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经威震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沙场战将变成目光呆傻、步履迟缓的老头儿；

他用怀疑的目光瞧着20多年未见面的妻儿；

当年“潘扬集团”案波及全国，受牵连的多达数百人；

20多年后，乌云终于扫除，这位老人当年遭受的迫害或许已成了历史，但这段历史，却可以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镜子”，它照进现实，也照亮未来。

配图｜老人背影

血气方刚的青年

扬帆原名石蕴华，曾用名殷扬，笔名扬帆，江苏常熟人，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1925年，16岁的扬帆从常熟到上海跟随叔父，在当时的华东中学读书。后来因家庭困难，扬帆无奈辍学，后跟随叔父，在银行找了个“练习生”差事。期间，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学习，读了不少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书籍，并且结交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朋友。

1931年的除夕，银行照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银行职工聚餐会，血气方刚的扬帆，在谈吐之间，抨击了银行的黑暗。他的“越轨”行为激怒了银行头头，同时也引起他的叔父不满。没过两天，扬帆被开除了，叔父也没有帮他说情。扬帆离开银行，又想方设法进入北京的文治中学读书。1932年，扬帆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院。1936年，扬帆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党同意他到南京戏剧学院担任总务主任。第二年，扬帆到了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且在上海《译报》社担任编辑。这一年，扬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配图｜入党宣誓

在新四军军部

1938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交给扬帆一项任务，带领一支慰问团到皖南山区，慰问叶挺和项英领导的新四军。

扬帆接受任务，组织慰问团秘密地携带许多药品和进步书籍，一路上冲破了日、汪、蒋的层层封锁，几经辗转到达新四军所在地。在新四军军部，副军长、军政治委员项英同志把扬帆留下来当秘书。

就在扬帆担任项英同志的秘书不久，有一天，项英翻着从国统区弄来的报纸，嘴里连连说：“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项英接着又问扬帆：“你是刚从国统区来的，你知道江青的历史吗？”

扬帆瞥了一眼桌上的报纸，回答说：“知道一点，我同唐纳是朋友……”

“那你赶快写个材料，我替你转延安党中央。”项英说。

配图｜项英

于是，扬帆便根据项英的指示，赶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项英，由项英转送延安。没过几天，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李一氓，心事重重地来找扬帆。他对扬帆说：“快给中央发个电报！”

“发什么电报？”

“有关江青的电报！”

俩人商定后，便由扬帆起草，李一氓签字，向中央发了一份“此人不宜同主席结婚”的电报。可是，扬帆发的电报，加上上次写的材料，全部落在当时担任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谁也没看到。

1940年，扬帆调到新四军军法处当科长，这一工作的变动，决定了扬帆与政法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一份材料和一份电报，也已经给扬帆种下了祸根。

配图｜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北移。6月，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激战7个昼夜，弹尽粮绝，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及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皆遇难。整个部队除2000人突围以外，大部分都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8日，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对蒋介石的反动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

当时，扬帆在新四军军法处，他亲身经受了这次事变，亲眼看到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突围以后，扬帆含着泪水，写了一本《皖南突围记》，记载了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奇冤”。

配图｜《皖南突围记》

从1940年到1949年5月之前，扬帆在新四军还担任过政法处副处长、处长、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部长、华中局联络部部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工委情报部部长等职。上海一解放，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任局长。

厄运降临头上

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在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他率领公安干警，日日夜夜地战斗在黄浦江畔，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破获了国内外反动派溃逃前夕埋伏下来的大批电台，捕捉了一批又一批潜伏下来的顽敌，逮捕了由台湾派遣来行刺陈毅市长的特务刘全德……

配图｜扬帆

对于这一切的一切，上海人民至今还津津乐道，记忆犹新。可是，当年轻的共和国刚刚庆祝完自己第五个生日的时候，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厄运，开始悄悄地降临到扬帆的头上。

1954年12月31日，这对扬帆来说，是个灾难的日子，对扬帆全家人来说，是一个揪心的日子。这一天下午，扬帆爱人李琼从街上买了一些可口的食物，准备明天给全家人欢度进城后第五个新年，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扬帆刚刚用过晚餐，上海市公安局新上任的局长许建国，打电话给扬帆。许建国在电话里随随便便地说：“老扬，我刚从北京回来，有些事要同你商量。”

1953年秋天，扬帆因脑子里生瘤，去苏联动手术，回来后一直在家休养。休养期间，许建国接替了他局长的职务。扬帆接过许建国的电话，二话没说，便走出了家门。可是，扬帆这一次双脚迈出门后，竟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不得再走回来！

扬帆离家时很轻松，一家人也在愉快地等他回来。然而，他走后不久，公安局便来人通知李琼：扬帆要到北京去受审查，时间恐怕很长，要找一些衣服给他带去。

配图｜50年代的上海

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但李琼和全家人并不感到吃惊。

当时，扬帆已有4个女儿，两个儿子，最小的只有3个月。和扬帆在一起生活的还有父亲、母亲和一位姐姐。李琼回忆说：“当时我想，扬帆在苏联动手术，回来后一直在家休养。在他休养期间，局里开过好几次会，说过他的问题。现在送他去北京也好，把问题搞清楚，往后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但是，我们全家人谁也没料想到，我们同老扬就此一别，却整整过了25个年头。”

在历史的长河中，25年是不屑一顾的瞬间，但对于人生来说，25年却是漫长的。试问：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25年？

“潘扬事件”真相

说起扬帆被捕，还要回溯到1954年的年初，当时，我们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而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在解释上述问题时，点了扬帆的名。

配图｜毛泽东

原来，中央在审查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隐藏斗争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不仅同曾经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有关，同潘汉年、扬帆也有关。解放后，潘汉年同志曾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务，当时正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又主管公安政法部门。1955年4月2日，在北京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同志，主动向党交代了他在抗战期间，一次去敌占区工作时，被人挟持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当时党内正开展肃反工作，潘汉年同志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上述事件就构成了他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5年4月3日，也就是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正式举行的前一天，潘汉年同志在会议上失踪了，代表们私下议论纷纷。4月5日，上海代表团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陈毅同志在会上突然宣布说：“潘汉年被捕了。”陈老总还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来往的。不过，请不要担心，潘汉年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2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显然，当时的陈毅同志对潘汉年的“内奸”罪，是抱有怀疑和保留态度的。

配图｜陈毅

与此同时，关押在北京的扬帆也被宣布逮捕审查。当时，这个案件在上海起火，在北京炸开，波及全国，受牵连的有数百人之多。

那么，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最主要的“罪状”是什么呢？

1982年8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给潘汉年同志平反的文件中指出过：上海解放前夕，有一个蒋帮潜伏下来的特务向我方请求给予立功赎罪机会，后来经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人同意，被带到上海参加肃反工作。1949年5月10日、23日，华东局有关领导同志就这件事曾两次报告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并说明动用此人是华东局批准的，潘汉年同志对此没有责任。

事隔27年，扬帆回忆当时的实情说：当时有人向中央指控，说上海解放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某些高级干部，曾经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且给他们提供“情报”，从而导致了1950年的上海“二·六”轰炸。

配图｜上海“二·六”轰炸受难现场

扬帆说：在上海刚解放时，我们利用投诚的特务、反革命进行反特工作是存在的，但是，这项工作的具体部署、安排，包括具体名单，都是经当时的中共华东局领导人批准同意的，潘汉年同志和我，只不过是个执行的问题。至于“二·六”轰炸的问题也早就真相大白。就在轰炸发生不久，案件就被我公安机关破获。当时，上海的各报都作了详实的报道，用电台为敌机轰炸提供情报的人，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罗炳乾。历史早作结论，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对上海的“二·六”轰炸，与潘汉年和我都没有关系。可是，事隔5年，这一轰炸事件，却成了我和潘汉年同志主要“罪状”。

长达十年的预审期

在北京，扬帆被宣布逮捕以后，接着就关进了监狱，可是，直到1965年的8月底，才以“内奸”、“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对于预审期长达10年，而又作出如此判决的错案，扬帆一直进行申诉和抗辩。扬帆说：“我当时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更主要的是为革命负责。我当时已经知道，已有许多人因我而受到无辜的株连。尽管我的申诉不断被驳回，但是，我相信党最终还是会把问题搞清楚。所以，每次审讯，我都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决不是什么内奸，我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者，决不是什么反革命！’”

配图｜江青

1967年，扬帆在狱中又被重新审查。有人问他知不知道江青的历史？扬帆回答知道。

那人问他有没有对外讲过？扬帆就把当年新四军写过材料的事情说了，表示除此以外从未对任何人讲过。

来人问来问去老是那么几句，扬帆回答也老是那么几句。1972年，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又对扬帆作了“没有发现新问题，维持原判”的结论，把他押送到湖北荆江县一个劳改农场，当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孤老”养起来。

经过几次重新提审，扬帆终于明白了，他的冤案之所以迟迟不能澄清，可能是跟当年新四军写材料的事有关。

在农场期间，扬帆依然没有放弃斗争。他经常不断地给周总理写信，诉说他在农场所见到、听到的许多不法的事情。他精通文学，又熟知新闻，写的信既有文采，逻辑性也强，事实确凿，说理透彻。但其实，他写的信，连农场的大门都出不去。

配图｜周恩来

有一次，农场里有人见他又在给周总理写信，就悲痛地对他说：“老扬，你不要写了，周总理已经去世了。”他听到后大发脾气，骂别人造谣。可当大伙把刊登周总理逝世消息的报纸给他看后，他立刻嚎啕大哭起来，跪在地上哭了一天一夜，谁来拉，他都不起来。

共患难的伴侣

写扬帆的历史，就不得不提他的妻子李琼。李琼出生于1920年，浙江海门人，早年也在新四军工作。在扬帆到新四军的头二年，她认识了扬帆，并且在战火中结成伴侣。上海解放后，她也调到公安局。扬帆被捕后，她同样离开了公安局，在卢湾区中心医院担任院党总支书记。

多年的朝夕相处，李琼对扬帆是了解的。自从扬帆被捕后，她始终镇定自若，她相信党，相信扬帆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可是，一个女人带领几个孩子，生活毕竟是艰难的。在扬帆被捕的头三年里，他的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姐姐也死了，就连扬帆最小的儿子也夭折了。这一连串的不幸，给李琼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她挺住了。

配图｜老年扬帆

这些年，李琼找了很久，却始终不得丈夫的消息。终于在1978年11月，李琼得到公安部门的正式通知，获悉扬帆被关押在湖北荆江某劳改农场。

老扬还活着！这时的李琼尽管心如刀割，但还是喜大于悲痛，在上海卢湾区委的支持下，李琼带着儿子风尘仆仆地到湖北探望扬帆。

多年的单独关押和折磨，扬帆已经变成一个病魔缠身、精神恍惚的老头儿了。

“老扬，我是李琼。”

“我不认识你！”

“老扬，他是你儿子小……”

“我没有儿子！”

“老扬，你身体怎么样？”

“不用你们关心，我身体很好！”

尽管李琼用许多知心话宽慰扬帆，扬帆都无动于衷，并且始终用怀疑、憎恶的眼光瞧着等待他20多年的妻儿。李琼悲痛到了欲哭无泪的境地。

配图｜陈丕显

面对扬帆这副神态，李琼想，一定要帮助老扬离开农场去治病，否则，他的生命之火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在返回上海时，李琼来到武汉，找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并且将扬帆的病情向中组部、中纪委反映。当时，陈丕显同志正在北京参加中央三中全会，当他知道扬帆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将扬帆接到武汉治疗。后来，中组部又委派中共上海市委，将扬帆接到上海。

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扬帆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认为在他身边的人，都是监视他的。为了配合医生治疗，恢复扬帆的理智，李琼和子女轮流看护他。她还让儿女穿上护士服装，日夜照顾老扬。李琼和孩子们的行为，就像一团火，终于温暖了扬帆那颗冷却了25年的心。

1982年8月2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1983年8月22日，中央公安部也为扬帆彻底恢复名誉。扬帆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原级别待遇。

配图｜晚年扬帆

扬帆回到家里，由于双目失明，身体虚弱，饮食起居都不方便，李琼毅然离休，在家一心服侍老扬。李琼说：“在老扬被捕以后的20多年中，我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养活5个孩子，生活尽管艰苦，但是我从不欠债，这次老扬回来，我却借了一身债。不过，我和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怨言。”

这是多么崇高的感情！这是用金子也买不到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