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7日报道，江苏盐城一名男子，因实际所发工资与中介当日招聘工资严峻不符，因此，怒而杀人，2名中介殒命，事发之后，警方迅速接管案情，展开调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打工人怒杀中介的事件屡见不鲜。

2019年7月，河南周口一名男子王某因与中介公司发生工资纠纷，持刀砍伤4名中介公司员工，造成2人重伤。王某称中介公司未按合同支付其工资，且不配合解决纠纷，才产生极端行为。

2019年8月，广东深圳一名建筑工人李某因中介公司未支付工资，持刀捅伤中介公司负责人。

李某表示自己通过该中介公司去建筑工地工作，但工作了3个月至今未获得超过4000元的工资，中介公司也拒不解决，才采取暴力行为。

2020年7月，浙江舟山一名男子陈某持刀砍伤3名中介公司工作人员。事件起因是中介公司未如期为陈某提供工作，且未退还中介费等事由引发纠纷。陈某多次要求解决但未果,才在争吵中持刀伤人。

2020年12月，江苏南京一名男子钱某持刀杀害两名中介公司员工，重伤一人。钱某称自己通过该中介公司去外省工作。

但工作6个月中介公司只支付了1个月工资。且拖欠大量工资，多次要求解决未果，才导致失手伤人。

这些事件的发生，显示出部分中介公司存在比较严峻的违法行为。如抽取过高中介费、拖欠工资等，这加剧了劳资纠纷与矛盾。

同时也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劳动关系的深层矛盾，暴露出我国中介治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然而，暴力行为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这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更大问题。

缺失

打工人与中介公司的纠纷，深刻根源于劳动合同的不对等与监管的缺失。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了商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但许多人文化程度较低，对法律知识与城市生存也不太熟悉，这使他们在与中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处于弱势地位。

中介公司以标准合同条款为由，将大部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产生“合同无赔偿”等条款，这使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其次，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没有完全覆盖中介业。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2018年公布的《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进展报告》。报告显示，早在2017年底我国有人力资源服务企业9.7万家，其中人力资源服务类中介机构8.2万家，但许多公司规模较小，监管难度大。

而在2022年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活动中显示，全国有5.9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数据模型不同；二是企业整合，三是未统计完全，但不论如何，都可以看出中介机构的数量之庞杂繁多。

同时，中介公司的业务也较难监测，导致一些公司趁机违法违规，如抽取过高中介费、延迟支付工资等，这加剧了劳资矛盾。

一些劳工反映，中介公司拖欠的工资高达几万元，少则只有千百块，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愿支付给打工人，任由其生活无着落。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资纠纷，凸显的社会矛盾。

再次，许多农民工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也缺乏必要的消费能力与技能。一旦遭遇工资拖欠或丢失工作，生存难题就会凸显，而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极端行为也就可能随之产生。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确有部分农民工在经济纠纷中采取极端手段，或是讨薪过程中不得已以跳楼威胁，或是跪地拉横幅，还有的便是如上文所述，拔刀杀中介等等。

变迁

这些事件还反映出我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深刻变迁与挑战。

第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使许多人脱离土地，这造成很大心理压力。此前统计，我国农村移民工人数超过2.8亿，这意味着近3亿农村人口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

许多人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与工作环境，也缺乏必要的消费能力，这使得其最终获得的实际收入难以满足基本开支。

这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不确定性，也为一些人采取极端行为埋下了社会基础。

其次，产业升级要求劳动力完成技能转型，但一些人难以达到要求，就业市场门槛日益提高。

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工，学习新技能的难度较大，但又面临较高的生计压力，这使其就业面临两难，进退维谷。

另外，一些高校毕业生也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就业困境，这增加了社会的就业压力。

再次，在经济利益面临损失或相对剥夺的情况下，一些人或会采取极端行为以表达不满或挟制利益。

比如生活无着落时而导致的暴力犯罪，或上访无果采取绝食等极端行为。这反映出个人利益在转型阵痛中难免受损，但又缺乏合法合理的表达渠道与保证机制，这或导致社会动荡。

因此，要解决劳资纠纷与相关社会问题，重点应放在完善法律制度与加强监管上。

公道不该在刀中

第一，需要进一步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合同条款，明确雇主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要防止劳动合同中的"无赔偿条款"等不合理规定，以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建立完善的劳资纠纷解决机制，为劳资双方提供公正高效的诉讼与仲裁渠道。

其次，需严格监管中介企业，打击各类违法行为。要加强对中介公司的资质审查与监督检查，遏制抽取高额中介费、拖欠工资等行为，保证农民工的工资权益。

对违法公司应依法采取相应处罚，包括责令整改、暂停业务或吊销营业执照等，以净化行业环境。

再次，要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权益的保证。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外，政府也应加强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关注，在生活、子女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就业需要，减少社会转型给其带来的各种压力。

最后，也需要奖励和支持义工与民间组织。组织开展发起相关倡议与活动，营造相关舆论环境。

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维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环境的进步与美好。

暴力行为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也不符合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理性与秩序。

第一，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违规的，会破坏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任何现代国家都会严厉打击此类行为。

而且，行为往往也难以达到行为者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与不确定性。

其次，暴力行为显示出某些人或群体，无法通过正常合法渠道解决问题或表达诉求，这反映出社会体制或政策上存在一定短板。

要解决这一深层次问题，简单的行政或警察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从改进制度与政策入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源。

再次，现代社会更加注重通过理性沟通与和谈方式解决问题。不同意见的调和要依靠充分表达与相互理解，在一定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而非通过极端行为挟制对方或社会以达到个人目的，这是不合时宜的。

最后，现代国家强调的是法治与秩序。不同群体应依法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与机会，表达诉求与利益。

而不是通过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来挽回利益，这必定会遭到国家的制裁与社会的责备。

综上，暴力行为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破坏社会稳定与加深矛盾。现代社会更加需要依靠理性合作的方式化解分歧，通过对话与妥协达成共识。

政府也应依法兑现对人民的责任与保证，为不同人群提供平等的表达渠道。唯有如此,社会转型中产生的种种新问题方可逐步解决，实现稳定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