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虎坊桥路口西北角，有一座别致的小白楼，自东遥望，形似一艘在海浪中航行的轮船，被老北京人称之为“船楼”。“船楼”上挂着中国书店的鎏金大字，走近了瞧，还刻有“1920”“商务印书馆分设”的字样，无声诉说着它的百年往事。
“船楼”上刻有“商务印书馆分设”字样
“船楼”是京华印书局的旧址。它的前身是康有为、梁启超经营的强学书局。1895年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为了开通风气、宣传西学，联络一部分开明官员，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强学会、强学书局。北京的强学书局刚办不久，就遭到清政府封禁，后来又由清政府改为官书局，原址设在虎坊桥乐平会馆及其后身一带。官书局规模不大，但官气十足，业务一直不景气。1905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资买断官书局，作为在北方的印书工厂，并改名京华印书局。
为什么不叫商务印书馆北京厂？据京华印书局的前经理宣节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不但把官书局的机器、设备全买下来，还将其对外承接的印刷业务、出版而未售出的木版印刷书籍及木版全部接下来。“这样一来，对外的名称，既不能沿用‘官书局’，也不好用‘商务’的名义，于是双方协议，便起了京华印书局这个名字。”
京华印书局淘汰了木版印刷，采用当时先进的铅印和石印，主要承印书刊、字帖、账册等印刷品。由于印刷精良，业务逐渐兴旺。京华印书局于是购买了和平门内北新华街西侧的吕祖阁作为北厂，原来的厂房为南厂。
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编辑稿件。
京华印书局部分职员，在楼道内合影。
京华印书局的对外营业厅
辛亥革命后，宣传新文化的书刊、报纸日渐增多，京华印书局的业务水涨船高，原来的两个厂房不再敷用。1918年，京华印书局在距乐平会馆不远处，投资10万元、历时2年，新建了一座钢筋水泥大楼。这座大楼就是如今的“船楼”。
“船楼”平面呈三角形，地上四层，造型别具一格。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外国人设计的，其实不然。它是由中国近代第一批留英海归——傅佰锐主持设计。傅佰锐是满族人，曾在剑桥、牛津大学学习英国语言文学及建筑，1903年毕业回国后进入清朝工部工作。在北京，他先后设计了北京动物园、北京大学工学院（1960年代末被拆除）等欧式风格的建筑。傅佰锐设计的“船楼”，融合了西方古典主义和现代建筑的风格，连续券门和券窗，铸铁花式栏杆，德国进口大钟，造型简约而典雅，是当时北京非常前卫的新式建筑。楼内不仅有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用过的办公桌，还有一部载货电梯，是当时北京唯一一部木制导轨电梯。
由于当时中国只能生产少量水泥，且根本生产不了钢筋，京华印书局就把建筑施工交给德国人负责。据说，德国人当时保证这座建筑的寿命可达60年。1980年，德国有关方面来函通知“船楼”寿命已到，但其至今屹立不倒，整体结构完好。
“船楼”建好后，京华印书局承接了更多业务。例如，给清华、北大等学术研究机构印书刊，给协和医院、戊通航务公司等印英俄文报告及表册，还给故宫博物院仿印文物书画集、月刊等，事业蒸蒸日上，逐渐成为北京印刷行业的巨头。很多文化名流的书籍都在这里印刷，鲁迅的《呐喊》《彷徨》初版就付梓于此。“南有商务，北有京华”的说法，一时广为流传。
抗日战争时期，京华印书局受到日寇摧残，一度难以为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恢复元气。1954年全国公私合营改造，京华印书局改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印刷厂，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保留原名。“文革”后，京华印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排版厂、中华书局排版厂合并，更名为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至此，曾经负有盛名的京华印书局，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船楼”后来划归中国书店管理。2003年，京华印书局“船楼”被确定为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又被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据悉，“船楼”历时近两年的修缮工程将很快完工。据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次本着“修旧如旧”原则，对“船楼”的水泥墙面、内部地板等都进行了修缮。楼内的木制导轨电梯，特意请专业团队进行了精心修复，目前依旧可以运行。修缮完工后，这座百年老楼将成为展示中国近代印刷史及新文化运动史的文化空间。
图 | 赵庆伟 刘鹏
文 | 张小英
编辑 | 张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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