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历内卷」愈发激烈的当下,35岁的小玉,心态也随之变得颇为复杂。
她是武汉某高校里的一名教师,两年前已评上副教授的职称。
但在竞争白热化的大学校园里,她突然意识到,这之后想要获得职称跃升,仅凭硕士学历很难脱颖而出。
尽管她的教育背景并不差,中西部211院校的新闻传播硕士,但为了将来的职业发展,她决定为学历「加码」。
新西兰某公园里,儿子正在摘栗子|图源受访者@小玉老师在新西兰
于是,「在职脱产读博」成了优选。
全程DIY申请院校、签证成功后,就在去年12月,她带上老公和6岁大的孩子,前往新西兰攻读博士学位。
去年12月,落地新西兰基督城
然而,在异国生活展开的同时,伴随学业上的压力,育儿方面的困惑,对她来说,这些焦虑也无所不在。
大龄留学,一石「三鸟」
去年12月,小玉一家三口落地新西兰。
自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武汉某民办院校任教。同年,她与相恋两年的男友结婚;四年后,儿子出生。
这一回,她带着老公、孩子前往新西兰,是为攻读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
从老师重回学生的身份,她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放眼整个小家庭,也是一个不小的转变。
老公原来是央企工程师,拿到中级工程师证后,随后进入高校当讲师;儿子目前6岁大,完全不懂英文,正在读幼儿园大班。
从中国到南太平洋一隅,这意味着,他们要抛下国内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环境也将全然不同。
1988年出生的小玉,今年三月刚满35岁。在国内高校当老师,想要更多的晋升机会,硕士学历远远不够,这让她萌生出提升学历的想法。
毕业典礼时,为学生拨穗
近年来,随着读博需求的猛增,在国内申请博士生的难度越来越大。
据澎湃新闻报道,国内的博士名额很少,一个博导,大概两三年才有一个博士生的名额,而且可能只是一所211院校。
小玉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国内读博士,以申请制为主,首先需要与导师熟识,再排上队等通知,因为每年录取的人数有限。
选择新西兰,是小玉比对过后的最优解。
一方面是相较欧美等国,学费便宜,一年8000多纽币,换算成人民币3万多。即使在没有奖学金的前提下,他们一家也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
整体而言,性价比高。正常情况下,新西兰的学习年限在3-4年,最短3年可毕业,取决于个人研究和毕业论文的完成进度。
另一方面,当地政策规定,在新西兰读博期间,配偶和子女都可以办理陪读类签证。
也就是说,在小玉申请院校成功后,爱人和小孩可以依附她的学签,申请配偶工签全职工作,儿子也能进入当地的学校读书,享受与本地学生同样的待遇。
小玉就读的学校,坎特伯雷大学的停车场处
同时,小玉也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她没有辞掉国内的工作,选择「在职脱产读博」,不再担任教学任务。
这期间,学校提供一部分的生活补贴。按照原先签订的协议,小玉要在毕业后几年内不能离职,否则要赔偿相应的金额。
尽管有所束缚,但在小玉眼里,大龄留学新西兰,成了「一石三鸟」的选择——无论是对自己或家庭,都是当下的最优解。
兼职打工,「佛系」生活
飞赴新西兰之前,小玉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考雅思,申请学校、签证等,没有找中介,全程DIY操作。
她把这一路的经历,汇集成详细的经验帖,发布在小红书上。也因此收获不少关注者,粉丝数从0到6千,还组建了专门的群聊。
对小玉来说,真正难的是考雅思。她在国内教的是新传专业,多年来脱离了英文环境,语言变成最难过的一关。
连续考了7次,最终拿到6.5分,对于9分制的雅思而言,这已是合格的成绩了。她笑说:「考着考着钱包都空了。」
尚未展开的新生活,给予她的首先不是期待,而是焦虑「何时才能租到房子?」
家附近的街景,摄于2023年5月
当地的租房难度远超预想。小玉是在到达新西兰后开始看房,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既没有前房东,也找不到合适的推荐人。
对这里的房东来说,租金收入反倒是次要的,租客的质量好坏才是主要的。因此在入住前,详细的背景调查是必不可少的,用来考核租房人的信用度。
这一评价标准,除了自身提供的资料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者,一个常年在本地生活的人。
而对暂无定所的租客来说,等候结果的过程也很磨人。房东核实房客信息、与中介沟通等需要时间,有时候等着等着,三五天就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
由于不了解租房的规则,小玉一家三口,只好先在酒店住了近20天。一天光住宿最低要150纽币 (人民币约640元) ,经济上的压力日渐增加。
好在所住酒店的老板,正好是一位中国人。机缘巧合之下,小玉就把他作为自己的推介人,填在了申请租房的表格上。
之后不到五天,很快找到房子搬了进去。位于基督城中心的一套房子,两室一厅,每周400纽币 (人民币约1700元) 。
从租房到买车、置办家具,办银行卡、申请税号等,整个过程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理顺这些杂事后,一家三口的生活,才慢慢步入正轨。
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高。 入住新房后,小玉算了一笔账,七七八八加起来去了15万。尤其是记账时,要把物价水平乘以汇率, 算完觉得钱太不经用了。
她想着,只有在当地找份工,拿到相应的收入,才能抵掉一部分的开支。
租好房子后,小玉算了一笔账
南半球的二月份,还是夏天。当地的学校还没有开学,小玉就在家附近打工,一家中国人开的快餐店,她负责做汉堡、端盘子等工作。
虽然拿的是当地的最低时薪,一天工作4个小时,每小时税后19纽币 (人民币约80元) ,但工作压力小,既不耽误学习,也不影响带娃。
打工几个月以来,小玉最大的感触是,这里没有职业歧视。来店里用餐的人,无论是给小费、还是对待服务员,都很亲切。
后来她还了解到,当地的蓝领,如木工、电工、园丁等,他们在穿着上不拘小节,但实际上一天的工资,比坐班的小白领要高两三倍。
等到开学后,因为博士生没有辅导课程,除了定期参加研讨会和讲座,每两周与导师会面汇报研究进度,一般情况下以自学为主。
虽然有学业上的压力,但也多了更多的空闲。现在,小玉仍利用业余时间,在快餐店里兼职打工。
从出国时充满激情,到如今「佛系」生活,小玉自嘲「只用了五个月」。
新西兰的生活节奏很慢,路上人少,车也少,晚上10点天才黑,却没有步行街和宵夜档。
走在空无一人的回家路上,她感觉,自己正在慢慢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逃离鸡娃,卷在新西兰
之所以选择新西兰留学,小玉有更深层的考虑,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在去之前,小玉就研究过,只要自己能拿到读博的签证,儿子就能接受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与本地的小孩上学没什么差别。
而且学校是根据家庭住址来分配的。小玉儿子所在的学校,距离自己家步行只要十来分钟。这样一来,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成问题了。
不过时间一长,小玉发现并非完全免费。
公立学校每年依靠政府补贴,以及家长捐赠来维持运营。虽说是自愿的,但迫于群体认同,小玉以儿子的名义捐出两百刀。
除此之外,学校购买文具的费用在60刀左右,以及假期的户外游泳课,30刀左右。前后支出300刀左右,相当于学费全免,但额外支出要自费。
经常路过公园里的咖啡厅
更重要的是,比起考试成绩,新西兰的教育更注重孩子的快乐成长。
第一天上学时,儿子表现得有点抗拒,小玉很担心他:因为语言不通,很难融入进去,容易产生厌学心理。
但当天去接儿子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开心,骄傲地说自己交到朋友了。
因为孩子们在学校里非常自由: 每天早上9点上课,到下午3点放学,几乎没有课本和作业。
上课时可以坐着、站着、躺着,以最舒服的方式学习,老师根本不会说什么;午餐时围坐在草地上,边吃边玩边聊天,没有任何的规矩束缚。
虽然课业压力小,但她也不由得开始担心,将来回国孩子的文化课跟不上。
小玉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不会是一个「学霸」,从小坐不住没有定性,在国内「卷」学习成绩,肯定竞争不过别人家。
她观察到,当地华人家庭,尽管不以学业成绩作为主要标准,但会给自家孩子报不同的兴趣班,如钢琴、马术、橄榄球、游泳课程等。
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报班,夹杂在隐约的教育焦虑中,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让孩子在众多的才艺中,发现自己的天赋和热爱。
全家人在公园里玩,背影为儿子和奶奶
于是,小玉试着慢慢放平心态,不对儿子抱有过高的要求。
接下来她的计划是,在小孩学好英语的同时,多学习开拓新的技能。
「我觉得小孩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最起码这种鸡娃的方式——给他报不同的兴趣班,实际上也是不断试错的机会,慢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
「再不济,能让他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氛围,性格上更加开朗自信,也足够了。这个过程或许会比较漫长,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
在小玉看来,相当于换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虽然教育焦虑不可避免,但这条路可以越走越宽。
如何守护好孩子的快乐童年,她仍然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索中。
前两天,儿子说:「我还挺喜欢这个学校的,老师同学都非常nice。」
小玉没想到,年仅7岁的他,连一句英文都听不懂,却能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适应得这么快。
本文图片来自受访者小红书@小玉老师在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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