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多年以来，这两行诗句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而作者顾城，也因为他特立独行的人生与结局而被人铭记。
1993年，顾城杀妻后自缢的消息震动了全国。
多年之后，王安忆、舒婷等著名作家出文集怀念他，民谣歌手高晓松更是在《晓松说》里以“诗人死了”加以总结。
顾城何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诗人死了”
10月8日，在与顾城相关的种种叙述回忆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
就在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和妻子谢烨一同居住在新西兰激流岛的诗人顾城，先是在争执冲突中致妻子受伤，而后自己也上吊自杀。虽然新西兰方面出动了直升机运送抢救，最终也没能挽回两人的生命。
高晓松这样回忆自己初闻噩耗的反应——他还记得，报纸那天的标题上带着大大的黑框，赫然触目是四个大字“诗人死了”。
这四个字并非毫无来由的平铺直叙，最初来源于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身亡。
用这四个字作为标题，一方面反映出顾城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这个消息是多么令人震惊意外。
对于顾城，高晓松一直都是用一种谈论偶像的口气提及，他曾说顾城“在那时候就像一座灯塔”。
高晓松自己也同样秉持着浓烈的文人气，曾经从清华肄业后试图转向北影读研究生，但却没有能够如愿。
这种“同类人”式的感同身受令高晓松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从报纸上得知顾城死讯后，整整一天都没动地方。
后来他说，虽然从道德角度审视此事会是另一种视角，但在当时，“我自己心里是充满了悲怆”。
张清华也曾经将顾城的文本影响力评价为“几乎超过了所有当代诗人”，认为根本无法绕开他。他最有名气的诗《一代人》，简简单单的“黑色眼睛”意象却是余味无穷，而写出这首诗时，他才仅仅23岁。
为纪念顾城之死，高晓松写下三首歌，宣告在他心目之中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就此终结。
在顾城逝世20周年之际，他的生前密友邀请了舒婷、王安忆等九位朋友，写下纪念他的文字。除此之外，也有关于他的纪录片《流亡的故城》问世。
火车上的邂逅
即使在文学领域内拥有极高的评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对顾城此人的纪念和追思。
就在纪录片播出不久，还有观众留言向出品方凤凰网发问——“你们怎么不拍个《杀人犯顾城》？”
顾城生于1956年，原籍上海，出生于北京一个文艺气氛浓厚的家庭。他17岁便开始了写作生涯，擅长新旧诗歌、寓言故事诗，人称“唯灵浪漫主义诗人”，也被视为中国朦胧诗派代表人物。
在1979年4月，顾城在一个深夜的灵感来袭时写下了名作《一代人》，发表于《星星诗刊》，从此成为声名鹊起的诗坛新秀。
这两年也是他灵感井喷、佳作频出的时期，著名的《感觉》、《远与近》等作品都在此时期诞生。
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这两年也正是顾城与谢烨邂逅相识、并开始北京上海异地恋的时期。
1979年的7月，顾城与谢烨相识在一趟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无人能够确切知道两个人当时的感受，但谢烨却在后来追忆过这一段邂逅，她说他们两个人其实都非常清楚：“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快下车时，顾城给对方留下了自己的住址。谢烨问他，那你会给我写信么？顾城答复她说会，会写“厚度相当于两部长篇小说”的信。
两人就此开始了相隔两地的恋情。
一直到四年之后，谢烨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在无线电厂的工作，前往北京找到了顾城的家。
在当时社会主流背景下，主动放弃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前往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在大部分人眼中不可思议，很难不被视为离经叛道。
更别提谢烨的家人对于顾城其人并不认可，谢父曾认为他多半“是个骗子”，谢母更是对两人的关系进展忧心忡忡。
谢烨的母亲谢文娥一度认为顾城的精神“不正常”，当得知女儿一意孤行要和他在一起时，还强烈要求顾城去接受精神鉴定。
顾城的精神到底有没有问题？他接受某次访谈时，说过自己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还曾经有朋友给他做过测验后发出警告：要小心发疯。
然而最令谢文娥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一类传言，而是顾城的实际行动。谢家家人不是不同意不认可他们的恋爱关系吗？顾城就把自己“放”到了谢家大门口的出入通道上。
他弄来一个足够大的木箱子，把箱子摆在谢家门口，自己则躺进箱子里，长时间不动窝，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一种“无言的争取”。
谢文娥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对这一场景十分反感——“每天像躺棺材一样横在我家门口，这谁受得了？”
这两个人的关系和婚姻，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与周围环境、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色彩。
出国后的两人生活
即使家庭父母多有不愿，谢烨最终还是和顾城走到了一起，并且给了自己新的名字——笔名“雷米”。无论是在国内参加各种诗会、会议，还是出国游历、文化交流，顾城总是带着谢烨，形影不离。
这里面绝大部分原因当然是两人之间热烈燃烧的恋情，当然，谢烨的个人能力也的确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方便。
友人文昕曾经回忆，谢烨曾经专门进修外语，因此英文很不错。而顾城从1987年开始前往欧洲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足迹踏过了英、法、奥等好几个国家，次年又移居新西兰，并在奥克兰大学亚语系任教。
走过这么多国家，最终还获得了新西兰的永居资格，但顾城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也并没有花心思去学过外语。因为他一贯认为：生活中的琐事都交给谢烨去打理就行了，“没必要两人都学外语”。
在这段跨越多国、两人同行的旅程之中，谢烨承担起了几乎所有的琐事——因为她会英语，所以与人交往、沟通之类的事全都是她的，她还挤出时间来学会了开车。
而顾城，因为“不需要交往”、“不需要出行”，这些技能他一概不学。一旦柴米油盐的烟火生活中出现无法避免的需求，他就选择跟着谢烨。
如果按现代家庭分工的眼光来看，顾城属于那种几乎完全不尽家庭义务的成员，而谢烨的角色则是被大量压榨劳动的一方。
而这种双方之间严重的不平衡局面，顾城使用一种近似“情感反馈”的游戏方式来解决。
在顾城和谢烨之间，有一种名为“顾城金银券”的物品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顾城自己画出来的票券，他很早就开始以这种形式来充当对妻子的“奖励”。
他们夫妻的不少朋友都很熟悉“顾城金银券”的故事，因为谢烨常常会开玩笑地拿出一沓券，然后对朋友们说“你看他都欠了我多少钱”。当然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欠钱”从未真正兑现过。
“孩子般的顾城”
在局外人看来，这种一方近乎完全依赖于另外一方的相处方式并不多见，也往往难以长久。后来也有人对此进行分析和推测，认为这折射出了顾城性格之中浓烈的“孩子”色彩。
那场十分浪漫的火车邂逅之后，两人克服了异地恋等等不利条件最终走到了结婚，婚后的顾城对谢烨表现出百分之一百的依赖，“就像个孩子一样”。
在顾城眼里，他认为自己不畏惧这整个世界，但却唯独害怕着谢烨一个人，自己的“理智和自制力一点都没用”。
虽然按年龄算早已是个成年人，但顾城表现出来的样子却更像一个还没长大、也不愿意长大的孩子。饿了就把朋友家的冰箱一扫而空，冷了就得立马去商店买衣服，其他的“尘俗小事”根本不在他的心上。
他后半生致力于追求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此选择了激流岛离群索居。
顾城自己早年有些做木匠的手艺，就一手一脚自己改建了破旧的木屋，和妻子一起住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虽然生活上绝大部分仰赖谢烨的照应，但他却又很不喜欢妻子买东西、做饭乃至操持家务，因为这些举动与他理想中的田园生活发生了冲突。
于是，顾城谢烨夫妻在激流岛的生活，便时时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顾城将谢烨视为另一个母亲，对方因此无法有独立的工作生活和社交圈子，不得不百分之百地把精力投注在他的身上。
另一方面，谢烨为了两人的生活必要而大小俗事全都一肩挑起，翻译、保姆、管家、医生……等等各种职能，她几乎都沾上了边，这又反过来再度加深了顾城“不能自理”的程度。
这种心态还反映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顾城并不期待孩子的降临，甚至将即将降世的孩子视为童话世界中的某种“毒菌”，会扰乱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即使后来两人养育了儿子小木耳，他也并没有改变此类看法，而是始终坚持己见。
甚至就连另一名女性闯入他们感情的二人世界时，顾城的选择是直接把对方带给妻子看。有人认为“这简直就像带女友见母亲一样嘛”，也可见此举惊世骇俗的程度。
三人世界
这位女性名叫李英，顾城作品《英子》的诞生与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顾城好友文昕曾经在媒体访谈中回忆，李英最初认识顾城，是在1986年的昌平一场新诗会上，当时还是女大学生的李英直接站了出来，反驳当时老派诗人们对顾城的抨击和质疑。
这就是他们之间故事的开始。
文昕说，李英看着顾城的眼神“是装不出来的”。当时顾城和谢烨之间的关系早已明朗，但李英却始终将这段感情视为躲不开的宿命。
1987年，顾谢准备出国的前夕，李英到了顾城家中表白，即使谢烨就在旁边翻看杂志，也依然表现得旁若无人。
如果说顾城的态度看上去好像“期望谢烨以母亲般的态度接纳李英”，那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谢烨至少有一段时间内真的做到了如他所愿。
1990年，当顾城和谢烨已经在新西兰激流岛安顿下来、并经营起属于自己的木屋后，李英也乘坐飞机到了岛上。就连此行必不可少的手续和机票，也是由谢烨一手办理的。
激流岛上的生活究竟如何，之后站在不同角度的纪录片、电影、小说和访谈，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例如在顾城谢烨合著的《英儿》里，这段关系是美好而激情的，但在李英后来出版的《魂断激流岛》及访谈中，这段岁月却被描述得艰苦而充满压迫。
文昕是这样评价三人关系的：到最终，他们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童话悲剧
三人一同生活的气氛曾经和谐到什么程度？据说顾城曾经向朋友透露，在岛上时谢烨对李英非常好，哪怕月事期间帮对方手洗内衣之类的琐事都一手包了。
但是进入1992年不久，顾城便带着谢烨离开激流岛、前往柏林参加交流活动。以此作为开端，曾经三个人一起居住在岛上的岁月正式宣告终结。
此后的李英另寻归宿，而谢烨也开始与某华人男性密切交往，顾城谢烨的婚姻出现裂痕，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渐趋紧张。
外界的种种传说认为顾城多少是有暴力倾向的，据说他曾经因为某些原因一次性宰杀了谢烨养来吃肉吃蛋的几百只鸡，这样的画面光是想想就令人毛骨悚然。
但也有一些知情人解释声称，顾城之所以不得不杀死家养的鸡，是因为当地有规定，每家饲养的家禽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顾城妻子的死亡，也绝非外界传说的那样因斧头致命。
顾乡在《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中记述过最后那段时间的气氛：一切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大不同，较为特别之处在于顾城也开始学车准备考驾照了，他还特意找谢烨要了车钥匙，准备去练车。
突然听顾城说自己打了谢烨时，顾乡也是懵的，几乎可以说是凭借本能跑去看受伤倒地的弟媳妇。然而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她跑去看顾伤者时，顾城也在自己的房子里自缢身亡。
外界总是以“用斧头砍死妻子”来作为顾城杀妻事件的简单概括，但实际上据顾乡说，当时草地上的那把斧子“干干净净”，顾城的去世时间甚至比谢烨还早好几个小时，而此后新西兰警方的调查也同样排除了悲剧与斧头之间的联系。
当纪录片《流亡的故城》投入制作时，剧组曾经专程前往奥克兰档案局查看顾、谢的死亡证明，他们也注意到：证明中并未提到有关斧子的要点。
结语
往事、传言莫衷一是，再加上曾经知晓其中细节的亲近人们通常都不愿意过多提及此事，诗人夫妻的故事沉寂了几十年，让人越来越难看清其中真相。
这位在诗歌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诗人，生前常说自己是安徒生的学生，然而，他所梦想的童话世界最终却以悲剧告终。
参考资料：
《爱情和斧头：“顾城事件”罗生门二十年》；2014-02-12；中国新闻周刊
《被宠坏的“孩子”与贤淑的“母亲”——浅谈顾城杀妻》；2018-11-14 ；长江丛刊订阅
《顾城辞世20周年 王安忆、舒婷等撰文回忆》2013年10月09日；成都商报
晓松说:九三年顾城去世!高晓松谈到先长叹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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