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罕见的一幕发生了。
5月26日，《长江日报》发布了一整版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列举了259家债务单位名称，以及截至2018年底未偿还的欠款，总额超过3亿元。
而催债的主体，竟然是武汉财政局。
企业公开催债常见，但地方财政局公开催债，实在罕见。
催债主体不常见，被催债的对象也很特殊。
这259家企业单位不仅包含像统一集团、东风汽车等这样的知名企业，还有各类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事业单位。
这些单位中，欠款最高的就是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一共欠了2354万元，欠款最少的农科所只有1万元。
不过后来，东风汽车还是撇清了这里面的关系。
被催债的，甚至包含了武汉下辖市区的财政局。
汉南区财政局，欠款50万；
蔡甸区财政局，欠款100万；
新洲区财政局国库科，欠款100万；
黄陂区财政局，欠款697万；
江夏区财政局，欠款1251.9万。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哪怕是自己家的孩子，借了钱也得照还不误。
2
为什么公开催债？
武汉这么缺钱了？
武汉的财政压力太大了……
武汉的地方债压力太大了……
恐怕这是大多数人看到新闻时的第一反应。
武汉的财政状况，究竟怎么样？
2020年，对武汉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武汉的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但到了2020年，特殊事件使得武汉财政收入下降超过300亿，但财政支出却飙升160多亿元。
打击太大，武汉需要一定的时间缓过劲来。
2021年，地方财政收入暴增28.3%，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甚至超过了2019年的收入。
但2022年，武汉地方财政收入再次下降74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7%。
到了今年一季度，武汉地方财政收入507.7亿元，同比下降8.5%。如果剔除上一年缓征的因素，还是实现了16.1%的增长。
从财政自给率的缓慢下滑，也能窥得一斑。
2012年时，武汉的财政自给率高达95%，此后便一路下降，到2022年时已经下滑至67.6%。
财政压力有吗？肯定是有的。
但说实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那么，武汉的债务状况又如何？
2022年，武汉地方债务余额6295.1亿元，在24个万亿GDP城市中排第五位，超过了广州、成都、杭州等一众核心城市。
当然，如果把4个直辖市去掉之后，武汉就成为地方债务余额最高的地级市。
以负债率（地方债务余额/GDP）看，天津以53%的负债率高居第一，其次是重庆、武汉、西安，负债率都超过了30%。
北京、郑州、成都、济南、青岛、长沙，负债率都超过了20%。
如果以国际警戒线60%衡量，武汉的负债率远低于警戒线，只有天津已经十分接近。
债务压力有吗？肯定有的。
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以武汉接近70%的财政自给率，33%的负债率，整体的财政压力尚在可承受区间。
不至于在媒体上公开催债。
3
很多人忽略了一点，武汉所催的欠款，是2018年之前的。
财政借款，是再正常不过的欠款。
在财政资金运行过程中，比如对于区县财政短期资金周转不过来，市财政局给予一定支持，这类财政周转金会形成财政欠款，一般会要求及时偿还。
但有些借款因为单位破产，或者借款单位被撤销导致找不到责任主体，或者财务账簿丢失、账务系统更新、经办人员更替，往来账务交接不全，使一些账务难以查询。
少则三五年，长则数十年挂账不还，各种财务借款就越积越多。
因此，财政系统定期清理应收账款，只是常规工作罢了。
早在2018年，财政部就下发通知，要求严格规范地方财政暂付性款项管理。其中更是详细要求：
2019年后新增形成的暂付款项累计余额，不得超过同级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之和的5%。各级财政部门要对本地区2018年底前形成的暂付性款项进行详细摸底，结合实际制定分年消化方案。
2018年底前形成的暂付性款项原则上应在2023年底前消化完毕。
因此，武汉这次催收的，也是 2018 年之前的。
比如湖南财政厅在2022年10月也发文，早在2018年就启动了“暂付款清理3年行动计划”，并提前两年完成了财政部清理目标。
今年4月28日，江西省财政厅也发布通知，选择新余、宜春等14个县区开展2023年暂付性款项动态清零试点，实现暂付性款项年终无余额。
而江西从2022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当年有19个试点区县就实现了暂付款项的动态清零。
只不过，市县财政部门催收欠款，往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直接沟通，像武汉这样公开登报催债的，确实少见。
归因溯源，武汉公开催债，和财政压力无关，和地方债压力无关，只不过是一次正常流程，选择了比较公开的方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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