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丁盛案，最大教训是依足法律程序才可避免冤案，尤为政治案件|军事同盟|军事条约|军衔|将官|政治案件|王秀珍

文︱刘澜昌

近期看了网上很多有关丁盛将军的讨论，到底是否冤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丁盛战功卓著，是建国后所有对外战争都参与的功臣，这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到底是否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则有争议。材料显示，丁盛本人不服，至过世前还在申诉。综合所有资料可以看到，当时办案，只要跟足法律程序，就不会留下疑问。

1982年7月6日，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发出《免予起诉决定书》，认定丁盛“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一认定，主要是上海“四人帮”分子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三人的口供。

根据现行的国家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轻信口供，容易犯错。本来，让丁盛和这三人对质，应该就可以真相大白，可惜没有做。

数据显示，他们的见面在1976年8月8日晚，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三人来上海延安饭店看望丁盛。

1976年8月初，丁盛去杭州湾检查南京军区组织抗登陆演习的准备工作情况，后又去舟山群岛勘察，于8月8日黄昏返抵上海。当时，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曾请示：“上海市委规定，凡大军区负责人到上海都要向市委报告。是否也向上海市委打个招呼？”丁盛当即表示“不要”。到了延安饭店晚饭并洗了澡正准备睡觉，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张秘书说，上海专家翌日要给廖政委会诊，廖怕医院不重视希望丁盛亲自给上海市委领导打个招呼，请予关照。

廖汉生同志当时患有皮肤病，病情较重，是专程来上海求医的，也住延安饭店。于是，丁盛应廖之请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转达廖的要求。不久，市委办公室回电称，马、徐、王三人要来看丁盛，丁盛婉言劝阻无效，只好等候。他们三人大约是晚上22时到来，稍事寒暄后，丁盛主动谈了在舟山群岛勘察的情况，还提出将来在杭州湾演习全军参观人员很多，大部分经上海中转，在住房用车和物资供应方面需请地方支持。他们三人表示不成问题，他们并谈了上海市的一些情况。然后，丁盛即陪他们去看望廖汉生同志，廖当时行动不便，前后约有一个小时，他们便告辞了。

根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供词，他们同丁盛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问题；丁盛曾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向他们三人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显然，丁盛这样说，可以认定是上海帮一伙的。

但是，丁盛申诉说，马徐王诬陷的话完全是无中生有。并指出其谬误所在，一、会面是在8月8日，丁盛和那三人都不可能知道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更不可能“预知”毛主席在一个月后离世，以及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马、徐、王三人编造的供词，首先是时序上颠倒前后，不堪一驳。二、根据上海“四人帮”交代的各种材料证明，他们起意谋反，是在毛主席离世后并感到北京形势对他们不利之后，根本没有可能在8月8日与不知底细的丁盛谈及这样重大的阴谋。同时，丁盛也根本不可能与只有一面之交的地方官员谈到“打内战”、并“准备杀头”。这，连基本的逻辑都不符合。三、60军的178师原驻苏北淮阴，根据丁盛的申诉，正是他在军委常委上提议，并经军委批准，才于1976年上半年调到无锡的，60军军部也从浦口南调镇江。马、徐、王三人指丁盛说对60军“最不放心”、“指挥不动”。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内情，也才编造这样诬陷之词。而南京军区还有1军等更加主力的部队，难道1军就会跟“四人帮”造反？事实上，军队一个班的调动都需要经过中央军委，哪个部队都不会，也没有机会造反。

显然，双方的说辞，只要稍加对质，便可分清真伪。

丁盛在申诉过程中，一直要求与马徐王三人对质，以正视听，但是都不得要领。徐景贤服刑期满出狱后，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十年一梦》，只字未提及“8月8日会面”与丁盛所言。丁盛感到由他澄清最好，于1998年4月托上海作家叶永烈转信给徐景贤，约他面谈，但是徐景贤多番回避，不肯出面。丁盛家人说，即使在徐景贤他们服刑出狱后，若然还有当面对证的，丁盛还会有起码的辩护机会。

此外，《决定书》还指，由于丁盛和马徐王秀谈话，“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七万余件，炮三百门，子弹、炮弹一千多万发”，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而根据中共中央1976年12月10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对“上海发枪”有明确结论：当年6月，王洪文得知毛主席病重后，“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8月下旬以后，突击发了各种枪、炮74000余件，弹药1000万余发”。这表明，王洪文6月就开始催促上海发枪，而丁盛见马、徐、王是在8月，也就说明上海发枪是“四人帮”早就要办的事。

丁盛生前反复申诉也指出，当晚一句都没有谈及上海民兵的事。在当时体制下，上海民兵造枪不需要经过南京军区批准。上海利用强大工业基础，大量制造各种武器装备，装备他们控制的民兵，是“四人帮”早几年就开始的行动。之后上海发枪，也不需要南京军区批准，也就是丁盛根本无权过问。目前体制改变，所有武装归中央军委指挥，就是吸取当年“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教训而做出改变。

这一点，如果依足法律程序办案，也是可以搞清楚的。事实上，丁盛申诉说，办案偏听偏信，对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三人的供词，不提出疑问，不做查证，全部采信。而丁盛被停职审查，关押达两年之久。直到1982年作出正式结论处理，既没有负责同志谈话，也没有正式的庭审，最后发出“免予起诉决定书”也是口头通知。事后，丁盛要求看证据，要求对证，都被推搪。

而最后的《免予起诉决定书》，认定丁盛参与了“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但是免予起诉，罪与罚极为不相称。相信，是因为办案人员自知认定的罪名缺乏足够有力的事实根据，因此不得不作出轻判。

客观看，丁盛案件，有其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但是，之后国家法治制度不断完善，是有机会按照严格法律程序搞清事实的。

不管怎么说，反思这一过程，应该更深刻体会到依足法律程序办的重要性。尤其是政治案件，更应该抱着对人极其负责的态度去处理。一旦办成冤案，害了功臣的政治生命，也株连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