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本文章为萨沙原创，谢绝任何媒体转载

前面就是那大鹏湾、波涛汹涌澎湃：1962年6月2日广州火车东站（大沙头站）聚集大量拥港民众鼓噪，凌晨1点，当局宣布戒严，警方出动民众散去，市公安局组织警力抓捕民众，据计有16人被逮捕，被劳动教养有22人，被行政拘留有34人。

1962年这一次，是疯传是英国女王生日，香港政府打开边界三天，只要过来的大陆老百姓一律给居留权。于是数万各地老百姓拥挤在广州火车东站，要前往香港，不达目的坚决不离开。

宝安县委于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于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香港自从建立以后，一直需要大量的劳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有很多广东人去香港打工，主要做一些体力活。

最初的广东打工者，并没有在香港定居的意思。他们在广东打工赚钱以后，多选择回老家盖房娶妻不再回来。即便很多人在香港工作一生，老了以后也会选择回老家走完最后一程，最后葬在祖坟里。

生生死死都定居在香港，那是20世纪以后得事情。

这么多年来，通过偷渡手段到香港的广东人至少200万人，其次才是福建和四川人，江浙、山东、河南等省的偷渡者较少。所以香港流行的方言为粤语，就像台湾流行的方言是闽南语一样，台湾早期移民全部是福建人。

逃港有几个高峰时期，第一是抗战时期。当时全国各地都被日军入侵，广东也遭到日本的攻击。很多人为了躲避战火，选择逃到香港去。不管怎么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日军不敢随便进攻。这一时期除了普通老百姓以外，还有很多社会名流跑到香港。1941年12月，日军也攻打香港，这些人仅仅躲避了三四年的战乱；

第二是50年代的1957年。国内在搞人民公社，将民众土地没收，家畜也被征用。

这打破了广东农民千年的传统，很多乡民不能接受，选择离开故土，去香港打工。反右斗争也在进行，将大量知识分子打作反革命。这些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很多人选择逃到香港。

当时香港政府对于偷渡管理不严格，香港飞速发展也需要更多劳动力。偷渡者被拘留一段时间以后，就允许留下打工。

著名的作家倪匡当时在内蒙古做警察，因为口无遮拦，做事随意，不守纪律，蔑视上级，在22岁被扣上了不小的罪名（反革命破坏）。眼见未来不会有好下场，倪匡被迫以450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价格买通蛇头，坐船偷渡到香港，投靠在香港的父母。

第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广东出现饥荒，全省110个县有72个县缺粮，受灾人口高达3800万，非正常死亡至少60多万。这个数字在全国各省中是靠后的，仍然造成老百姓生活困难，怨声载道。在民国时期，一旦乡下出现饥荒，广东人就会去香港打工，借此养活自己和全家。由此大量的当地民众，设法偷渡到香港。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广东政府并没有坚决制止，大体是默许态度。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王志向省委呈递报告，认为应该从宽对待，报告还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这个阶段偷渡的人非常多，大部分偷渡者在香港有亲戚，仅仅1个月内香港就接纳15万人。

由于偷渡者高达几十万，还有更多人跃跃欲试，香港政府认为无力承担，开始遣返政策。如果偷渡者无法自己进入市区找到香港亲人，就会在抓捕的2天内遣返回大陆。

香港市民甚至军警并不赞成这个政策，往往私下帮助偷渡者，甚至坐视他们逃入市区。

香港乐坛教父罗文，就是在1962年偷渡到香港。罗文全家就曾在40年代居住过香港，后来回到广州。他们在香港有亲戚，过去以后还是可以站住脚的。

第四个阶段是1972年文革时期。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很多人被批斗甚至关押，乡下非常贫困，很多人再次选择偷渡。

在1974年香港政府改变政策，不再要求偷渡者到市区还要找到亲友才能留下，而改为只要到市区就可以留下。

香港有个老电视剧叫做《还看今朝》，男主角是黄日华。黄日华饰演的男主，本来是香港富商家庭，在70年代文革中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也连带倒霉，试图偷渡去香港。进入香港以后，黄日华一直被各路警察追捕。最终警察抓住他的时候，发现有大量市民围观，却选择放他走。这是因为黄日华已经逃入市区，就不能逮捕了。

第五个阶段是刚刚改革开放的1979年。此时的偷渡者就不是为了政治原因，基本都是想得到好的生活。那个时候，大陆经济同香港差距巨大。干同一份工作，在大陆的收入仅为香港打工者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就像东德人逃亡西德一样，大量老百姓逃到香港打工，试图获得更好的生活。仅仅1979年全年，因偷渡失败而被拘留的大陆民众就有30万人。

13岁的陈小春，跟着父亲偷渡到香港。偷渡的原因是贫穷，身在惠阳乡下的陈家生活困难，甚至无力抚养刚出生的小弟，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别人。

以上只是大规模逃港时期 ，其实每年都有一些逃港者，持续了很多年。

逃港分为陆路和水路两个途径，相比来说水路比较简单，主要从广东沿海乘船进入香港水域。

只是当年普通老百姓是难以搞到船只的，通过蛇头的船只进入，也需要很多钱，难以承受。

以倪匡为例，他在60年代拿出450元给蛇头，通过小船偷渡，是老百姓承受不起的。当时一个优秀工人月薪仅40元，还要养活一大家子，每月几乎存不下钱。450元需要一个工人家庭存很多年！

相比乘船，通过游泳进入香港的偷渡者很多。不过大鹏湾一带经常有鲨鱼出没，还有较大的风浪，这样偷渡即便是乘坐小船，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更别说游泳。

大陆方面颇为提防这些人，对于进入可能游泳到宝安县的民众一律查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一律逮捕，遣送回老家。即便你有通行证（很多是伪造的），也需要全身搜查，只要搜出浮具如游泳圈，塑胶吹气枕头，单车轮胎内胆或干粮等，立刻遣送收容所。

有意思的是，一些偷渡客就各显其能，躲避搜查。曾有人带了上百个乒乓球，谎称是做生意，其实是借助乒乓球漂浮。还有一些人更绝，直接带几盒避孕套，下水前吹起来当作气球使用。

至于陆路分为三条，

第一是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步行1个多小时进入新界西北部的元朗。这条线需要游泳，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沿途有不少沼泽，陷进去以后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

第二是合法进入深圳罗湖（必须有通行证，哪怕是伪造的），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这条路最近，但大陆和香港政府都设有大量军警守护巡逻，突破的难度最大。

尤其这里还有警犬巡逻，很容易通过气味发现陌生人。为了对付警犬，偷渡客也是各显其能，甚至有人从动物园中买来新鲜的老虎粪便，在突破铁丝网前涂抹在身上。警犬闻到是老虎的味道，就会畏畏缩缩，不敢扑上去了。

第三是从惠州出发（香港的惠州地区得人最多），徒步穿过惠东，宝安，攀越梧桐山进入香港。

这条路的优势是比较安全，缺点是行走距离太长，沿途有大量巡逻军警和民兵。

对于广东省，偷渡者并不是只有负面作用，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偷渡者跑到香港，虽然减少了广东省的劳动力，作为70年代人口就有8000多万的大省是不缺壮劳力的。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大多会向老家的亲人寄钱，这叫做侨汇。1980年广东全省侨汇收入高达4亿6600万美元（当时币值），大部分来自香港。而我国1979年外汇储备，仅为8亿4000万美元。1980年支出多收入少，外汇储备是负13亿美元。

由此可见，广东的侨汇对于该省，甚至全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广东人得到这些侨汇，也享受到很多实惠。在计划经济时代，本来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广东政府为了鼓励侨汇，出台很多鼓励政策。最常见的，就是侨汇券。

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侨汇券给国内收汇人,侨汇券持有者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

侨汇券基本涵盖了衣食住行，包括粮票、布票、棉票、副食品购买券、工业品购买券等各种票证，甚至可以换成一定数量的木材、钢材、玻璃、水泥和钉线等建筑材料等。

基本上，只要在香港有直系亲人的广东家庭，基本的生活都可以维持，还会引起别人的羡慕。

大量的偷渡者，对于香港是有利有弊，但总体是利大于弊。

在1950年，香港人口仅为220万人，劳工不多，薪水也较高。

偷渡香港的人越来越多，香港人口平均10年就增加100万人，到80年代达到500多万。

到香港的偷渡者，几乎都是中青年壮劳力，很多还是技术工人或者知识分子，为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此时发达国家因为各种原因，转而搞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而香港廉价劳动力迅速接盘了，发达国家丢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香港依靠这些低廉的劳动力，在7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

当然，负面影响也是有的。香港只是个城市，猛增数百万人口以后，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土地稀缺。

香港可以建房的土地不多，导致市民住房的困难。直到1981年，香港仍然有近百万人口住在木屋区。木屋区就是大陆的棚户区，用木板或者铁皮搭建的简易房，居住条件比大陆很多城市还要恶劣。

几乎所有的偷渡者，在香港都是从0做起。本来是警察的倪匡在报社当杂工，父亲是银行中层干部的罗文在歌厅当服务生，陈小春更是13岁开始打工，建筑队小工，送外卖的小工，理发店零工，什么都做过，他们都吃过很多苦。

另外，他们还受到无所不在的歧视。最歧视中国人的群体，就是另一群中国人。周星驰的电影中，《赌圣》《赌侠》《整蛊专家》《龙的传人》《新精武门1991》《赌侠2上海滩赌圣》《国产凌凌漆》等片中，无一例外都是饰演刚从大陆来香港的土包子。为什么要这么演？很简单，因为这种电影是香港人最爱看的。

萨沙有个同学，初二时候就跟着父母去了美国。他研究生是在香港大学读的，结果一到香港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他用普通话问路，经常有路人当作没听见，不搭理他。但只要用英文说同样的话，当地人一般都会比较热情的回应。区别在于，前者当你是大陆仔，后者当地是外籍华人。

最后，说一段逃港的经历。

张宇德是广州人，经过四次才偷渡成功。1972年，他和好友坐火车到了惠州，开始走徒步穿过惠东、宝安、梧桐山进入香港这条路线。

两人好不容易翻过梧桐山，靠近边境的时候被解放军巡逻队的警犬发现。两人撒腿就跑，巡逻队放出警犬追击。结果两人都被警犬咬伤了腿，双双被抓捕。好在伤势不重，养了一段时间就恢复了，只留下几个牙印。

张宇德偷渡的原因，是对目前生活不满。他是广州市人，父亲开工厂被定为资本家，成为阶级敌人。在文革时期，他成分不好，从广州市区被下放到落后的海南乡下务农。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做重体力活，配给的3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20多块钱工资也不够养家。

生活贫穷且看不到前途，不甘心一辈子务农的张宇德选择偷渡，他有几个亲戚在香港生活。

1977年，25岁的张宇德第二次偷渡，他改走大深圳鹏湾的水路。

这次张宇德运气很好，顺利徒步到了大鹏湾，背着漂浮物跳入海中，游了整整一夜。就在他筋疲力尽看到香港海岸时，突然被一艘香港水警船逮捕。

当时规定，偷渡者只有潜入香港市区才可以留下，不然就会被遣返。

张宇德功亏一篑，被押上了水警巡逻船。

搞笑的是，张宇德的表哥就在香港做水警，他在船上同警察攀谈，说出了表哥的名字。

而表哥恰好在附近船上，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来查看。这对表兄弟并没有见过面，通过谈起共同的亲戚而确定了关系。表哥并不是小警察，而是带队的警督。就在张宇德欣喜万分，认为自己会被留在香港时，却在上岸时被带上手铐，送到遣返收容所。

后来张宇德偷渡成功定居香港后，表哥给了他很多帮助，也向他道歉。当年表哥很想帮助他，然而知道此事的水警很多。只要有一个人去检举，张宇德同样要被遣返回来，表哥还会被降职处分甚至开除出水警队伍。

有意思的是，张宇德还是个情种。最后两次偷渡，他都带着女友，也就是后来的太太一起走。

1977年，张宇德和女友进行了第三次偷渡，走的还是最初的那条路线。这次的运气很差，刚刚进入惠州山上就被当地民兵发现。当时是深夜，大量民兵围捕过来。两人慌不择路，沿着小路狂奔。期间女友一脚踩空，摔伤了双腿，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背着一个人走山路，是不可能的。女友让张宇德先走，自己留下呼救，毕竟偷渡不是杀人放火，不会受到严惩。

张宇德被迫躲藏在附近树林中，亲耳听到女友高声呼救。大量民兵赶来，看到这个女孩受伤也没有为难她，将她背到山下医院救治。女友只是受了轻伤，没多久就恢复健康，被遣返回到老家。

看到女友被救以后，张宇德才选择独自离开，没多久也被民兵抓住，遣返回家。

最后一次，也就是1978年的第四次偷渡，张宇德又换了一条路线，终于成功。只是他和女友再次经历了一次分离！

这次张宇德、女友以及一个同乡，从元朗上岸到了香港乡下。张宇德只要设法进入市区，就可以定居下来。没想到，天黑看不清楚，女友无意中踩到了香港警察专门放置的空罐头盒。罐头盒的响声，引来了几个警察，三个人都被抓住。天亮后，女友被女警押走，张宇德只能看着女友离开。随后警察们却犯了一个错误，只让一个警察将两人暂时押解回警察局。

张宇德和同乡私下商议分头逃窜，这个警察只能抓住其中一人。同乡胆怯，唯恐警察开枪射击，到时候连性命也保不住。张宇德认为偷渡就是搏命了，怎么也要拼一拼。

两人趁着警察不备，突然分头逃走。警察只得先抓住了同乡，却无法兼顾张宇德。警察曾拔枪让张宇德停下，不然就要射击。张宇德拼死逃窜，而警察认为偷渡者并不是罪犯，打死他们天理难容，最终手软没有开枪。

于是，张宇德花费6年时间终于偷渡成功。他刚在香港站住脚，就立即安排女友再次偷渡，最终两人都获得居留证，还结了婚。

张宇德在香港从0开始，做过各种底层工作，比如搬运工、印刷工、小贩，但也积累了一些财富，在香港买了几套房。

对于逃港问题，七十年代邓公说的最好：“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靠军队能管得住的。生产生活搞好了，就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再说通俗点，这就是用脚投票。

前面就是那大鹏湾，波涛汹涌澎湃。可是在我们的面前，算得了什么。一条小河分开两个世界，令我心向往。只要你不畏那艰险，一定顺利渡河过去!

声明：

本文参考

图片来自网络的百度图片，如有侵权请通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