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被劳动改造了！”

这句听起来像段子的话，却在1950年8月1日成了事实。这天，末代皇帝与其他伪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

三天后，溥仪被押抵抚顺，此后整整十年，他都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他当时的编号是981。当年，溥仪年44岁。

刚到抚顺时，溥仪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将被处死的阴影未完全消散，有时一连几夜，他都不敢合眼。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放下皇帝的架子，与昔日的伪满大臣们共同生活。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依旧有“皇帝”的派头，每次集合时，他都会站在排头；洗澡的时候，他也总是抢先第一个下池子。若有人比他先下池子，他会干脆不下池子，而宁愿用脸盆接点热水“对付”。

溥仪继位时，大清虽然已经摇摇欲坠，可此后数十年里，他也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身边，也总有一堆人伺候着。即便被带到苏联时，他的身边也是家人、大臣、仆人、侍卫一堆，就连穿鞋，他也只要伸脚就行。

养尊处优的溥仪，从未自己开过门。到了战犯管理所后，溥仪依旧不肯自己开门，他每次都等别人把门开了后，才跟着进去。实在等不到人来，他也不会动手，而是选择一脚把门踹开。

面对这样的溥仪，战犯管理所的相关人员却并不着急，他们早已按照上级的指示，准备了一整套的改造策略。

溥仪在战犯管理所一直吃小灶，小灶的伙食远高于中灶和大灶。根据史料记载，溥仪每日的主食包括细粮一斤半，豆油7钱，菜金15400元（第一套人民币）。小灶之外，还有厨师专门为他做适合口味的饭菜。

而在服饰、舍监、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可即便各方面都得到了“优待”，溥仪在管理所依旧很不适应。他最大的不适应是：在这里，没有人伺候他了。穿衣服、穿鞋子、洗衣服、补袜子，这些事情，都得他自己来。

最初，他的侍卫李国雄还帮着他洗衣服、袜子，可随着时间的推进，李国雄顿悟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奴才了，我们都同样是战犯，他的罪孽比我深重，我凭什么伺候他？

李国雄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也与他在战犯管理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有关，天天读《新民主主义论》的他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从前“唯溥仪之命是从”的行为，是封建迂腐的。人生而平等，上赶着伺候别人，压根儿就是骨子里的“犯贱”。

这样想了以后，溥仪再让李国雄帮忙做脏活时，他顶撞道：“你嫌脏，难道别人天生就是埋汰人，就不嫌脏？”

当溥仪昔日的“奴才”都敢这样顶撞他时，溥仪身边的其他人就更加了。后来，就连溥仪的侄子、继子毓喦也敢“批评”他了，一次，他看到溥仪放走吸血的蚊子后不满地道：

“你放苍蝇的生，把落在身上的苍蝇蚊子轰走了事，而不许打死，难道就不怕它再落到别人身上吸吮别人的血吗？”

溥仪以前眼镜坏了，李焘总是第一时间帮忙修理。可进了所里后，他再找李焘，人家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情愿。

李国雄和毓嵒等等的态度，让溥仪震惊不已，此时再想起进入战犯管理所后，伪满大臣们对自己的冷嘲热讽，他不禁哀叹：真是世道人心难测啊！

面对已经变了的“世道”，溥仪不得不想办法适应，为了不再听别抱怨自己，他开始自己打理生活。

自己照顾自己，对于寻常人而言是轻而易举的，可对溥仪而言，这件事却似乎比什么都难。只要时间稍紧，他的衣服扣子就会出现“扣不齐”的情况，洗衣服忘记关水龙头更是常有的事。至于剪手指甲剪到肉，补袜子扎到手，更是司空见惯。

管理所的领导见溥仪如此狼狈，不得不将他和家人关押在一处，以让他们帮助他学习生活自理。直到各种生活常识学得差不多以后，溥仪才再度回到自己的房间。

和其他战犯一样，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他们的作息非常固定，以至于无数年后，溥仪依旧能背出他当时的作息时间表：

“6：00 起床（夏季提前半小时）、早操、打扫；7：30 早饭；8：00-12：00 政治理论学习；12：00 午饭（夏季午睡一小时）；1:30-5:30劳动；6：00 晚饭；7:00自由活动（包括文娱活动）；9:30入寝”

这个时间表里，最让溥仪头疼的是“劳动”，对于生活自理都觉得吃力的溥仪而言，劳动几乎等于要了他的命了。

溥仪头一次觉得“劳动”要命，是他被安排糊铅笔盒时。每次糊纸盒时，他不是糊的形状不好，就是把商标粘倒，有时还会导致糊得不匀而出现皱纹和气泡。

偏偏，每次糊纸盒时，大家还会发起劳动竞赛，比质量、比数量。无论谁和溥仪一组，几乎都必输无疑，因为他总是会糊出很多的废品。

“皇帝拖后腿了！”这个事实让溥仪心里极其不是滋味，他开始虚心向伪满大臣们“取经”，后来，他终于在某天，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那天的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说：

“我的高兴是空前绝后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儿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

也是直到此时，溥仪才真正懂得“劳动的意义”。当日，所方将他们糊纸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他们。溥仪拿着一块糖果时不禁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出来的。

除了糊纸盒之外，溥仪还参加过拔草、抬煤等等劳动。溥仪惊奇地发现，自从开始劳动后，他的饭量比以前大多了，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就连胃病，也很久不犯了。

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思想改造也在同步进行。每天，溥仪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以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这时期的溥仪开始认识到：他的确是当了汉奸了，东北沦为殖民地，他有脱不开的责任。

如果最初溥仪认罪，承认自己是“头号汉奸”，是因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后来他的“认罪”，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他之所以会发生变化，与他在所里发生的一桩事有关——

1955年6月，所里突然将一份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书，交到了溥仪手中。这些，都是监察机关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汇总而成。光是看统计数字，溥仪就震惊了：

“1934至1940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万4千余人。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患病者达19942人，死亡达2005人……”

这些血泪凝成的庞大数字，让溥仪心里发凉，他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他签署的法令和由他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他也看到了无数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的血泪控诉，这些血淋淋的内容，让他触目惊心，他忍不住感叹：

“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忧。那以后，每次睡觉闭上眼时，他都仿佛看到劳动人民用手指着他怒吼：“不能饶恕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如果溥仪的前半生并未明白什么叫历史，那么此时的他，已经什么都懂了。此前还期待“坦白从宽”的他，觉得自己只有遇到奇迹，才可能被“宽待”了。

觉得自己已到绝境的溥仪，竟真的遇到了奇迹——

1956年春天，溥仪等战犯刚刚学完第一个五年计划、农村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改造的一系列文件，他们就被召集开会，会上，所长说：

“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

“到社会上参观？”溥仪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忙向身边人打听，身边人也有些难以置信，直到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他才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溥仪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担心老百姓看到他，会要求将他留下来控诉和公审。从最好的情况来说，人们也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

3月5日那天，溥仪带着满满的疑惧心出发了，一路上，他都沉默着。在车上，他的眼睛虽然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可心里却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

参观的几天里，溥仪一直心事重重，他的心理负担太重了，尤其是在参观平顶山（东北抚顺）时。

平顶山离抚顺露天矿大坑很近，这里的居民多是贫苦的矿工。日本侵占旅顺后，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他们不断地袭击日军。1933年，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日寇，他们在平顶山和日军进行了战斗。他们撤走后，日军以“通匪”的罪名，向平顶山居民进行报复。

一夜间，平顶山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部倒在了血泊里。疯狂的日本人还在杀死他们后，重新用刀扎了一遍，有的日军还将没断气的人的肠子踢了出来，孕妇肚里的婴儿被他们用刀挑出、举起高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杀光后，日军还为了毁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部烧光，然后用大炮轰崩山土，掩盖尸体，他们还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人通过……

在现场对着溥仪等战犯讲述这段历史的，是当时的幸存者方素荣。当时从血泊里逃出来时，她年仅5岁，她的全家，都死在了那场灾难中。而她也在那场灾难中，身受八处创伤。

溥仪早已知道平顶山的事，可真在现场看到这一切，并听到幸存者控诉，他还是震颤不已。溥仪等战犯生怕她会突然冲向他们寻仇，可他们错了，方素荣看着她面前早已泪流满面的战犯，用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音说：

“凭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也不解恨。可我是一个党员，党教育我，最重要的不是个人恩仇，而是我们伟大的、解放人类的事业。我现在很幸福，有两个孩子，他们和所有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良久后，她看了一眼始终低着头的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