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宋王朝建立方式的特殊性，赵匡胤为了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建立并施行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防范措施，进而形成了宋朝独有的政治氛围。

军事上采用“守内虚外、内外相制”，官制上施行“内外相维，上下相制”，通过制度改革使权力分散，皇帝权力得到增强的同时宰相的权力相对削弱。

在各种制度和风气的加持下，政见之争逐渐演变为朋党之争，负责监督和纠劾大臣的台谏官议论言事的环境逐渐形成，并对皇权、相权等各方势力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谏制度的形成

为了对文武百官进行监督，自北宋起就逐步建立了一套自上至下的监察体系，体系又分为中央监察制度和地方监察制度两部分，中央由御史台和谏院构成，地方监察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为：通判、监司和走马等。

1.台谏制度的特点

中央的御史台和谏院主要对宰执大臣进行监督而非对皇帝的规劝，因此，又被称为：“人主之耳目”。宰相作为朝野中百官之首，因此对其的监察是重中之重。

其实台谏官在唐朝就出现，但“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容斋四笔》卷 11《唐御史迁转定限》）。时常受到宰相掣肘。因此，宋朝从一开始便将台谏与相权拆分开来。

宋朝时期台谏官的准则为：“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容斋笔记》卷 1），此外，宋朝时的台谏官还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纠劾，史称“风闻言事”。

监察制度的完善和完善使得台谏官拥有较大的言事和监督权力，对于宰相和皇权均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但也为党派和朋党之争铺垫了基础。

2.台谏制度的两面性

由于宋朝时期对于科举制度的高度重视，门第观念逐渐淡化，更多的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因此当时士大夫的群体构成已发生极大改变，科举取士作为主要手段，学者型士大夫数量急剧增加，历史上有名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均属此类。

但随着取士数量的增加，升迁机会也随着减小，因此，常出现抱团取暖、相互结党的现象。

另外，由于言事和谏言风气的逐渐浓厚，使得各个谏官均可以畅所欲言、针砭时弊，这便难免会产生政见不合。

此外，当时的皇帝曾宣扬：“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1）的主张，甚至立下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卷 379《曹勋传》）的誓约。这一方面使得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党派之争：

作为当权者，皇帝为了给谏官营造良好的言事氛围，曾有多位皇帝多次发布鼓励言论：“古者振木铎于路，所以采四方之风谣；设兽樽于庭，所以来群臣之谏诤。既物情之无壅，则朝政以允厘”（《宋会要辑稿》）。

到了宋仁宗时期，此风气更甚，“诏群臣直言阙失”（《续资治通鉴长编》），多次下诏要求他们直接谏言。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使得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在整个宋朝的历史中，朋党之争一直伴随着台谏制度左右，各种派系层出不穷，斗争规模也愈演愈烈，带来的消极影响逐渐盖过其积极作用。

其实，台谏制度首创于唐朝，其消极影响也一直存在。早在晚唐时期，当时的李党虽“独立不惧、经营四方，有相之功，虽奸党营限，而义不朽矣”（《迷梦诗序》韩愈），但其带来的恶劣党派斗争远超其对朝政的正面影响。

因此，宋朝皇帝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党派的形成，禁止学生对考官进行“恩师、老师”等称呼，但效果并不显著，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很多相互敌对的党派便以此为攻击手段和说辞对对方进行弹劾，甚至通过此方法排除异己。

作为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此现象在宋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当时出现：“朋党之祸，自古及今，未有不败亡者。今日之事，不过早晚耳。”（《宋史·礼志二》李昉）的言论。

台谏制度的创立是为了对皇帝的言行以及朝内以宰相为主的官员进行监督和劝谏，尽管后续产生了严重的党派斗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和相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台谏制度的影响

宋朝时，皇族在吸取前朝关于台谏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台谏制度。通过皇帝的诏命和对谏官的权利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朝廷的既定目标，也对不同的权力主体产生了不同影响。

1.台谏制度对皇权的影响

由于台谏的设置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通过谏官的监督和劝诫使皇帝的言行得到约束和规范，因此，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该制度的效果也逐渐凸显。

由于皇帝的言行都受到监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皇权受到了限制。例如：

“仁宗初，富弼上言：‘陛下赏赐过度，臣恐有损国库。’仁宗曰：‘朕自有分寸。’富弼曰：‘陛下之分寸，臣不敢知也。’”（《宋史·富弼传》）。

“哲宗即位，富弼上言：‘陛下宜勤政爱民，勿以私利为念。’哲宗曰：‘朕自有分寸。’富弼曰：‘陛下之分寸，臣不敢知也。’”（《宋史·富弼传》）。

富弼在两位皇帝的在位期间，就过度赏赐和皇帝自身的贪污问题提出过建议，并且收到了良好回应，这便是台谏制度的优秀成功案例，但这也侧面反应了皇帝的行为和习惯会受限制。

尽管台谏制度是皇帝制定的，并且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规范自身的行为，避免错误行径或诏令带来不良影响，但也并非每个谏言者都像富弼一样得到正面回应。

苏轼作为宋代著名文学家，一生之中被贬数次，其中不乏一些因为自己谏言受到反对的情况。

“臣之所言，皆为陛下之利，而陛下之所行，皆为臣之害。臣之所以不得不言者，以臣之所见，陛下之所不见也。臣之所以不得不去者，以臣之所闻，陛下之所不闻也。臣之所以不得不死者，以臣之所知，陛下之所不知也。”（《苏轼集·答司马光书》）。

其实，对于皇帝而言，由于台谏制度的存在，自己不能随心所欲的颁布诏令，言行受到大家的监督，看似皇权受到了削弱，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由于台谏制度的存在，许多官员和士大夫可以畅所欲言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集思广益，帮助决策者排除错误的政策决策，这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皇权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台谏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盛行也提高了官员在宋朝的地位：“宋之制度，官爵之高下，俸禄之多寡，皆以科举之成败为主，而世族之势日薄，士人之势日盛。”（《宋史·职官志》）。

随着官员地位的提高，虽他们分得了部分皇权，但是对于朝廷腐败的抑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皇帝的权力受到制约，独断和专制的情况有所缓解。

2.台谏制度对相权的影响

与台谏对皇权的复杂影响一致，其对于相权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并且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在制度确立之初，政府确立的原则是宰执不预和君主亲擢，目的主要是使台谏官和宰相相互分离、各自独立，使相权得到控制和监督，也使台谏“弹击之际无所顾避，而得尽公议也”（《尽言集》）。

但随着台谏制度后期演变为党派之争和朋党之争，许多党派需要拉拢位高权重之人以壮大自身，宰相也在此时与之“双向奔赴”，此时的台谏往往沦为宰相的附庸。

以至于出现：“自熙宁以前，台谏之力争犹足以见立国之泽。熙宁以后，则台谏为大臣私人而立国之泽渐不足恃矣”（《宋大事记讲义》）的描述。

由此便可以看出，尽管朝廷的目的是通过台谏制度使相权得到制约和控制，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背离了其最初的目的。

随着相权的逐步扩大，对于朝廷中不属于自己派系的官员逐渐打压，以至于出现：“先帝法度废改殆尽，前朝所用之官，弃逐无一人在廷”（《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情况。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消彼长之下，随着相权的扩大，皇权在此时又被一定程度的削弱，宰执等可以通过台谏制度对皇帝施压，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将台谏也据为己有。

随着朋党之争愈演愈烈，适时大家都知道台谏制度终究走向失败：“意有规于后也，卒不能救绍圣、崇宁之横流，至使故家遗俗，流风善政，扫荡无余，而胡虏之变作矣，事之微渐，甚可畏也”（《武溪集》）。

最终，如众人预料，台谏制度终归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施行的过程中，也曾对维护统治、中央集权做出过贡献，对于皇权和相权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而长久的。

总结：

为了实现权力分置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宋朝施行了台谏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谏制度逐渐演变为朋党之争，偏离了制度建立的初衷，但在施行的过程中也对皇权和相权产生了不小影响。

对于皇权，由于前期的谏官可以对皇帝的行为和言行进行规范，因此皇权受到削弱，但随着官员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皇权逐渐得到增强。

对于相权，由于前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限制相权，因此前期相权得到了有效制衡，但随着时间推移，朋党之争导致派系林立，宰相的入场使得台谏与宰相携手，相权得到空前加强。

参考文献：

1、《容斋四笔》

2、《续资治通鉴长编》

3、《宋史》

4、《宋会要辑稿》

5、《迷梦诗序》

6、《苏轼集》

7、《尽言集》

8、《武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