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入主中原创建的“大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大多是残忍冷血、四等阶级、横征暴敛。但为何明太祖朱元璋在点评元朝成败时，不说其残暴失德，而是认为它因太“宽”而失天下呢？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皇明宝训》
首先和一些人认为的并不一样，这个“宽”并不是“宽仁”的意思。如果元朝真的对臣民“宽仁”，朱元璋就组织不起反元的队伍了。那么朱元璋所谓的“宽”，到底是什么呢？以下从律法、税收、皇朝制度，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元朝建国后，并没有制定一套全帝国通行的律法。而是依据蒙古传统的“习惯法”原则，搞了大杂烩。被其征服的各族群不仅可以继续使用原属国的律法，而且适用范围也可以随着他们的迁徙在帝国各处生效，换句话说就是“你属于哪个族群，就用哪个族群的法律”。
除了律法，蒙古人在行政管理上也是如此。蒙军攻克临安后，全盘接受了南宋的官僚系统，也允许南宋的纸币继续流通。同时帝国境内原属金国的地域，也在沿用原属金国的官僚和货币。
蒙古人这么做除了他们对帝国的设定外（后文详说），还有个目是为了降低被征服族群的敌意，让他们尽快融入并顺服自己的帝国。但这种做法在中原地区，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例如“凶杀”。草原上的习惯和传统是，蓄意杀人者偿命，因酗酒、斗殴等误杀者赔付一定财物即可。而中原自古就是杀人者死。这样同类型的“凶杀案”，在习惯法的原则下判决就很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
另外帝国的统一，让各族群可以更为方便的迁徙、混居。这种情况下使用习惯法就会进一步放大各族群律法之间的差异。
这让原本实行更为严密律法的中原（特别是南方），认为自己受到了朝廷的区别对待和歧视，而愈发的敌视朝廷。再加上对于征服者的仇视，这种律法上的差异又慢慢被传说和解读成了“四等人”制度。
注：“四等人制度”并不见于元朝官方律令或制度文件，明初官方文件里也没有相关描述。它知名的出处是民国史学大师钱穆的《国史大纲》（书中也未提及相关史料来源）。
元朝在税收结构上也和汉唐宋明清等朝有不小的差异，朝廷的收入主要靠盐税和商税。除此之外元朝的各税种税率还很低，尤其是农税。在这一点上明朝官员以及朱元璋本人都是承认的。
注：元文宗天历初年，朝廷岁入粮食总计约为1200万石。明初朱元璋核定天下粮赋定额为3000万石，宣德朝减至2600万石。
由于农税的抽取率以及抽取额度都很低，朝廷对于地方的管理“欲望”也相对降低。在服从朝廷统治这一原则下，朝廷并不太愿意管理或者干预地方事务，连征税都包给擅长经商的色目人。
朝廷这么做一是可以降低自己的行政支出，其次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也在事实上减少了朝廷和地方民众的冲突。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朝廷对于地方的渗透和控制降低了，地方望族势力也借此抬头，这个问题在元末大起义中表现的很突出。
朝廷对地方的主动疏离，也给朝廷带来了一大隐性损失 – 徭役。徭役指朝廷无偿征用民力从征或参与某些基础建设，相当于人力“税收”。对于元之外的各皇朝来说，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农税和商税。
所以元朝明面上看朝廷岁入还不错，但朝廷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相对其它各朝并不多。这让元朝在遇到大的变故（大灾或突发的战争）时缺乏及时应对的能力。对比元明两朝末期，元的受灾程度不如明，明朝还有严重的外胁，元朝却更快崩溃，朝廷的财政能力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元朝为什么会这出这类有别于传统皇朝的选择呢？因为元朝在制度上就和其它皇朝不一样。
从夏商到清帝逊位这几千年，可以以秦朝为界，分成两大部分。秦朝之前是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分封制度。
这时的朝廷和天子们，将皇朝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分封给各诸侯，换取他们的效忠。虽然朝廷和天子损失了部分权力，但是他们也摆脱了提供公共服务（绝大部分）的义务，大幅度降低了管理支出和压力，也规避了很多管理上的风险。
从秦朝开始则是中国独有的皇帝集权制度，朝廷和皇帝掌控全部权力，通过官僚统御皇朝。权力达到极大的同时，对应的义务以及支出也同样达到极大。
而元朝既不是完全的封建分封，也不是完全的皇帝集权，它居于两者之间。
朝廷中分属于蒙古各部落的权贵，基于自身利益对于皇朝的体制倾向于封建分封。而朝廷吸纳的中原士绅（包括汉化的蒙古人），因为历史和传统，痴迷于皇帝集权下的官僚治国（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热爱“大杂烩”的元朝，将皇朝的体制也搞成了封建分封和官僚治国并存。或者说元朝的体制，有些类似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度。地方在服从朝廷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自治权。
至正四年黄河决堤，元廷之所以会爆发“修还是不修”这种让现代人匪夷所思的争执，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主张不修的人觉得这不是朝廷的义务，而且朝廷也承担不起。主张修的人则认为朝廷有必要借此收拢权力或者说更进一步的集权。
朝廷中主张集权的代表人物是脱脱帖木儿，有意思的是他能获取朝廷大权的原因还恰恰就是支持“封建分封”的势力强大。
脱脱本就是地位显赫的蒙古贵族，而且他在蒙古贵族中的支持者也相当多。元顺帝因此无法忽视或打压脱脱，不然他自己掌权都会有问题。只是脱脱上位前很多蒙古贵族没意识到他是来收他们权力的。
脱脱帖木儿胜出，开始大力推行他的“大有为”政策。在大幅度扩大朝廷职能的同时，也导致朝廷支出飙升。其结果就是朝廷的财力不足以支撑朝廷的行为，也打破了元朝内部的派系平衡，最终就应验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面对各地叛乱，元廷最初也没有将叛乱全部扫平的想法。不是元廷懈怠或者软弱，而是此时元朝仍然不是一个彻底的皇帝集权皇朝。它不像集权皇朝那样，容忍不了自身内部的一切不服。
对于元廷来说，只要愿意效忠朝廷，并满足朝廷的一些要求（主要是海运和税收），地方上由谁统治都可以。所以元廷大量招安了各地叛乱势力，如张士诚、方国珍等（朱元璋也差点被招安）。
但是此时元廷内部以脱脱帖木儿为首的集权派已经抬头，在他们的主导下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想借这个扫平所有不臣并将皇朝权力收拢至朝廷。
虽然元廷击败了中原的红巾军主力，但这也导致了朝廷财政的彻底崩溃。最终不但自己下台，元朝也被拖垮并陷入各派系争权的内斗之中，帝国崩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注：朱元璋和陈友谅、张士诚在南方争斗时。元朝方面先是分成王保保和孛罗帖木儿两派在北方展开激战。胜出的王保保又不奉诏南征，反而去争夺关中地区。徐达北伐时，王保保和元顺帝关系彻底破裂，干脆割据山西“看戏”……
所以朱元璋说的“宽”，指的是元朝有别于中原其它皇朝的制度。他认为元朝的失败在于，它没有沿袭传统，集权并强力统御天下，松散且有限的管理导致了紊乱和最终的崩溃。换句话说元朝的“宽”，是朱元璋为明朝设置更为集权的皇帝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是事与愿违，森严和高压也未带来安宁和富饶，因贫苦而生的流民问题是困扰明朝始终的毒瘤，并最终导致了它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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