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中国最早的“海龟”胡适受邀在北大做了教授。当时的他每月薪金是二百六十元，这个薪水在当时属于绝对的高薪。所以胡适在当年9月30日给母亲的信里说：
“适之薪金，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
这一年，年26岁的胡适之所以能在北大享受高薪，除了他的留洋资历，还与他领导新文化运动有关。
当时，年24岁的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同当时的多数进步青年一样，他早已听闻“胡适”的大名，并且拜读过他不少作品。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毛泽东而言，胡适在他眼里多少是“楷模”般的存在。
胡适入北大的第二年暑假，刚刚毕业的毛泽东也从湖南来到了北京。因为赴京的路费都是借来的，所以抵京后他不得不和同学朋友借住老师杨昌济家。
同今天所有新毕业的学生一样，读了五年师范的毛泽东来到了人生的重要关卡上。此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前往法国留学，一条是报考北大，还有一条是参与革命实践。
刚刚抵达北京时，毛泽东更倾向于勤工俭学赴法留学。毕竟，这条路是多数人眼里的“看得见”的明路。对于当时一心救国的毛泽东而言，这无疑也是最好的选择。
可“最好的选择”却往往并不是你“能选择”，对于当时经济拮据的毛泽东而言，赴法留学的路费就成了一个“老大难”。虽然当时赴法留学费用一降再降，可到最后仍高达100块大洋。
这100块大洋对于胡适先生当然是小事，可对于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而言，它就是大事了。
须知，毛泽东当时在师范读书5年，总花费是160元，这个费用，还算上了所有学费、吃穿用度和订报纸等。
所以，到北京后，毛泽东很快因为经济问题不得不“妥协”。妥协结果是：为了眼下的生活费，毛泽东不得已选择了去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毕竟，这份每月8块大洋的工作，可以为他争取时间“从长计议”。
杨昌济和毛泽东都认为：这份工作是眼下最合适的，他不仅可以借此读书学习还可以解决眼下的生活费问题。最重要的是，在北大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下，他还可以受到熏陶甚至旁听一些课程。
就这样，毛泽东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成为了一名图书管理员，他当时负责的是图书报刊的借阅登记、归类整理等事务。
所以，毛泽东当时入北大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却是学习。
这期间，毛泽东不仅阅读了大量书籍，还旁听了北大哲学等课程。正是在这期间，他对一切的看法慢慢发生了改变。
这种变化，在毛泽东曾与经过预科班学习考入北大哲学系的罗章龙的对话里就有体现，罗章龙劝毛泽东也报考北大时，他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他在旁听北大的课程后，觉得北大课程过于陈旧腐朽，不值得浪费精力深入学习。
那么问题来了，毛泽东为何会如此认为呢？答案是，当时的毛泽东一心想着救国救民，他已经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且认为它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思想超前的毛泽东已经看出，北大当时的纯粹思想学术研究，已经脱离了社会实际。
如此，他又怎会肯报考北大呢！
毛泽东绝想不到，因为自己没有报考北大，50年代时，胡适在接受采访时竟对记者说：“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以他当时的水平，他考不上北大！”
胡适说这句话时，显然带着对当时仅是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的偏见。实际上，当时的毛泽东绝对有能力考取北大。
首先，毛泽东具备报考北大的条件。
其次，毛泽东也绝对有考取北大的实力。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过多篇文章，他的文章曾得到当时在北大任教授的杨昌济的极高评价，在一师教授毛泽东期间，他曾给毛泽东的文章打过105分的破格高分。
而在一师毕业时的“学校风云人物竞选”中，毛泽东以最高票数高居第一，当时德、智、体三方面都有得票者，唯有毛泽东一人。
所以，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未报考北大，不是“不能”，实是“不想”。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的毛泽东不仅放弃了报考北大，还放弃了留学法国。
关于毛泽东放弃留学法国的背后原因，抛开经济，还因为他觉得：救国，不必非得“出洋”。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个结论得到了当时他视为楷模的胡适的支持。
在毛泽东于1920年3月14日写给老师周世钊的信里，他在提到相关时说：
“我曾以此事（留学）问过胡适和黎邵西（胡适的朋友） 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放弃留学法国的背后原因，多少与胡适有关。
在《非留学篇》里，胡适在末尾处写道：
“吾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然徒恃留学，决不能达此目的也。”
胡适这段话很明确指出：当下中国青年的要务，不是留学，而是为中国造新文明。这点，毛泽东深以为然。
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离开北大回到了湖南，离开前他专程去拜访了胡适。这次拜访，毛泽东特意和胡适提到了湖南的学生斗争，他想争取他的支持。
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开始从事国内问题的研究和革命活动。他还组织创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创办了《湘江评论》。
或许是曾经答应过毛泽东会支持湖南学生斗争的缘故，胡适在看到《湘江评论》后，曾第一时间给予了推荐和评价。
在当年8月24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胡适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之后，胡适还重点介绍了《湘江评论》，他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 《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毛泽东亲自写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得到胡适好评后，如《新青年》《新潮》《晨报》《星期日》等报刊，都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予以转载。
这一时期，毛泽东和胡适在思想、主张等各个层面都是相似的，这点，从毛泽东当时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就可看出：
“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毛泽东和胡适此时的“情谊”也多少是基于此，即观点、主张、思想的高度一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当时胡适和毛泽东的主要思想：自由，民主，平等，无血革命。
当时的毛泽东还在长沙创办了一所“文化书社”，胡适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他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等作品被列在了销售的重点书籍中。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拜访胡适。关于当天拜访的缘由，《胡适日记》只记载说：“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根据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件内容看，当天毛泽东和胡适谈的是在长沙筹建“工读互助团”的事。
当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驱张”（指湖南督军张敬尧） 运动取得胜利后，他立即给胡适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信上内容全是报喜：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从此看，当时两人的关系还非常好，毛泽东对胡适很敬重，胡适对毛泽东也给予了很大支持。
之后不久，毛泽东出席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他还担任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这期间的毛泽东参与了大量的革命实践，他已经飞速成长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而当时的胡适则一直在学术研究中，他虽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却并没有从政的心思。
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在当年8月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如果最初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是“无血革命”，那么此时，他的革命思想已经完全相反了。“武装夺取政权”实是毛泽东在革命同志的血泪中汲取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一直在学术圈的胡适所不能理解的。
毛泽东这个思想的确定，已经注定：他和胡适将走向完全不同的道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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