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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份。有关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报告。
周总理从头到尾地细细浏览，却不由皱紧了眉头。
这份报告记录的是战犯管理所的战犯死亡情况，而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多是新中国成立后逮捕的国民党战犯。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许多战犯也已经上了年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死亡人数也在随着不断增加。
周总理摆下报告，拿出了纸笔，写下一封长长的批示。
在批示中，周总理强调要发扬无产阶级政策，对这些战犯的特赦该提上日程了。
实际上，在当时，中国已经特赦了数批战犯，外国战犯以及一些表现优秀的本国战犯，都被分批释放。
于是，下属公安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开始重新组织对战犯的改造和教育，以为日后的特赦做准备。
到了1975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向毛主席进行了工作汇报。
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做出了要正式特赦国民党战犯的指示。
很快，特赦名单就被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此时的三百余名战犯中，经过周总理要“放宽条件”的指示，除二十多名被归为起义投诚人员，以及十三名“无改恶从善”的顽固分子外，其余全部进入了特赦名单。
毛主席看了交上来的工作报告，却并不满意。
他说：“全放了，强迫人家改造没什么意思。”
毛主席
主席还认为对特赦人员的待遇太“小气”，直接将战犯每月十五块的补贴升到了一百块。
他指示，对战犯中有病的，要帮着治病，没工作的，也帮着安排工作。
至于还有的战犯想要去台湾省的，也不要拦着。
1975年3月，中共释放全部国民党战犯的消息引起了极大轰动，而这些战犯中还有十位全部获批赴台。
毛主席
这是十位战犯基本都有在台的家人，他们雀跃憧憬的同时，不知道的是，前路并非一帆风顺……
国民党战犯
我国在当时关押的战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日本战犯，二是伪满、蒙疆战犯，第三类就是国民党战犯。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关押的国民党战犯，主要是参加了蒋介石领导的“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罪犯。
而这些国民党战犯有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被捕获的，还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和反革命运动中被逮捕的。
对待这些战犯，毛主席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要进行教育改造，“一个不杀”。
放在今天看来，毛主席的这一决策更让人慨叹其中的良苦用心。
这些战犯中的许多人，在经过思想政治教育后，最终都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到了1956年，我国公安部终于确定了，对这些战犯的统一管教制度和待遇标准。
当时，在押的近一千名战犯中，大部分被送往了抚顺、济南、西安、重庆五个战犯管理所，以及北京功德林、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高级俘虎管理处等地。
毛主席
新中国对待这些战犯的待遇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关押战犯，政府拨款了366万元对原有的旧监狱进行了改造。这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管理所中有俱乐部、厕所、锅炉房、浴室、理发室，还有图书馆和阅览室。
战犯的一日三餐都有细粮，尽管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依然没有降低
当时，管理所的干部们只能吃黑色窝窝头，而被关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吃的却是细米白面。
在这样的情形下，战犯们自然是无比感动，很多人主动要求将伙食改为粗粮。
管理所每一年，都会为战犯提供全面的体检。
周总理曾说过:“我们要改造好他们，但不是要改造死他们。”
也正是因此，管理所配备的医疗水平，甚至高于了当时社会上的中级医院。
眼睛有毛病的战犯有眼镜戴，残疾的战犯也安上了假肢，有些患病需要特殊药品的战犯，也由中央指示批给了特殊供给的药品。
而党中央如此优待战犯，为的就是让他们真心改造。
1948年，新华社公布了，由毛主席钦定的中国内战43名战犯名单。
名单中的43人，无一不是国民党的高层领导。
而在这份名单中的战犯，基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逃往台湾省或者流离海外，只除了杜聿明、戴季陶、傅作义和程潜四人。
其中第十六号战犯戴季陶自杀身亡，傅作义和程潜则是在解放战争后期选择了起义，和平解放了北平与湖北两地，并在此后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
而第三十六号战犯杜聿明，则不同于以上三人。
傅作义
1948年的12月，党中央敦促杜聿明投降遭拒，在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被捕。
杜聿明无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他出身黄埔军校，一路凭着赫赫战绩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
不论是在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中，杜聿明都展现出了极为出色的才干。
因此对待杜聿明，党组织一开始希望能够让他复归，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陈毅同志很快面见了被捕的杜聿明，但作为蒋介石的“嫡系”，此时的杜聿明表现得极为不配合，是典型的顽固分子。
杜聿明
陈毅同志与他的谈话没有结果，杜聿明咬紧了牙关，什么也不肯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更是对管理他的人员做出各种反抗，脾气极为暴烈，没有任何要改好的意愿。
1950年，杜聿明被转进北京功德林一号监狱，在这里成为了他思想的转折。
同年十一月，杜聿明被从济南管理所转往北京，他望着脚上沉重的镣铐，觉得被处死是自己没法逃掉的结局。
陈毅同志
于是，他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偷偷往身上藏了大量的安眠药，打算做个“戴季陶第二”。
回头是岸
然而，到了北京功德林，一切和他想象的都不一样。
长年的从军生涯让杜聿明的身体落下了病根，杜聿明在被捕前就知道自己有胃溃疡等足足三种疾病。
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身上还有第四种疾病。
那一天，杜聿明像往常一样在监狱的浴室洗着热水澡——为了保证战犯的卫生健康，监狱每周都至少提供一次热水澡。
被俘后的杜聿明
杜聿明站在热水下，感到腿发软，接着“轰”地一声摔倒在地。
外面的管理人员吓了一跳，在听到声响的瞬间就冲了进去，赶忙将他扶起，接着安排医生来检查。
医生来之前，工作人员都问他，最近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杜聿明就紧抿着嘴，什么也不愿意说。
大家到这样的情形，便心里清楚，他是早知道身体有不妥，但就是没活下去的念头，故意放任着，只想一心求死。
医生检查后判定为脊椎结核，管理人员便按着医嘱精心照料着他。
蒋介石与杜聿明
各种治疗需要的药物被送进来，为了缓解他的病情，管理所的人员还特意按着“土方子”，给他的床上安上了石膏架。
此后，看着工作人员为着他忙前忙后，杜聿明知道自己再不能以自杀逃避。
他开始积极接受改造，开始期盼未来的生活，开始渴望立功以赎还自己的罪过。
党中央一直极为重视战犯的改造，于是陈赓同志亲自视察了功德林。
陈毅同志走后，杜聿明忍不住眼眶的泪，他从没有像此时这般后悔过自己曾经的错误选择。
陈毅和周总理
他对着看守的人说：“你看，我俩同是黄埔出来的，是校友也是好友，此时他是千古名将，而我是千古罪人。”
杜聿明想，如果当初自己也走对了路，该多好。
虽然没有“如果”，但他还有未来。
1959年，党中央决定特赦第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名单中，杜聿明的名字也在列。
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批就被释放，在当时的国际上影响很大。
走出北京功德林时，杜聿明不舍得自己床上的石膏架，他申请将石膏架带走。
管理人员听了他这一请求却是哈哈大笑，告诉他，出去后会有一流的医院为他治疗：“我们的‘土方子’哪里能比的上！”
走出功德林的十天后，杜聿明被邀请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做客，待客的主人就是他曾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周总理。
望着周总理脸上的宽容慈祥，杜聿明的心中是前所未有的惭愧，他说：“学生不该辜负了老师教诲。”
周总理
此后的杜聿明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服务，他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信任，在许多会见外宾的场合，都被邀请一同参加。
返台受阻
1975年，特赦的决定和相关文件一出来，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都引起一片轰动。
战犯们有的高兴，有的忧虑，还有的迷茫。
高兴的是他们都重获自由，终于可以去外面的世界，可以和多年未见的家人团聚。
可有的听说过前几批特赦出去的，少的只领到七块钱，安排到工厂的、农村的都有，说生活并没有监狱里舒坦。
很多人便出现了许多担心出了监狱，没法生活的。
还有的家人远赴海外或去了台湾省，一些人担心出去了无家可归，只能自己孤孤单单。
而接下来颁布的政策，无疑让他们非常高兴。
这一批的特赦战犯，无疑是待遇最好的一批。
国家不但给他们100元零用，还承诺没工作的安排工作，提供免费医疗，年纪大了的也不用担心，国家愿意养着，想去台湾省定居国家也允许。
很快战犯中有敏锐的，已经嗅到了政策中的不同寻常。
要知道100元在当时可是一个科级干部的工资！难道国家是要安排他们去当干部？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很快给了他们准信，这次特赦，基本都按照文史专员的待遇安排。
要知道当初的杜聿明和伪满皇帝溥仪，都是出来后做了文史专员！
一时间，他们激动不已。
党中央给这批特赦战犯统一制作得体的行装，大家开会讨论，却在服装样式上犯了难。
有人说中山装好，想来国民党战犯应该更爱中山装，又有人说还是军便装更好、更庄重。
溥仪
最后还是副总理华国锋一锤定音，考虑到这些战犯都曾是军人，给他们选了军便装。
1975年3月22日，特赦战犯分成北京、抚顺、山东、济南四路队伍，到了前门饭店。
每支队伍打头的领队都是队伍中职务最高、改造态度最好的。
在前门饭店，他们齐聚一堂，国家领导人亲自赴宴为他们践行，还有以往已经特赦的“同学”与他们相见。
而这批总数近三百的特赦战犯中，只有十人选择了赴台。
他们中，大部分在台湾省有家人，其中蔡省三家人在大陆，党中央也批准了他在赴台后，可以接走大陆的亲人。
在统战部同志的目送下，他们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到了香港又有党组织专门人员安排他们到酒店下榻。
而在此之前，这十名战犯赴台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地区当局假惺惺地表示“欢迎”。
但实际上，刚上台的蒋经国已经在背后焦躁不已。
因为他清楚，这十人必然会给岛内群众带来有关大陆的真实消息，届时，台当局多年来“妖魔化”中共的谎言必将不攻自破。
于是，当十名战犯到达香港时，蒋经国一面派人开始散布“阴谋论”，一面怂恿暂住在中共安排的酒店的特赦战犯，转移到国民党名下的酒店。
蒋经国
十人中的张铁石轻信了国民党特务，跟着去了，身上由党组织发给的路钱被特务骗了个精光。
张铁石打电话给在台湾省的家属，家属在国民党的施压下，不敢担保他回台湾省。
于是，走投无路的张铁石在富都酒店里上吊自尽。
张铁石死亡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接着，剩下的九人也全部被拒绝返台。
他们高高兴兴地来，此时却绝望地不知何去何从。
最终，在党组织的帮助、安排下，三人决定返回大陆，四人远赴美国，还有两人留在了香港。
张铁石的儿子来到了香港，带走了父亲的骨灰。
赴往台湾曾是他们的心愿，也成了他们忘不了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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