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家里没有母亲,这是这个家的秘密。

2007年,张雅楠13岁。

她的发小来例假了,发小的母亲遮遮掩掩地抽出一张卫生巾,带女儿去了厕所。

处理完毕后,发小的母亲问张雅楠:“你‘身上’来了吗?”那时,张雅楠不明白“身上”是指女生来月经,也不清楚月经意味着什么。

发小阻拦,她母亲说:“这有啥不能问的?张雅楠守着她奶奶长大,没有人教她这个。”

她转过头,继续向张雅楠发问:“对了,你知道你妈妈怎么来的吗?”张雅楠摇摇头。

她饶有兴致地说:“你妈是被你爸买来的。”

时隔多年,张雅楠仍然感到愤怒,“她说大姨妈就说大姨妈,说什么我妈!太不尊重人了。”

发小的母亲说的是一个事实,13岁的张雅楠,不清楚母亲是如何被“买”到家里,从懂事起,她隐约觉得这是家里一件难以启齿的事。

她从不主动打听母亲,只从邻居和奶奶交谈时透露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母亲的故事。

母亲离开时,张雅楠才满月。

奶奶说,母亲作为南方人,生活和饮食习惯与北方人大相径庭,母亲才离开的。

“我做个粥的功夫,雅楠妈就把一只需要拔毛的鸡做好了,鸡肉还是雪白的。”

邻居们口径一致地告诉张雅楠,她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都是五官漂亮的姑娘。

只有这些,张雅楠的脑海里并不能想象母亲的模样,睡觉时,张雅楠喜欢把头埋进被窝里,奶奶一边帮她掖被角,一边念叨,她像小鸡仔的睡觉姿势是遗传了母亲。

张雅楠用“钝感”这个词形容小时候的自己。

她接受任何一种母亲离开的说法。

即便是第一次听说母亲是被人贩子拐卖、再贩卖到父亲家里,13岁的她也在父亲和奶奶面前保持沉默,多年后,她回忆时说:“作为我爸和我妈的姑娘,给往事力所能及的体面。”

这件事,是家里的秘密,她从不刨根问底。

她也试图追溯原因——或许因为童年很快乐,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任何缺失。

母亲离开后,父亲没有再娶。一家人生活在河北省的小村庄,房屋坐南朝北,张雅楠和奶奶住东屋,父亲住西屋。东屋的床头上有一方小窗户,父亲晚归,会站在窗口看看女儿,张雅楠没盖好被子,他会进屋帮女儿整理。

后来,女儿渐渐长大,父亲意识到不方便,便没在窗口驻足。

然而父亲也有粗心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手里的烟头不小心把张雅楠的耳朵烫流血了。

张雅楠嚎啕大哭,奶奶心疼孙女,骂了父亲半个多小时,父亲耷拉着头,手足无措。等奶奶骂累了,父亲扭头出门,再回来时,怀里抱着好几瓶不同口味的水果罐头。“要是我生病,不打针不吃药,吃罐头就能好。”张雅楠说。

那时,在物质贫乏的年代,罐头是村里最洋气的食物。力所能及能给的,父亲都给她了。

正因为此,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家里缺少母亲这一角色,张雅楠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2013年,张雅楠高三毕业。成年后,她以一个大人的身份,和父亲聊起了恋爱的话题。

让她惊讶的是,父亲竟然也以对待成年人的方式回应她——第一次和她聊起了母亲。

“听说妈妈是买来的?”张雅楠找到一个适当的契机,见缝插针地问父亲。

父亲问张雅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张雅楠如实回答后,父亲沉默良久,说:“你要是有点啥想法,可以和你妈联系。”

“怎么联系?”

父亲当时倚靠在门框上,正在刮胡子,他指了指屋里的柜子。张雅楠停止搓衣服,顺着父亲的引导,从屋里一个老式木头柜子里,拔出抽屉,在角落找到一个老旧的眼镜盒。张雅楠赶紧擦了擦手,从眼镜盒里取出了一封信。

那封信的折痕很深,扫了一眼落款,岑春美,时间是1997年。“岑春美”是母亲的名字。

信的开头,母亲向父亲问好:“铁军好,你在家好不好,家里高粱地是否安好?”

接着,她在信里关心起女儿“燕南”的情况。

张雅楠举着信跑到父亲面前:“信里说的‘女儿燕南’是我吗?”父亲点头。

女儿出生时,妻子岑春美给她取名“张燕南”,寄托自己对南方家乡的思念,岑春美无时无刻地希望自己变成一只燕子,飞回南方的家。

在铁军家待了两年多后,岑春美实现了心愿,铁军将她送走了。在她离开后,算命先生说“张燕南”这个名字与长辈相克,便没有采纳。

岑春美对此并不知晓。

信的结尾,岑春美提到她的家里遇到困难,希望铁军能寄1000元钱给她,并留下回信的详细地址。那个年代的1000元,算是一笔巨款。

“钱,寄了吗?”读完那封信,张雅楠想到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这个。

“寄了。”父亲刮完了胡子,淡淡地说。

那封信是铁军与岑春美书信往来的最后一封,之后的16年,他们再没联系。

在那之前,铁军给岑春美寄过两次钱,每次都是几百元。

父亲告诉张雅楠,信上有母亲老家的地址。

笔迹褪色了,张雅楠勉强从模糊的字迹里辨认出是在浙江省慈溪市的一个村子,具体门牌号被信纸折痕压得看不清。

她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拿这个地址怎么办。

为了不让自己失望,犹豫了许久,张雅楠最终还是没有给母亲写信。

在那之后,张雅楠变得愿意听邻居聊起母亲。

胡同里住着的田老太太,路过张雅楠的家时,自言自语地念叨张雅楠洗衣服的样子和母亲一样,动作利落。田老太太问她是否记得,在张雅楠小的时候,岑春美经常给她寄亲手织的毛衣,每次都寄一大摞,图案十分精致。

张雅楠摇了摇头。

田老太太还说,她以前和母亲的关系特别好。

岑春美刚被卖到村子里时,曾逃跑过一次,就躲在田老太太的衣柜里。后来,张雅楠父亲和大伯找来了,大伯动手打了母亲。母亲岑春美害怕得大叫,整个胡同都听见了。田老太太说到这些时,感慨道,铁军是个老实人,一直挡在岑春美的前面,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她。

生下张雅楠以后,岑春美抱着孩子再次想逃。她走到村口的山坡上,铁军把她劝回来了,铁军从没打过她,但是会向她甩脸子,抱怨她没出月子,大人孩子都伤身体。

最终,铁军放弃了,他说:“人留不住就不勉强了,孩子得留下。”1994年6月,父亲给母亲买好南下的车票,亲自把她送上了离家的车。

成年之后,张雅楠渐渐意识到,小时候的“钝感”演变成了心中“缺失的一块”。

她第一次离开家乡,人生中第一次坐地铁,也是第一次远行。从北京回来后,有个念头存在她的脑海中——她想去母亲的家乡找她。

大学开学,马上迎来十一假期,男朋友杨河问张雅楠打算做什么,张雅楠掂量着自己攒下的2000元钱,她第一次将计划告诉了他人。

杨河迟疑了一下,说:“我能不能猜一下,你为什么去浙江?”他俩是高中的同桌,毕业就开始谈恋爱。张雅楠示意让杨河继续说,杨河说:“我认识你那么久,从来没听你聊过你妈妈,我猜你去浙江,是找你的妈妈。”

张雅楠很震惊,原本她想的是,“你可劲儿猜,反正我啥也不说。”她从小习惯了自我保护,绝不会将母亲的故事对任何人全盘托出。

杨河执意要陪张雅楠一起去,于是,两人分别向家里编了一个国庆节不回家的谎言。

9月9日那天,杨河陪张雅楠赶公交车去火车站的售票口购票,公交车走走停停,张雅楠从小晕车严重,一下车就吐了。杨河问她是否要放弃,张雅楠有气无力地回答:“去。”

20天后,他俩正式踏上去往浙江的火车。

前途未知,张雅楠不敢想象久别重逢的画面,她安抚自己,十多年前的地址,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也许只是一趟平常的旅行,俩人提前备足泡面和饮料,杨河还打包了一只烤鸭。

23小时的硬座,张雅楠的晕眩感再度袭来,晕车晕得厉害,什么都没吃,烤鸭也馊了。

9月30日早上9点,杨河推醒趴在桌子上昏昏沉沉的张雅楠,她疲惫地抬起头,眼前的画面让她瞬间清醒了——火车正在跨越长江。

张雅楠第一时间没判断出眼前的大河是长江,杨河拿出了地图给她讲解。

张雅楠盯着长江看,反复和男友确认:“我们到南方了,我们真的到南方了?”

“我们到南方了。”张雅楠喃喃自语。

藏在心里的小念头,被波澜壮阔的长江催化得愈发膨胀,张雅楠感到鼻头酸涩。

“火车跨过长江持续好几分钟。那时,我忽然觉得想见妈妈成了一种念想。”张雅楠说。

跨过长江以后,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张雅楠的心也越来越紧。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心里默默地想,岑春美或许搬家了、远嫁了。

从杭州站出来时,两人马不停蹄地打车去往汽车站,两人查好了路线,接着转大巴车。

前往慈溪市的车,2个小时后才发车,张雅楠服用了防晕车药,跟男友之间沉默不语。

汽车驶出杭州,水稻、河沟飞速在窗外闪过。

到达慈溪市,张雅楠花70元打车去往观城镇。之后,他们又坐了一辆电动黄包车,赶往信里提到的村子。晚上6点,终于抵达村里。

“我的地址,就到这儿了。”张雅楠告诉杨河。

村里的房屋密度很大,排列在街边,房屋里没有院子,街道上架着小桥,桥下有一条散发着腥臭味的小河流。在张雅楠的家乡,问路一定找老人,他们是当地的万事通。张雅楠走到一个老奶奶的身边,向她打听岑春美的地址。

老奶奶一张嘴,他们却一句话也听不懂。老奶奶讲的是当地方言,他们手舞足蹈地比划半天,发现老奶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普通话。

两人只好先找到一家旅馆,暂时歇脚。

在旅馆里,她告诉男友,明天早上再找半天,中午就退房,找不到就返程。当晚,张雅楠躺在旅馆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想象自己和母亲会不会在村里擦肩而过,如果是在街上碰面,会因为两人长得太像,互看一眼吗?

第二天早上,张雅楠拖着行李箱,询问当地的年轻人,跟杨河来到了村里的政府办公处。

她直截了当地报出母亲的名字,对方用普通话问:“你找岑春美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