刻转送给附近的部队；并负责运送伤病员到其他村庄，伤兵就是靠用这种办法从战场转移到后方医院的。这些团体每天开会讨论当前计划、唱抗日歌曲、喊口号，从而保持高昂的抗战士气。一旦日本人开始朝他们的县城侵入，他们就实施坚壁清野的计划，把多余的粮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防止落入敌人手中。

任弼时向卡尔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任弼时说：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们抵抗侵略的心脏和灵魂。我们的武器过了时，处于劣势，但我们可以用政治教育来弥补其不足。战士和人民都必须懂得中国为什么和日本打仗。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如何和睦相处和如何打败侵略者。政治工作分为三部分：（1）军队内部的教育，（2）居民中的工作，（3）敌人中间的工作。这一计划的第一部分的目的，是建立强大的、士气高昂的、行为堪称楷模的高度统一的军队。连队是教育单位，每一个连队有一位经过训练的政治领导人。每天为不能读和写的人上课，战士必须能读会写。各单位在行军时，课文纸用针别在走在前面的人的帽子后面，这样，战士们可以一边走一边学。借助于演讲、幻灯、演出和游戏，我们竭力给每个人进行正直、诚实、谦虚和合作的原则的教育。

除了介绍军队内部的平等关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弼时还从“人民的政治工作”的角度向卡尔逊解释了“鱼水关系”。鱼若想有效率地在水里游，水的温度必须合适，即“人民一定要明白我们为什么打日本以及他们怎样才能帮助制止侵略”。任弼时还向卡尔逊介绍：“如果我们留在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人民组织在各种协会里，以便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教育。一般，这种组织工作在县里进行，当地文职人员的首领（县长）实行监督。每个村子有一个商人协会、一个妇女协会、一个儿童协会，工人和农民也各有一个协会。参加协会是完全自愿的，不过要努力向人民说明参加的好处。这些协会就变成了进行教育的基本单位。为成年人和儿童建立了学校，使所有的人都能学习看书写字。我们教给居民开会的方法和选举村和县的官员的方法。人民要履行公民的义务，他们就应有权就自身的事务发表意见。”

这支部队的领导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卡尔逊对罗斯福说：“他们的处世态度、行为品德更加近似我们，而不像其他任何中国派系军队那样。”他们与卡尔逊过去在中国见到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用手中的权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卡尔逊说：“我总是发现这个团体的成员都忠厚老实，可以信任，他们不推诿含糊，办事不拖拖拉拉。……这个团体若是答应你办什么事，哪怕是用生命的代价，他们也会信守诺言。他们不推诿托词，他们总是批评自己，欢迎别人批评他们，说只有知道缺点，才能改正错误。这种态度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传统的中国人总是拘泥于繁文缛节，闪烁其词，而这里的中国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待人殷勤而诚恳，不会在‘客套’（在转入正题之前，雍容揖让，品茗寒暄走过场）上浪费时间。他们的信念和训练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必须正直、真诚为人，只有这样才对。他们以乐于奉献的精神谆谆教诲他们的部下。在军队中进行的这种所谓的‘政治训练’以培养自愿乐于奉献为目的。领导（军官们）教育战士（应征入伍的士兵）要有信心，不断地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军队为什么要采取某一行动，等等。在进行战斗之前，领导会将战士们集合起来，向他们讲述军事形势，以便战士们能心中有数地投入战斗，知道可能取得的胜利和失败的后果。其结果是领导和战士互相理解，团结一气。正是这种理解，加上奉献精神和从事正义事业，使得这支军队十年来击败了更为强大的国民党部队，也使这支军队今天能战胜日本人，而中国尚没有其他部队能做到这一点。”卡尔逊继而分析，在美国的部队中，与共产党人在他们的部队中进行的“政治工作”最相似的地方是教授如何做领导。卡尔逊认为，当时美国部队个别的长官接近他们的部下，谈军事，谈品德，解释军事行动，但这种做法还不是太普遍。

卡尔逊观察到八路军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把平民百姓组织成武装集团。他认为以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类似于美国的“国民警卫队”。“领导们学习如何组织游击队，如何组织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这样，所有的民众都被动员起来抗击侵略者。部队也就不必分兵去保卫交通线，而由游击队来执行。他们也接受过破坏敌占区的铁路、水源、供应基地等活动的训练。当敌人对已被八路军组织起来抗日的地区进行扫荡时，他们必须自己携带水和食品。留下来的群众对侵略者恨之入骨，全民同仇敌忾，为八路军提供情报，侵略军对对手的行动摸不着头脑。这样一来，八路军就可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卡尔逊还特别指出：“八路军从来不虐待民众，指战员们都很自律，每个人都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对妇女不存在虐待行为。”这也是为当时所流行的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土匪流寇”的谣言正名。

在北方前线，卡尔逊了解到八路军的三个师部署在通过五台山进入河北西部的山西和察哈尔西北交界线上，在日军的后方和两翼作战，切断了日军所有的交通线。虽然在五台地区活动的八路军部队正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另外还有日军的几路机动纵队从河北省西部进入该地区，“但是八路军像条鳗鱼，在敌人的部队之间神出鬼没，来回穿梭”。卡尔逊形象地描述道：“也许更适合将这比作一窝大黄蜂骚扰着一头大象，八路军打打就走，切断交通线，夜晚频繁出击，使对手不得安宁。”由此卡尔逊也相信了一位日本军官在日记中写的：“八路军真让我头痛。”所以，卡尔逊认为，即使国民政府决定向日本人妥协，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抵抗日本侵略。他们可能会让日本在中国东北再待上一段有限的时间，但一定会抵抗到底，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或者直到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走。

对八路军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在卡尔逊看来，“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在受到坚持抗战的激发和训练、准备忍受种种困难的民众面前很难占优势。它不可能摧毁一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对手的军队。其征服山西的企图大概将像挖掘大洋一样地落空”。卡尔逊已经意识到将这种抵抗方式推广到全中国的必要性，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推广建立在消除国共对立的基础之上。“蒋介石是否愿意用八路军领导者们实际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教育他的下属？他会愿意动员人民起来抵抗吗？”这样的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在日军深入的地区，持久战的抵抗和胜利必须依赖强有力的人民运动。所以卡尔逊对两党的统一战线实际上进行到了什么程度也非常关心。

仅仅是塑造新的政党和军队的形象，对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显然是不充分的，卡尔逊在解释国共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设想方面也颇费笔墨。卡尔逊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在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不再针锋相对，在民族自卫的合作中没有了障碍。虽然途径不同，他们基本上在寻求同样的目标”。但是他随后就发现“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比报道指出的更糟”。他认为：“由于亲日集团力量的增强和更多的证明日本无法征服中国的事例，右派分子得到了鼓舞，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日本利用这种情况来分裂中国的团结。而美国的利益则在于中国国内保持团结。“若是团结破坏了，则日本承受的压力就缓解了。随之而来的抑或是妥协下的和平，抑或是一个在这个国家更为稳固的纯粹的法西斯政权，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卡尔逊相信中国只要团结一致，就有继续抵抗的能力。为了保住自由和获得独立，中国人民愿意作出更大的牺牲。中国虽然资源很丰富，但是组织和发展生产的技术、劳力和智能没有运用或协调起来。他认为只有国外的压力才会有助于加强中国的全国统一战线。卡尔逊进而建议，美国可以声明维护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为贷款的条件，或者在银行存款上作文章。

此外，卡尔逊向蒋介石介绍了敌后抗战的情况，也与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和董显光等人交流观点。与八路军相对比，卡尔逊把两者归纳为不同的“思想学派”。直观的对比当然是国民党舒适的生活和八路军的艰苦朴素，但是卡尔逊也意识到解决目前的日本侵略的问题意识激发出了双方不同的重建主题和政治开拓，无论是与日本的战争，还是战后的建国，都需要拟定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同样的爱国起点，能不能理解人民的诉求逐渐显现出差距。已经意识到中国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卡尔逊，也对中国的命运做了期待：“这个方案必然是建立一个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服务于人民的政府。”

本文选自《见证：“中国通”与中国共产党》（张虹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5）。

关于作者

张虹，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研究与教学。在《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数篇。2016 年获“斯诺奖学金”，赴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做访问学者。现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共对外话语的传递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