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6世纪以后西方人通过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开始认识和向往中国，进而频繁展开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在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中延伸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作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符号，润泽了西方的油画创作，而中国瓷器也从西画中汲取了营养。探讨双方文明互鉴，有益于“中国观察世界”和“世界研究中国”，促进华化、洋化的多向了解，为全球美术史提供一个研究切口。
一
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亚欧大陆“丝绸之路”概念衍生而来的，是绿洲驼队向海洋船队的延伸，但古代中国人说的“海道”其实就是东西方交流的海洋之路。10世纪以前，航海图中有两个集中的海域，一是亚洲航线区，二是欧洲地中海航区。陆地运输成本高、效率低，而航海大船载物多，沿海路能到达各国码头，亚欧沿海很多城市就是因海上贸易而快速发展起来的。
考古发现和楔形文字都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两河流域文明就通过阿曼湾、波斯湾与印度海域之间发起了海运贸易活动。后来，阿拉伯商人的船舶从著名的“条支水道”或“阿拉伯水路”沿着今天伊朗和巴基斯坦南部海湾前往印度河口岸。希腊、罗马商船也沿海岸航行到达当时印度西北海岸的商业港口。公元前4世纪，印度已经有了“中国成捆的丝”。1世纪，随着西亚船手发现可利用信风与海流，更是使“海上商路”风起潮涌，扬帆远航。
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大国，对海洋文明的探索在民间早已经开始。秦汉时期随着国家遣使远赴南洋，中国商品也随船离开南海。广州是9世纪前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很多远洋蕃客来此后身份转化成汉人、唐人。丝绸是中国自秦汉起两千多年的名片，使中国被西方称为“丝国”；瓷器则是中国自唐宋起一千多年的名片，使中国被西方命名为“China”。丝瓷齐名，承载着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生活方式等丰沛的内涵。而在两千多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装载的贸易货物中，丝绸和瓷器可以说是第一个全球化商品，常常被西方买主照单全收，供不应求。
历史上中国的海域曾经十分辽阔，由南海、东海、黄渤海等主要交流活跃区形成。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洋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其航海实践、繁荣的货物贸易和广泛的人文交流构建起独特的时空网络，被称为“东方地中海”，见证了无数居住在海岸线上的先民依托海洋走向世界的文明历程。中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因拥有优良的港口，形成了秦汉“合浦时代”、隋唐“广州时代”和宋元“泉州时代”，强烈的海洋意识使其在物资、技术、人口、购买力等方面为跨区域的航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和保障。虽然明清时期官府一度“海禁”，造成海上商贸减弱甚至衰微，但是海外市场“无形之手”仍为重要推动力，民间烧制瓷器源源不断输出海外。
1世纪后的中古时期，丰富的航海实践使中国海域地理学知识日渐丰富，人们不仅掌握了向东航行到日本、台湾地区的航线，而且积累了从广东出发，前往越南、缅甸、印度和锡兰的航海知识，还间接与幅员广阔的罗马帝国建立了商业联系。唐朝时，广州设立市舶司作为集结各国商舶的口岸，“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表明中国人的视野已经扩大到印度洋和地中海。鲜活的案例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时间为宝历二年（826），从中打捞出七万多件文物，大部分是中国瓷器，其中属长沙窑的有五万件，数量最多。在这艘中东建造的海舶上还有金杯、银盒、铜镜等，以及卷发胡人头像青釉碗，显然是为阿拉伯市场量身定制的，证明了8—9世纪亚洲海上贸易的交织与文化的交流。
两千多年来，西亚商人携带轻便而价值高的乳香、苏合香等香料，玳瑁、珊瑚、珠玑等海宝，祖母绿、琥珀、玻璃等大秦宝物，作为热销商品运到沿海港口，再转运到中国内地。现代学者已经勾勒出亚丁湾作为重要港口二次输出中国货物至欧洲各国的交通线路。地中海是中国瓷器历经漫漫海运输往欧洲之域的关键中转市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便是古代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中心，奥斯曼帝国时又增加了多处转运枢纽，均在中西海陆交通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海路上，丝绸不适宜长久保存，而瓷器却历经千年，遗存于许多国家。菲律宾曾出土约四万件中国瓷器，马来西亚柔佛州拉玛河岸曾发现大量中国明代瓷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曾出土一万两千多片中国陶瓷碎片。据考古学家清理分类，可以确定有晚唐邢窑白瓷、越窑青瓷、景德镇窑白瓷等，而宋元以后的青花瓷更是俯拾皆是，起到瓷器贸易的主导作用。
2007年整体打捞的“南海Ⅰ号”经过之前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见真容，从中获得18万件文物，其中陶瓷占98%，涵盖南宋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等各个区域的外销陶瓷货物。这艘南宋远洋贸易商船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也是海难发生后，古人用悲壮牺牲留给我们的遗产。
目前中国沿海与周边国家海域陆续发现古代沉船，从最早的826年唐代“黑石号”沉船到最晚的1817年“戴安娜号”沉船，时间跨越千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商船，实证了中国造船技术、远洋航线、瓷器烧制范围、瓷器品种等，有力佐证了中国航海贸易史，尤其是瓷器外销史的千年航程（图1）。
从陆地看海洋，千年窑火不息；从域外看中国，工匠精神顶尖；瓷器集中华文明之大美，唐代定窑、耀州窑、越州窑、长沙窑等遍布九州大地，宋代钧窑、汝窑、官窑、哥窑、景德镇窑等登峰造极。熊熊火焰中，白土被烧制成了青白色的瓷器，所有器皿如玉如冰的美感、艺术和手法，犹如火中闪耀的光束，引领华夏工匠一代代琢磨提高工艺，为古老的中国涂上了一层清丽的釉色。
坦率地说，直至15—16世纪初，欧洲人对于中国烧制瓷器的配方还一无所知，其只是透过伊斯兰仿烧锡釉蓝彩陶器听闻过一些中国传奇故事。中国瓷器在这时还没有大规模登上欧洲的文化舞台，在欧洲贵族的礼品单上仍是稀缺记忆。
二
在人类聚居的地方，几乎所有族群都会制陶。陶器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产品。但是使陶器从火中蜕变为瓷器，不是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实现的。按照陶瓷考古的定律，这需要三个条件同时具备：一是高岭瓷土的应用，它们是瓷器的骨肉。二是窑炉温度达到1300℃，冶炼铜锡温度达到1000℃，迈过青铜时代门槛，很多族群无法达到。三是附在陶坯上的釉层。釉也是很多古代国家不知道的事物。公元前3000年时，巴比伦人就烧出了“釉陶”，中国人则在公元前1400年的商朝才烧出“釉陶”，然而，历史的好运没有降临在其他国家，只有中国将商代原始瓷器发展成东汉的青瓷从而得到了命运女神的眷顾。
15世纪前，西方欧洲人对于东方瓷器的认知，其实首先来源于西亚地区诸多国家的艺术品，从中间接地了解到来自中国的瓷器等东方文化。从东南亚到西亚，中国瓷器经由外交、旅行、贸易、传教等不同渠道辗转输入。在印度洋、波斯湾、红海、亚历山大等地的港口均发现过大量中国瓷片，证明瓷器已经进入集市货品流通领域[8]。原先埃及、叙利亚、土耳其、伊朗与中国外销瓷的关系由喜爱与模仿变成了互动与递进。或许是受蔚蓝色海洋影响，“幽蓝神采”的青花瓷带来的新鲜感和审美感，随之遍及西亚城镇。
令人瞩目的是，波斯细密画等艺术作品中出现一些来源于中国的文化故事、瓷器样式，或为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提供了无限的灵感来源。在波斯细密画作品中（图2），有诸多中国瓷器的形象，为瓷器在西亚民众生活中的出现作了图像式的记录。例如，藏于大英图书馆的细密画《胡马和胡马雍花园宴饮赏乐图》中，三个白地蓝花花瓶被绘制在这一热闹的花园聚会情境中，从其色彩、纹样与形制等的特点来看，与东方青花瓷器极为相似。另有多件存世的细密画作品，均出现蓝白青花瓷或是纯白瓷器，绘画出东方瓷器的真实样貌（图3）。这些画面作为“活”的文化媒介，为西方世界间接地了解东方神秘领域提供了来源。
又如约1475—1500年的土库曼商业风格《列王纪》插图，其中《库思老一世与重臣柏琐尔兹密尔交谈》描绘波斯萨珊王朝531年至579年在位的国王库思老一世，其又名“不朽的正义灵魂”，他与传奇人物重臣柏琐尔兹密尔商讨破解印度国王发出的象棋棋局，画作中地毯上摆放着白色瓷壶。
在静态的细密画中依据中国瓷器营造出艺术的想象，既是当时语境下的伊朗画家利用美术创作对历史聚会场景的直观表现，也是他们发自内心喜爱中国瓷器的写照。一幅幅细密画插图可以使人感受到瓷器的国际影响力。而那时的欧洲人不了解中国瓷器，甚至很长时间内误以为瓷器来自印度和波斯，波斯工匠在器物上涂上蓝色厚釉外观以模仿中国产品。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达·伽马初航印度返程后就以瓷器进献葡萄牙王室，洁白细腻、轻巧坚固的中国瓷器震撼了他们。与粗糙笨重、色暗易碎的欧洲陶器相比，中国瓷器犹如神秘的商品，极大地吸引了欧洲人的眼球，促使他们想象着极为罕见的瓷器是用什么材料和技术制造的，甚至以为瓷器是用珍珠贝壳制成的。在16世纪，欧洲市场上仍很少见到瓷器，但是其名声已经传遍各国。
西方人自15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找瓷器生产的秘密，但经过300多年时光，直到18世纪，才知道了瓷器色泽温润如玉、釉面明澈淡雅的奥妙（图4）。1709年，德国炼金术师伯特格尔破解了白釉瓷器的制作方法，他称瓷器是新的“白金”。1710年，梅森瓷器厂设立，梅森迅速发展成欧洲的“瓷都”，不仅模仿复制中国瓷器，证明自己的手工工场可以制作与中国瓷器技艺水平相当的瓷器，而且在瓷器外表上装饰绘画，从“中国风”转向欧洲化，按照欧洲古典主义艺术风格在绘画中加入了希腊神话、罗马寓言和法国艺术等（图5）。瓷塑大师也转而用瓷塑创造上层人物、猴子乐团、猎人狩猎、士兵等造型。正是上层人物的首先重视和浓厚兴趣，保证了瓷器的有效传播与艺术的塑造。
回首15世纪以后中国的“全球史”，首先就是青花瓷名动世界的环球旅行。从小规模流传到大批量订货，在欧洲泰晤士河边、莱茵河畔、塞纳河岸，从国王皇室到伯爵别墅，无不见其身影，甚至厨房面包师和马车夫也以使用瓷器为骄傲。据说瓷器不仅改变了他们的餐饮习俗，而且造成伦敦、巴黎的银价浮动。由于当时欧洲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中国瓷器，因此人们转而寻求仿制品。
中国瓷器从欧洲贵族艺术奢侈品到平民家居必需品的变迁，映照出欧洲不同时代下的社会变迁（图6）。欧洲从最初的采购者、追随者、模仿者，实现了创新者和领跑者的角色转化，使得瓷器在种类品质、造型艺术等方面更加普及于世界各地。随着制瓷秘方不胫而走，神圣罗马帝国疆域上的许多公国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瓷器厂，商人从瓷器中大量攫取利润。随着瓷器的大量使用和价格暴跌，瓷器转而成为中产阶级文化消费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不法商人蒙骗于世，利用中国周边国家的低劣陶瓷产品欺骗收藏者，给爱好中国瓷器的欧洲收藏家造成恐惧，因而人们更加注重保留精妙绝伦的青花瓷器和粉彩器物，并将这精美之物画入各种油画中，以欣赏东方世界面纱后的真正艺术。
全人类对美好生活都有着共同的渴望，而在丝绸、茶叶和瓷器驰名世界的年代，瓷器无疑是高档生活中的桌上极品。西方贵族在日日捧瓷杯、置瓷盘的日子里，与中国瓷器建立起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国瓷器能将物感与审美结合，能够将生活与精神接轨，从而在中西交往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三
18世纪，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扩张，在欧洲掀起了一股渴望了解亚洲的所谓“东方热”。当时欧洲许多艺术家对旅行家描写东方风土人情的著作非常迷恋，对东方文学作品也非常沉醉。对一个欧洲文化人来说，东方自古以来不仅代表着浪漫的异国情调、美丽风景，而且意味着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许多人都向往去东方游历。
早在中世纪以前，西方人就通过绘画展现他们的博物学，他们热衷于天文地理、动物传说、奇花异草、艺术技艺、神人传说、珍宝名物等，无所不包。中国的瓷器成为西方博物学关注的符号，代表着中国文化和东方风格，尤其是中国元明至清初一些器型优美、轮廓雅致、颜色耀目、纹饰奇巧的瓷器，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珍品，仿佛读懂瓷器这个中国文化的符号，就知道东方的奥秘。
从审美角度看，艺术家的使命是在生活中发现美，并愿意通过自己的工具来表现美。虽然很多西方画家没有去过东方的中国，但艺术的热情使他们以熟练的笔触、优美的线条和柔和有变化的色彩，描绘出中国青花瓷、彩瓷等瓷器。画中瓷器简约独特的形状和朦胧柔和的颜色，像迷人的晕染传奇，将瓷器的美传递给赏画的观众。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幅画作中，众多姿态优美的奥林匹亚女神手捧着青花瓷盘、碗、瓶，充满青春与美。那些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瓷器成为高档奢侈品的象征，也成为衬托她们的标志（图7）。
1460年至1470年的《圣母子像》中出现青花瓷碗，1495年至1505年的《东方三博士朝拜》中有盛着礼物的青花瓷杯，1514年的《诸神之宴》中描绘的诸神使用三件青花瓷的“神器”。以上画作都是欧洲著名画家描绘青花瓷传入的杰出作品，而当时稀有的青花瓷作为“圣器”被赋予了“神圣性”，其也是贵族们追逐的珍贵艺术品。自17世纪30年代始，每年至少有300万件瓷器通过海路运往欧洲销售，原来千金难求的中国瓷器涌入市场，以海外贸易经商致富的新兴中产阶级纷纷以来自中国的瓷器作为家居装饰品，因而欧洲美术界卷入了描绘“瓷器小艺术”的风潮。画家有感而作，肖像画、风俗画、静物画、风景画等都再现了人们喜好的瓷器，营造了奢华的场景。
西洋画家通过青花瓷盘为主导，把欧洲人的认知记录、概括下来。他们没有采取东方大写意的寥寥数笔的画法，而是尽力精微地用写实工笔创作作品。他们尽力保存中国青花瓷生动的元素，用精工细雕展现着远渡重洋的东亚器物。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带有神圣色彩的画作，还是17世纪再现富裕人家器用喜好和室内陈设的静物画（图8），都以最直观的视觉效果引导人们迈入瓷器在西方使用的情境中。在17世纪欧洲十分流行的静物画中，少不了白底蓝花的青花瓷器皿衬托（图9）。仔细观察，还可见欧洲各地工匠以新的彩绘、镶金、磨刻等方式重新装饰中国瓷器，从而使瓷瓶、瓷杯、瓷盘、瓷碗更适合西方审美趣味。中国瓷器因其半透明质地和精致花纹成为欧洲人眼中的神奇之物，用来装点居室、宫殿，更显华美，但是西方艺术毕竟与中国风俗有区别，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东方自然景物与西方庭园景观都不相同，因而油画中的瓷器纹饰被改造而趋向欧化，定制工匠也绞尽脑汁适应西方主人的需要。如果说器皿形态的技艺改造也是观念的映射，那么东西方交流碰撞出充满艺术创造力的火花，无疑会引起互察互鉴的熊熊窑火。
随着东亚瓷器大量输入和欧洲本地工匠的生产，17—18世纪欧洲王侯贵族对瓷器的认识与接受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们把瓷器功用从物品实用发展到室内装饰，争先打造瓷板宫室，甚至连拱顶穹隆上也镶嵌布满漂亮的彩瓷。富裕阶层家中物品柜不装点陈列珍奇瓷器，也会遭遇瞧不起的冷眼。瓷器成了欧洲社会等级生活的标志，西方人也从“中国风”陶瓷像和壁砖瓷中遐想东方世界，所以欧洲画家必须把瓷器画进作品中，才能以新视角反映当时的时尚风潮（图10、图11）。
东西方交流绝非单向的，在欧洲人订制的中国青花瓷、彩瓷等器物中，也同样融进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中国窑口的陶瓷画工受到红海、黑海至地中海区域艺术的启发，在出口外销瓷中绘制了大量适应西方人口味的艺术纹样图案[16]，这些瓷器中不仅有纹章瓷，还有西洋仕女肖像瓷盘。在18世纪后双方的对视中，瓷器造型样式的认知和描绘细节的选择都表现了中西交汇的特色。
瓷器是中国深度参与中西之间经济与艺术交流的鲜明标志（图12）。长途远航水手的艰辛、海舶倾覆的巨浪声、海盗劫掠货物的阻隔，使得人们产生过很多误解和利益冲突。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对外开放”“国际分工”“市场化”“全球化”等现代词语。有外国学者将中国宋代拔高地夸张为全球化主角，主观地认为公元1000年就是全球化的开端[17]。不过，海上丝绸之路牵起商贸网络，使瓷器进入欧洲，其带来的文化影响和形成的消费市场，无疑与丝绸、香料、茶叶等具有一样的影响与贡献，同时具有激活曾经蒙尘的古代文明的活力。
图12ˉ 圣母子像ˉ 弗朗切斯科·贝纳利奥ˉ1460 年ˉ 华盛顿国立美术馆藏
中国瓷器带给人类不同国度文明记忆与互鉴，更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抱了世界。中国瓷器以卓越的制造智慧启迪了世界，既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既造成了跨文化的有效传播，也形成了越过海疆的华人形象；既是世界经济的受益方，也是世界文化的贡献者。
穿过历史的海潮波涛，可看到一幅幅西方油画中所描绘的瓷器（图13），蕴含着中国特有的文化根魂、人文之美和东方价值观念。各种造型的青花瓷犹如朵朵浪花澎湃卷起巨澜，涌向中西双方交流的航道，在被海洋覆盖的蓝色行星空间中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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