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美]唐纳德·L.米勒著，小小冰人译《空中英豪：美国第八航空队对那对纳粹德国的空中之战》上卷
第八航空队第一年的作战行动中，最大的敌人并非高射炮火或战斗机，而是气候和自然条件。好天气是成功实施白昼轰炸的先决条件，但1942年的秋季和冬季，北欧上空的气候异常恶劣。正如陆航队官方史指出的那样：“10月初之前，从英国基地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是否可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个月内最多只有5—8天有可能发起大规模打击，而当时欧洲大陆上空的气候，使得目视轰炸的可能性仅为20%—30%。对美国陆航队的大规模行动来说，只有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气候比这里更为不利。
就单独飞行的一架飞机而言，恶劣的天气是一场冒险，但对紧密排列的大群编队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执行任务期间，远程编队飞行至少在五个不同阶段需要有利的天气：起飞时、集结时、飞往目标的途中时、位于目标上空时以及返航时。如果清晨8点时天气晴朗，而英国上空的气候预计在六个小时后轰炸机返航时变糟，那就不能将这些飞机派出去执行任务。事实上，英国的乡村已开始到处散落着美国轰炸机的残骸，这些飞机因未能成功穿越岛上快速形成的雾气和云层而坠毁。
正如一名优秀的地面部队指挥官必须了解自己军队所处的地形那样，一名空军指挥官也必须知道大气层的“地形”，或者说——天气，这是他那些部下不得不对付的东西。但北欧的天气难以预测，就像那里的天空难以逾越那样；气象学仍是一门不完善的科学。整个战争期间，气候原因减少了45%的作战行动，而派至北欧上空执行任务的飞机中，有10%因天气原因被取消行动或被召回。战斗中这些有害的暂缓造成了对士气的破坏。在敌方上空被召回或被取消行动的飞行，并不能计入飞行员获准回家前规定要完成的任务次数中。任务一再取消，意味着飞行员们不得不反复经历起飞前的焦虑和紧张，其症状包括无法控制的呕吐和腹泻。随着他们被迫“在地面上折腾八次才能真正升空执行一次任务”，机组人员近乎一致地汇报，取消任务所带来的失望和沮丧，“远比实际参加作战飞行来得更糟糕”。因气候原因而推延的任务（并不会彻底废除），考验着哪怕是最坚定者的心理耐力。
与步兵不同，飞行员如果没有一套高度复杂的技术支持系统（轰炸机和赖以生存的供氧设备），根本无法从事飞行或战斗。如果这些设施失效——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将陷入无助的境地。在酷寒中飞行，会造成舷窗玻璃和机枪瞄准器模糊不清、炸弹舱门冻结、必不可少的机械设备结冰并发生故障。机上的人员也被冻僵并出现某些症状。在严寒中飞行，这种经历在地面上只有南极和北极，或是在巨大的山脉的顶峰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冻伤造成的损失远较敌人所造成的为多。第八航空队第一年的作战行动中，1634人因冻伤而被解除飞行任务，而因战伤退出飞行的只有400来人。第八航空队的一名军医，威廉·F. 希雷上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报告说，北极探险家早就警告过，潮湿的脚很容易被冻伤。“他们冒雨走向他们的飞机；睡觉时穿着带加热装置的服装；他们身穿飞行服执行着让人挥汗如雨的任务，衣服脱下时早已湿透。等他们返回时，已经成了伤员。”
如果有的话，新式的电加热服装也是出了名的不可靠。这种服装会发生短路，手、脚和睾丸部位会漏电；经历了几次任务后，它们会被烧坏，通常是因为使用者未被告知该如何正确保养这些服装。每次执行完任务，筋疲力尽的飞行员会把加热服卷成一团，跟其他飞行服一同塞入储物柜或行李袋中，结果导致脆弱的发热体发生损坏。
斯佩里机腹炮塔内部极其狭窄，图中这名军械员即便只身穿一件贴身内衣也活动不便，更别提穿着全套装备在万米高空中的感受了。
刺骨的严寒，其受害者大多位于轰炸机上的暴露位置：站在敞开的舷窗处，对抗着强风的腰部射手，以及掀开妨碍机枪动作的防冻帆布的尾部射手。另外，在敌方领土上空，球形炮塔射手被迫在他们的炮塔内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不得不将尿撒在衣服里，他们的后背、臀部和大腿“被冻得如此严重，甚至造成肌肉剥落，骨头都露了出来”。第482轰炸机大队的球形炮塔射手乔治·E. 莫法特评论说：“待到达目标时，你已经受够了，你的状况糟糕之极，根本不会特别在意自己是否能击中目标。”在一次任务中，投弹刚刚结束，一发高射炮弹在莫法特的炮塔下方发出剧烈的爆炸。几秒钟后，他开始感觉到手指和双脚渐渐麻木。“我环顾四周，在有机玻璃罩上发现一个小洞，而我手套与衣服之间的电线已被切断。”电热服的连接线采用的是串联，就像圣诞树上的那些彩灯，一只手套失效后，电热服的其他部位同样也宣布罢工。莫法特知道，自己再在炮塔里待下去，肯定会被冻僵，但如果离开自己的机枪，他就会使其他战友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因为敌战斗机仍在空中逡巡。“于是我留了下来。”他用拳头敲击着机枪，双脚跺着炮塔的地板，以此来加快血液循环。“疼痛令人发狂，几乎难以忍受。泪水从我的脸上滑落，流至氧气面罩上，结成了冰……我几乎就要放弃这一切，迎接死亡了。”几分钟后，敌战斗机消失了，他这才爬出自己的炮塔。飞行员将轰炸机降至20000英尺高度后，一名同伴将自己的一只电加热手套递给莫法特。“热量使我的双脚和双手疼痛不已，我不得不闭上双眼，咬紧牙关，强忍着不发出惨叫。”
战斗中，机枪发生卡壳时，有些人会惊慌失措，并将手套脱下，试图将卡住的子弹清理出去。他们冰凉的手会黏在裸露的金属上，为了将手抽离，他们不得不连皮带肉撕掉长长的一条。偶尔也会出现自伤者，他们被“即将在战斗中身亡”的恐惧所吓倒。轰炸机升至最大高度后，他们脱下手套，以使自己获得一场长期、痛苦的住院，但暂时避免了可能更加糟糕的命运。
战斗中负伤的人特别容易被冻伤。他们的电热服经常会因刺入他们身体的同一块弹片造成短路。昏迷不醒地躺在机舱冰冷的地板上时，他们的四肢会变得麻木，尽管战友们试图用仅有的几块薄毛毯为他们保持身体的温暖。希雷医生描述了一名领航员所经历的痛苦折磨，一块高射炮弹弹片射穿了飞机的机鼻，他的氧气面罩被击破。随着氧气供应被切断，他昏迷了整整一个小时。“六星期后，他的双手、双脚、双耳和鼻子被切掉，冻坏的眼球被摘除，颧骨部分的坏死组织也被去除。但他仍活着。”
重型轰炸机机组的标准装备：羊毛内衬的皮制防寒飞行服、内衬电热服，外面则是水上救生背心。头戴带护目镜的呼吸面罩，保暖耳罩以及防撞头盔。
由于机组人员缺乏医疗知识和设备来挽救负伤的同伴，因此而死去的人数目不详。一名B-17的尾部射手，臀部被炮火炸飞，他的同伴尽其所能地为他进行了包扎。但他的伤口血流不止，于是“我们将一个重达140磅的弹药箱直接压在他的伤口上”，一名射手回忆道，“压力似乎止住了流血。他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但他几乎被冻死，因为他的电热服被撕破，而且，我们没有毛毯。”这个负伤的小伙子在一个与正常人离世完全不同的地方等待着死亡。“这种情形令你的神经倍加紧张，你的勇气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环境中化解危险。”航空队的一名军官说道。
每次任务结束时，机组人员带着肿胀的双手、双脚和脸离开飞机。伤口在一两天内会变成紫色，然后又变为可怕的黑色。三分之一的冻伤者需要住院治疗，哪怕是最轻的症状也会令他们停飞两个星期。“这是真正的急诊，”希雷医生在第八航空队投入战斗的初期便提醒过他的同事们，“医院里的许多人在几个月内都无法重返战场——如果他们能回去的话。”
冻伤一旦发生便无法对付，没有经验的航空军医不得不依靠一种古老的俄国式治疗法：“等那些将要脱落的部分彻底脱落，然后再看看对剩下的部分能做些什么。”预防是唯一恰当的疗法。1942—1943年隆冬前，航空军医（每个基地至少配备了一位）已开始采取行动，给机组人员举办讲座并向他们展示冻伤的危险，在球形炮塔内安装可供小便的管子，并配发薄薄的丝质手套，让他们戴在较重的电加热手套内。但在作战行动的第一年，从未做出过与问题相当的努力。气压损伤性中耳炎也没有找到治疗办法，造成这种中耳慢性炎症的原因是在高空未增压的机舱内多次进行急剧升降所致。随着任务的增加，这种症状在轰炸机机组中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被暂时解除飞行任务的人员中，患这种症状的占了三分之二。
缺氧，作为“航空医学噩梦”的组成部分，折磨着第八航空队。晕机者的唾液或呕吐物会进入他的橡胶面罩并冻住，阻断软管，导致患者昏迷，甚至死亡。整个飞行任务中，领航员每隔几分钟便会用机上的通话装置招呼大家检查氧气。如果哪个组员没有回答，另一个人便会被派去查看情况，如果需要的话，会采用人工呼吸或通过一个便携式氧气瓶进行输氧。“总之，你的面罩、软管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很容易出现个小漏洞，而你对此却完全不知情，”一名领航员描述了25000英尺高度上一次典型任务的情形，“在这个高度上，如果没有氧气，你会在30秒内昏迷，2分钟后你就死了。”
一名身着电热服的B-17机腰机枪手
尽管因缺氧而致死的人数不到100（主要发生在第八航空队进驻英国的第一年），但这个数字却占了在战斗任务中经历过某种形式此类症状的飞行员的50%—60%。这是计划不周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后果。“我们没有考虑到战斗会在那种极端的高度下进行，”作战行动的第一年后，马尔科姆·格劳医生向航空队的调查人员坦率承认，“显然，有些小事情在投入战斗前没有被想到。”但部分责任必须归咎于陆航队规划人员，他们对轰炸战略的关心远远超过让准备妥当的机组人员在大气条件下得以生存以执行该战略的必要性。试图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准备不足的美国小伙子们无意间伤害到他们自己。
缺氧是个隐藏的杀手，氧气供应出现问题时，受害者很少能及时发现。供氧设备上有个指示器（一个小球），像个阀门那样位于一条透明的管子里，能显示出是否有氧气在流动。呼吸时，小球便会上下跳动。如果小球在跳跃，就表明飞行员一切正常，但机组人员跟德国空军交火时，根本没时间注意小球的状况，如果出现问题，通常还没等其他人发现状况，他们便已身亡。机尾射手待在一个隔绝的空间，最有可能成为缺氧的受害者。经过与敌战斗机一场激烈的战斗后，乔治·莫法特那架“空中堡垒”上的领航员通过内部通话装置呼叫大家，以查看是否有人中弹。机尾射手比尔·加尔巴没有做出回答。一名机组成员过去查看，这才发现加尔巴瘫倒在他的机枪上，氧气管已然断裂。那名机组成员试图将他唤醒，但徒劳无益。飞机赶往北海上空时，驾驶员降向水面和可供呼吸的空气，但加尔巴还是毫无反应。这时，莫法特爬出球形炮塔，小心翼翼地将他的朋友放在机舱地板上。“我沿着狭窄的通道爬过去，趴在他身上。我的脸停在距离他面孔大约6英尺处。他的脸苍白如雪，鼻子和嘴上冻着一层分泌出的粘液，他的双眼大睁着盯着我，一切都覆盖着一层霜冻……我便知道，他已经死了。”
莫法特为自己和另一名射手点上一支烟，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吸着烟”。飞机着陆后，“我看着他们将他的尸体抬上担架，送至救护车上，泪水从我的脸颊滚落。我不觉得羞耻，他是我的哥们。”
“这是难捱的一天，我们的飞机上满是窟窿。我倒在床上，却无法入睡。”加尔巴的床铺就在莫法特的旁边。军需官已将加尔巴的衣服拿走，他的床也被拆除。莫法特翻过身，这样他就不必看着那里。
他们将威廉·加尔巴安葬于离基地不远的一处墓地。只要有时间，乔治·莫法特便会过去，在他的墓地放上一束鲜花。
能够活着完成飞行任务，对于机组人员而言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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