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见到有一些人冒出来吹鲁迅的“病句”，愣是要从周家后院子里面栽的两棵歪脖子枣树当中，看出“反封建陋习”的潜台词。
同时，这些人还说“大约孔乙己的确是死了”这句话不是病句，理由只是“沈丛文也用过类似的话语”，不禁让人觉得好笑。
鲁迅的“病句”全部不是病句，这难道不是早就被教科书统一过口径的事情吗？时至如今，还拿这件事情出来做文章，还能再顺着教科书去夸它，那就不值一钱了。
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说一句：鲁迅他不是神，他肯定也有写“病句”的时候。他不光有可能会写出“病句”，还写错字呢。只不过一些“错字”，后来都被当成“通假字”给处理掉了。
一、现代汉语语法是后天形成
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报纸上发文章跟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打笔仗时，还因为写错了一个字被郭沫若追着骂，搞得老脸皮红得不行，这件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话说郭沫若当年留日归来，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跟成仿吾、郁达夫等几个人弄了一个“创造社”，要干革命、要反封建，也不知道怎么地，一上来就拿鲁迅的文章开了刀。
不知天高地厚的郭沫若，居然骂鲁迅是清朝余孽。现在的人都说鲁迅是革命的斗士，想不到他当初会有这样的待遇吧？
鲁迅心里有气，但是又觉得郭沫若比自己年纪小了十几岁，不值得为了一个愣头青生气。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标题就叫做《我的态度器量与年纪》。
结果被老郭指出“器量”一句用错了，应该是“气量”，于是抓住机会大加嘲讽。当时鲁迅的这一场嘴仗，好像并没有打赢。
但是假如郭沫若再晚生个几十年，他就会发现现在词典上的“气量”一句的解释，早就被改掉了。鲁迅肯定是错不了的，他老郭也就只能吐血三升了。
以上事例可以说明，不是名人的文章没有“病句”，而是因为他是名人，所以他留下的“病句”也被经典化了。
而且词语的解释，本来就是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变化的。借用鲁迅的名言来说就是——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听了也不要不服气，名人就是这样一群可以创造历史，并且改变历史的人。另外，说到“语法规则”，我们汉语白话文的语法规则，的确也是后天形成的。
鲁迅在那个时代是汉语白话文的先驱，是开创者。没有人告诉他有哪些法则必须要遵守，所以他写“病句”，写“通假字”也是很正常的事。
二、鲁迅笔下两个“病句”算不算病句？
那么，我们开头提到的鲁迅的两个“病句”，到底算不算病句呢？先说答案，我认为不算，但理由和开头提到的那些人的理由不一样。
先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问题，说这句话不是病句，并不是因为通过强调这两棵树，突出了他文中的“反封建意识”，而是因为“反复”，本来就是汉语修辞的一种手法。
陈望道先生是国内最著名的修辞学专家，他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里面，已经提到了“反复”这种修辞手段，并且还列举了两大类“反复”的形式。比如连续反复，间隔反复。
举一个非常经典的连续反复的例子，就是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两个“争渡”连用，就是连续反复。
间隔反复的例子，譬如戴望舒《雨巷》：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
只不过这种手法，会让文章看上去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所以更适合用到诗歌或者散文诗里面。虽然是这样，但是也不是不能用到普通散文里。
所以“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怎么也不能算是“病句”，顶多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感受不到它的魅力，会认为这种叙事重复杂沓。
考虑到对于一篇文章的审美是“主观”的，所以有人觉得这种写法不美，也是可以的。非要吹这种用法很棒才是个问题，这样很容易误导初学者。
毕竟大家都只是普通人，不是鲁迅这样的文坛巨匠，所以写文章有时候还是要合乎现在的“规矩”的。如果学生不听劝，非要学鲁迅，就可以喝斥他一句：爬都没学会，你还要学跑！
另外一个问题是鲁迅被提及频率较高的“病句”，“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关于这个句子是不是病句，以前还看到有人从他家乡的方言里面去找答案。
这些人从鲁迅的家乡话里，找到了类似的语言，所以力证这句话并不是“病句”，只是方言用语而已。
以前关于这个问题，在书上大概有如下三种说法：一种说是病句，没啥意思；一种说是绍兴方言；最后一种说是他自创的“矛盾修辞”。
第一种说法现已被推翻，因为鲁迅并不只是在《孔乙己》这篇文章里，有过类似重复矛盾的语句，他在《阿Q正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用过类似的语句。
《孔乙己》是鲁迅生平最得意的短篇小说，放到世界小说史上也是耀眼的存在。这篇小说虽然不长，但是他也写了好几年，修订了无数次，怎么也不可能因为“一时疏漏”写出“病句”。
至于说鲁迅“自创矛盾修辞”的也不对，因为“矛盾修辞”古已有之。同样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修辞学发凡》里面，已经提到《红楼梦》中有“无事忙”这样的“矛盾修辞”了。
由于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说法中，沈丛文《边城》里面，也有“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样的句子，所以更说明了“矛盾修辞”不是鲁迅原创。
个人认为，鲁迅在《孔乙己》里面，只是用了“方言”在进行创作。搞文学创作不比小学生写作文，也没有老师照着教案来给他打分。
文学又讲究创新，是要打破一些传统。至于写文章用方言，本来就是一种使作品个性化的手段，所以“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肯定也不能算是病句了。
可是鲁迅的作品进入我们的基础教育课本这么多年，为什么关于他文章中“病句”的问题，还一直被人反复提起呢？
比起鲁迅写“病句”，其实这个问题更值得大家深思。我想是不是因为学校里面的老师，从来没有把鲁迅写的这两句话为什么不是病句讲明白过？
所以就导致学生不知道在中国的修辞手法里有“反复”，也不知道中国的修辞手法里有“矛盾修辞”，也不知道文学创作是允许使用“方言”的？
都已经二〇二三年了，我们的一些教育从业者和网上所谓的“文青”，在看待鲁迅作品里面出现的“问题”时，依旧是以前的老一套。
就非得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去阅读文学经典吗？就不能纯粹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去读它们吗？明明不懂修辞学，不懂文学审美，却硬要跳出来胡乱点评。
说鲁迅的“病句”不是“病句”，只是因为“他闹革命了”、“他反封建了”？我看这些人，简直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与文学审美一窍不通。
结语
“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和“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的确不算是“病句”。句子中所含深意也是有的，但是就不一定非得和“反封建”挂上钩。
即便鲁迅的文章中的确有那么点意思，但是这两句话之所以不成为“病句”，纯粹因为他们本来就合乎中国修辞的标准，的确就不算是“病句”。
而这种修辞规则，还不是在鲁迅成名以后，由新中国通过政府的形式规定下来的，因为它早在一九三二年就被陈望道先生“归纳整理”出来了。
也就是说，它可能在更早的时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了。而文学创作又是追求“个性”的，本身也支持作者打破陈规，用方言写作，或者任意改变句式。
现在一些“文青”讲不明白它，是因为本质上还算是“半个文盲”。如果现在学校的老师还没讲明白它，那可就真的可悲了。那么说到最后，我还是要补充一点。
就是前面我曾经提到过的，有一些鲁迅的确是写错了的字，后来变成了“通假字”的问题，这个该怎么去解释呢？
我只能说，一些规则是后人定下来的，在鲁迅那个时代那么用，可能就是没有问题。比如同样是《秋夜》这篇文章，鲁迅他老人家在里面写植物不用“它”，而是用“他”。
你要说“他”是为了拟人也罢了，可显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发现他一会儿使用男性的他，一会儿又使用女性的她，简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算是鲁迅“乱用代词”吗？也不能算。因为在中国古文里面，并没有严格区别“他、她、它”字的用法。直到白话文运动之后，才由刘半农先生“发明”了“她”和“它”两个字。
刘半农于一九二〇年在报刊上撰文，提出了新增这两个字的看法，鲁迅一九二四年写《秋夜》时，也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刘半农这个提法，也不知道内心认同还是不认同。
反正直到一九三二年，民国的教育部才正式把“她”列入常用字当中。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后来的观点，去指责鲁迅混用了“他、她、它”三个字。
顶多只能提醒我们现在的学生，将来不要把“他、她、它”混用罢了。那么，鲁迅的文章中还有没有别的“病句”和“错字”呢？我想他留下的文章那么多，当中“大约的确是有的吧”。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让大家阅读经典，是让大家吸取前人作品之长，并不是让你们去挑前人的刺，还隔差岔五拿出来，就着老一套津津有味儿地“反刍”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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