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失踪多年的母亲，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14年，却始终未能遇见。

一

2017年8月16日下午，正在外地室内装修工地干活的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你好，请问你是张志伟吗？”

由于电话来自父亲打工的城市，原以为是父亲出什么事了，然而电话里的内容，如晴天霹雳，让我半天没缓过神来。

对方说，我消失40年的母亲冯莲英找到了。

联系我的是一名李姓律师，在核实完双方信息后，李律师提出和我见一面，说有些事不方便电话里讲。

我叫张志伟，1976年出生在西南地区的偏远山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上有两个姐姐，我是家中老幺。

1977年春节，在我不到一岁时，母亲突然失踪，父亲苦寻了40年，人没找到。如今，母亲却突然天降，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放下电话，我赶紧给远在深圳的二姐张利红说了这事。

电话里，二姐沉默许久才问：“这事儿，大姐和爸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先去了解清楚再说，你要不要回来？”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我身体不好，回来一趟挺费劲，再说这事真假难料，你先去打探清楚再给我回话。”二姐的拒绝是意料之中的事。

二姐比我大5岁，17岁就辍学跟人外出打工，很少回来；20岁时，二姐挺着大肚子和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回来登记结婚，男人是邻村一个死了老婆的鳏夫，和前妻已有一个儿子，家里穷得叮当响。谁都知道二姐这样嫁过去，明摆着是要吃大亏的。

父亲为此和二姐大吵一架，“如果要嫁，你就永远别回这个家。”

不知是赌气还是对这个家积怨太深，二姐说了一句让父亲至今都无法释怀的话：“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如果不是你无能，妈至于失踪吗？你问问老大老三，谁稀罕这个家？”

父亲瞪大双眼，用粗糙的大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后双手狠狠扯了扯衣服, 转身离开时，有些颓然地说道：“利红，爸是怕你吃亏啊！”

果不其然，二姐的婚后生活异常艰难拮据。

次年，二姐生了个女儿，一家四口一直在外地打工。很多消息都是别人传回来的，这个二姐夫不但没本事，还不愿踏实干活，总想挣快钱，遇事不顺就酗酒，听说还动手打了二姐。

性格倔强要强的二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更别说回来了，她知道村里说什么的都有，等着看她笑话的人更多。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二姐回来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清。

放下二姐电话，我赶紧拨通父亲的电话：“爸，我明天来您那边办点事，等事情忙完了顺便过来看看您。”

简单寒暄了几句，就赶紧挂断电话，生怕父亲听出异样。我知道在弄清真相前，绝对不能刺激父亲和大姐。

二

关于母亲失踪这事，还得从40年前说起。

1977年春节前夕，26岁的母亲去镇上赶集置办年货，这一去便再无音讯，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父亲疯了似的八方寻找母亲下落，连村里村外的山涧悬崖都寻了个遍，依然踪迹全无，最后不得不报警。虽然有了警方的帮助，但还是没有母亲的消息。那一年，大姐8岁，二姐6岁，我不到1岁。

母亲消失后，家里乱做一团，没人管我们吃喝拉撒，爷爷奶奶走得早，父亲又是家中独子。开始那俩月，父亲没日没夜地外出寻找，很少在家，都是亲戚邻居过来搭手帮忙照顾我们。

渐渐的，村里各种传言四起，说母亲是掉河里冲走了；被坏人掳走了；让鬼怪吃了；跟人跑了……说什么的都有，总之母亲的失踪，成了村里的传说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加上父亲不善人情世故，情绪也特别敏感，别人来家里帮忙时，总免不了劝说几句宽慰的话，真心假意都有，父亲听着别扭，不好说什么就拿脸色抗议，慢慢的大家来的次数就少了，只偶尔关心下找人进度。

母亲失踪后，父亲外出寻找母亲期间，大姐张利华扛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背着我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后，就辍学在家专心照顾我和二姐，养猪、放牛、种地，大姐学着大人一样一样地做。

对于那些传言，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母亲跟人跑了”的说法，总觉得那不是事实，母亲也不该被人那样亵渎。

性格刚烈的二姐经常因此和人吵架，甚至动手打架，性情温和懦弱的大姐则选择息事宁人偷偷抹眼泪，拼命干活来维持家中生计。

两年后，父亲减少了外出寻找母亲的次数，开始在家帮着大姐干农活和照顾我们，这样看似平静地过了几年。

三

谁都以为父亲会慢慢放下，淡忘这事，或者再找一个女人过日子，哪知家里又突发了变故。

大姐16岁时，因过大的生活压力和长期的隐忍憋屈，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异常，经常自言自语对着空气与消失的母亲说话聊天。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加上周遭环境的反复刺激，最后，大姐竟然疯了。

大姐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样是干活的好手，不吵不闹。5年后，大姐嫁给同村一个同情她遭遇的男人，那个男人对大姐还算呵护有加，他高中毕业后跟人学了两年厨，现在在城里当厨师。

大姐出事后，父亲彻底崩溃了，他把所有的怨恨都归结到母亲失踪这事上。找到母亲要一个答案，成了支撑父亲活下去的动力。

那时二姐特别害怕步大姐后尘，总想快点长大，逃离这个名存实亡的家，所以才会慌不择路地草草结婚。在二姐心里，家里所有的不幸都因母亲失踪所致，对于母亲，二姐更多的是怨恨。

母亲失踪时，可能我年纪太小，对母亲的需求没有其他人那么大，加上大姐一直对我照顾有加，我算是家里正常成长的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跟人出来学干装修了。

大姐结婚后，父亲又随着打工潮辗转北上广，一边打工一边拿着母亲的照片到处打探消息。

四

10年后，母亲依然了无音讯，50多岁的父亲因常年在工地干活，身体大不如前，选择回到省内的三线城市，找了个帮人看门的活，一干就是14年。

外人只知道父亲是有儿有女的单身老头，不知道父亲心里藏着一个秘密，虽然没到处声张，可我知道对父亲来说，除了寻找母亲的方式变了，别的都没变。

只是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失踪多年的母亲，竟然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14年，却始终未能遇见。

见李律师前，我在心里准备了无数个疑问，打算在见到母亲那一刻一股脑问出来。为命运多舛的大姐，为远走他乡的二姐，为一生漂泊的父亲问一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一声不吭地抛弃我们？万语千言如鲠在喉。

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一切期望瞬间化为乌有。

李律师说这事源于一起交通事故，一周前的一个雨夜，一辆汽车因刹车失控将母亲当场撞死，他说死者老伴赵建平是通过熟人找到自己，希望能帮忙多争取一些赔偿金。

李律师在核实相关资料时才发现，死者身份证信息与户籍信息不符，身份证是张凤芹，而户籍信息显示是冯莲英。

本着对死者负责的态度，李律师多方筛查核实后，发现几百公里外确实有一个与死者年貌相似，名字也叫冯莲英的女人，但此人在1977年就被列入当地失踪人口档案库，至今下落不明。

等见到赵建平老人，李律师让他出示结婚证明，帮助争取赔偿金继承权时，老人支支吾吾地搪塞，一会说找不到了，一会又说丢了。

在被告知如果不是合法夫妻，就不能以死者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来打这场官司，更不可能继承这笔赔偿金。赵建平才承认，他们确实没登记结婚，只因当初彼此合得来，嫌办手续麻烦，就这么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也没要孩子，更不图什么，只是相互有个照应。

五

听到这里，我如遭雷劈。

在走访调查时，所有认识赵建平老俩口的邻居，对他们的印象也都很好，虽然不富裕，但还算和睦。但让李律师吃惊的是，赵建平说钱他可以不要，但这个官司无论如何必须打，而且要尽可能地多争取赔偿金。

为了找到合法继承人顺利起诉肇事者，赵建平道出了真相。

赵建平说自己不是死者唯一的男人，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登记结婚，是因为张凤芹在老家还有一个合法丈夫和三个孩子。

至于张凤芹当初为什么离开原来的家庭，而选择和他在一起生活，赵建平始终避而不答，只让李律师一定设法找到她的三个子女，将赔偿款分给孩子们，他一分不要。

听到这个消息，比当初母亲突然失踪更难让人接受。

尤其是父亲，他苦苦寻找的这40年，是因为他相信母亲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坚信母亲不会抛弃我们，就是这份笃定的信任和坚持，才让他一直没放弃寻找母亲。

而赵建平的存在，打破了之前我们对母亲的所有幻想。

唯一欣慰的是，母亲这些年过得还算不错，虽不富裕，但身边有人疼也有人照顾。虽然因为一场突发车祸意外去世，但母亲活着的时候，至少过得比我们每一个担心她的亲人都要好。

虽然谁都不愿承认母亲当年抛弃我们的事实，现实却给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