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第四分队长

封｜怡如和伶伶以及她们收养的孩子

2023年5月16日，中国台湾省内一项平常而又不平凡的法规终于走向了落实的一刻，已婚的同性伴侣能够与已婚的异性伴侣享有一致的资格，共同申请收养与己方没有血缘关系的儿童。

收养儿童对同志个人而言存在障碍吗？答案是否定的。依据当地民法中的有关条款，一个成年人计划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儿童，需要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后者接到申请后将对收养人的财力、职业、心理和生理健康等诸多指标进行审查，评估当事人符合收养标准后就能够办理收养手续，收养人的性取向既不是评估的指标，也不是形成收养关系的障碍。

对“同性伴侣能不能收养儿童”的明确争论，要追溯到2017年呼吁同性婚姻立法之初，而问题产生的源头在于“专法”。2019年5月17日，台湾省内通过婚姻平权，同性伴侣得以凭借“专法”登记。可“专法”仅仅规定了结婚这一项民事权利，而其他的法律法规中，缺少与“专法”对应的条款，使得已婚同性伴侣在面对以“夫妻双方”为民事主体的某项条款时遭遇不平等，如户籍的迁移，遗产继承等等。

收养，同样是“专法”所遗留的不平等，依照当时的法规，未婚的成年人与已婚的异性伴侣都可以收养，已婚的同性伴侣却被拒之门外，因为收养条例中明确伴侣的主体为“夫妇”。同性伴侣即使结婚，也无法和对方本已收养的子女建立亲子关系；已婚的同志配偶则须离婚，以让其中一方符合收养规定；即使后续成功收养再结婚，配偶与孩子也依然无法建立亲子关系。

同婚合法前一年的2018年，岛内对“同性能不能收养小孩”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在民调结果中，多数民众表示反对同性伴侣收养儿童。虽然民调结果并不具有直接约束力，但它仍然影响了有关部门对同性伴侣收养问题的处理进度，导致其被反复“踢皮球”。

这一离奇的“BUG”让部分未婚的同性伴侣为了收养孩子而不敢结婚，支持同性伴侣收养的委员认为：“在配偶无法建立亲子关系的情况下，若拥有亲权的一方不幸发生意外，孩子也无法由另一位配偶继续养育，而可能必须脱离现有的家庭，回到安置机构或由其他不熟悉的亲戚照护，这已严重侵害儿童最佳利益。”

喵喵和围围就是一对遭遇收养难题的同性伴侣。两人同为80后，成长于传统家庭中，2000年进入大学后，他们结识并决定携手，这一走便是16年。其间两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这对夫夫的爱情也成为了婚姻平权的佐证，随着专法在2019年5月通过，他们得以登记结婚。

几个街区外，怡如和伶伶，两个妈妈正为自己的儿子阳阳准备着早餐。这对妻妻经历了超过十年的爱情长跑后，仍没有登记结婚的计划。在法律上，怡如是孩子的母亲，她说：“专法通过，大家都很开心，但对我们来讲，是个不上不下的消息。因为一旦结婚，就会影响收养关系。”

喵喵也说：“专法通过后，社工突然对我们结婚有意见，因为登记结婚，会影响孩子的收养程序。”那年年初，围围收养了女儿肉肉，但因为“BUG”的存在，喵喵却无法登记成为肉肉的监护人。专法通过后，公益组织接到同性伴侣关于收养的求助，工作人员只能建议“伴侣与收养子女二选一”。

“同性伴侣能不能收养儿童”在现实中的确有争论需要解答，首当其冲的是同性伴侣是否“有资格”收养子女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收养是为孩子找一个合适的家，而不是为家找一个孩子，双方只要符合有关法规的要求，就可以收养孩子。

而反对者认为：“孩子需要父母抚养，是上千年人类社会的习惯”，又指“同性伴侣会为儿童的性别认知带来错误的示范”。法国巴黎曾经在2013年举行过一次反对同性婚姻的集会，参与人数多达十万人，一名被同性伴侣收养的青年站在人群中，——青年和他的七个兄弟姐妹来自北非，在被亲生父母遗弃后，他被一对法国同性伴侣收养，但他高喊着：“我们不是你们的权利的象征”。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多家研究机构对同性父母抚养的子女展开追踪研究，起初，直接研究样本并不多，进入21世纪后，同性伴侣收养孩子的情况愈发普遍，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达成一致：孩子在学业、认知测试和心理发育中的表现并非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性取向，而是家庭在陪伴、教育和医疗上的投入。

美国心理学会（APA）在2014年发布了一份综述报告，总结了多项研究的结果，包括关于同性父母和异性父母抚养子女的比较。报告指出，目前的科学研究表明，同性恋和异性恋父母对子女的发展没有负面影响，关键因素是父母的关爱、支持和子女的社会环境。

而澳大利亚国家儿童发展研究所在2017年进行了一项广泛的研究，涵盖了同性父母和异性父母家庭的儿童。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对孩子的幸福感、健康和学术成就的影响相对较小，关键因素是家庭的质量和父母的爱护和支持。

另一个需要解答的争议，是同性伴侣自身的关系稳定度。支持者认为，共同抚养孩子，有利于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羁绊；反对者认为，现实中同性伴侣的感情并不稳定，一旦双方分手，受伤的还是孩子。

在没有同性婚姻登记制度的地区，同性伴侣的关系处于不可见的状态，除了极少数“高调”同居的伴侣，绝大多数的伴侣关系都无法统计，自然会令旁人觉得：同性伴侣感情不稳定。

2022年，台湾省民政部门对当年结婚和离婚数进行统计。其中异性婚姻登记结婚122520对，同性结婚2477对；异性离婚49997对，同性离婚612对。数据之下可以看出，当年同性婚姻的离婚率0.24明显低于异性离婚率0.4，同性伴侣感情不稳的谬论可以休矣。

只要孩子有父母抚养，就一定能健康成长吗？这当然不是一个充要条件，无数例子可以指出，异性父母经常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甚至有亲生父亲把自己的子女从高楼抛下致死的极端例子，这就能否定异性伴侣不适合抚养孩子吗？

除了以上两点争议，还有一种反对论调值得深入探讨，岛内一个民间组织“捍卫家庭学生联盟”就反对同性伴侣收养政策，他们并不像传统保守派那样以“拯救下一代”为名反对这项政策，相反，他们认同和支持同性婚姻，但在同性伴侣收养上则有不同观点。

他们认为“同性伴侣收养，实际上会造成孩子的生活环境，与多数人不一样，尤其是当孩子长大以后，不得不面临“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和妈妈，而我没有”的境地，好像父母出柜了，而孩子不得不躲进柜子里。这也是上述法国青年参加抗议的原因之一，对身为孩子的他而言，父母是无法选择的，成长在一个“异样”的家庭当中，自然会受到“异样”的压力。

为了让收养的孩子能够正大光明的来到他们的世界，同性婚姻害还没有合法的时候，怡如和伶伶就“高调”举行了婚礼仪式，邀请到400多名亲友到场。伶伶说：“向父亲出柜，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怡如则说：“我把我的学生、我的家长，我的生活圈都邀请来了，我希望孩子来家里之前，我们是安顿好的，准备好的，我们可以公开我们身份，不用再遮遮掩掩，或者把小孩藏起来。”

因为共同收养登记被拒绝，喵喵和围围向当地民政部门发起行政诉讼，经过两年多的审理，最终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认为，收养事件应该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核心，因而裁定许可喵喵的亲权成立。

成为第一对收养成功的同性伴侣，喵喵激动地说：“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确定。很多情况即使围围不在，我也不用担心我不能去签名，因为我就是她法律上的爸爸。”

台湾省能够通过同性伴侣收养新规，除了社会对于同性伴侣认知的改变以外，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生育率的下滑。2021年全年台出生人数为15.38万人，生育率仅1.04，续创史上新低，尽管对新生儿的育儿补贴最高已到每月8500元（第2胎9500元，第3胎1.05万元），生育率仍没有起色。有同性伴侣主动收养孩子，当局自然更加重视。

针对“同性配偶应该有收养小孩的权利”说法，从2018年度53.8%的受访民众同意，到2021年度已有67.2%受访民众同意。而针对“同性配偶一样能把孩子教养好”说法的同意度，从2018年度56.2%的受访民众同意，到2021年度已增加至72.2%受访民众同意。

对同性伴侣收养的非议，本质上还是针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偏见不会马上消失，而多一个收养家庭，就多了一份改变可能。而大家最终会明白，不管同性伴侣还是异性伴侣，能把孩子抚养好的都是合格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