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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6日,北京新华社报道了一则特别的消息: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姚文元因病于2005年12月23日去世。

这则简短的报道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响,但在海外却引起了一阵轰动。

不少的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了姚文元的去世,关于姚文元的各类生前信息也铺天盖地的袭来。

据悉,姚文元出狱后曾经向中央提到过两个请求,但是其中一个直到他去世都未完成,姚文元也因此带着遗憾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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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姚文元究竟向中央提了哪两个请求?那个至死都未完成的请求又是什么?

两个请求

1996年10月,北京市秦城监狱释放了一位特殊的犯人。

作为全中国赫赫有名的“第一监狱”,秦城监狱内关押了许多极其特殊的大人物,但这一次释放的这位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人,这个人就是曾在中国搅动起一番风雨的姚文元,而他也曾是鼎鼎有名的“四人小组”成员之一。

“四人小组”的成员是在1977年的4月9日至10日被分批押送到秦城监狱的,在此之前的六个月,他们一直在中南海的地下设施内接受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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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离审查时期,相比于江青的胡搅蛮缠,张春桥的死不开口,姚文元的表现就要“乖巧”的多。

根据知情人的回忆,刚被隔离审查时,姚文元的反应也很强烈,经常借着吃饭的时机往外边跑,但是每一次都被监护人员拦了回来,每到这时,姚文元就会大骂看守人员,情绪十分的激动。

不过很快,姚文元就认清了现实,逐渐安静了下来,不再像以前一样骂看守人员,而是安安静静的接受审查。

在四个人里,姚文元算是比较顺从的一个,其他的几个人,如张春桥,总是一言不发,以沉默应对一切,硬是让人没法跟他说话。

比如江青,胡搅蛮缠,不仅不听劝阻,还经常对照顾自己的护士撒气,又比如王洪文,刚被关押时经常破口大骂,后来就情绪低落,胃口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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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姚文元则是相反,在适应了审查的生活后,他既没有情绪低落,也没有死不开口,每天能吃能喝,不是看书就是锻炼身体,有时还要吃一顿夜宵。

在交代自己的罪行时,姚文元的表现也是四个人里比较好的一个,尽管他在一开始时也是推卸责任,动不动就是“毛主席的指示”,但在审查人员揭穿了他的谎言之后,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承认了自己有罪,并对自己犯下的一些罪状供认不讳。

或许正是姚文元的这种相对良好的认错态度,才使得他成为四个人里判刑最轻的一个,在1981年1月的判决里,江青和张春桥均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才改判为无期徒刑,王洪文则是从一开始就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去世。

相比之下,姚文元一开始就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算是相对较轻的惩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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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满释放。从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到1996年10月出狱,姚文元有20年的时间都在监禁中度过,入狱时,他还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等到出狱时,他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了。

出狱的那天,姚文元的亲人特意来接他出狱,在脱下囚服,换上寻常的衣服之后,姚文元拎着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这个监禁了他将近20年的地方。

随着秦城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姚文元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世界,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他有些手足无措,就在这时,他的亲人迎了上来。

在亲人的陪同下,姚文元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去买回上海的火车票,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姚文元有些不安,他把帽子拉的低低的,遮住自己的半张脸,生怕被人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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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之后,姚文元生活的十分的低调,既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低调的姚文元却突然向组织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是重新入党,第二个请求就是希望能够出版自己的回忆录。

对于第一个请求,组织给予了明确的拒绝,而第二个请求,组织在经过慎重的讨论后,表示了同意,但要求在写完后必须交由中央审核,同时不得在国外出版。

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姚文元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风雨人生。

“棍子”姚文元

相比于人生的后半段,姚文元前半段的人生就比较平平无奇,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曾经因为父亲的缘故见过鲁迅先生。

见过鲁迅先生或许不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情,但是,1931年出生的姚文元却能够在鲁迅先生去世前见到他,这就比较稀奇了,更何况,那个时候姚文元才1岁,1岁就认识鲁迅先生,说出去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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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姚文元后来很为这件事情感到骄傲。而骄傲的资本就要从他的父亲姚蓬子说起。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和作家,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丁玲,茅盾等大文学家都有过交情,鲁迅还曾经为姚蓬子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赠蓬子》,可见鲁迅先生对这位后辈的赏识。

姚文元曾经也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他早年间向别人做自我介绍时,总是会提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对别人这样说道:

“我的父亲叫姚蓬子,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是鲁迅的战友,他和瞿秋白,胡风等人都是好朋友,那时,他们经常到我家来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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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姚蓬子最后却没能坚守住革命的信念。

1933年的12月,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然后被押送到了南京,关押在国民党的中央反省院里,中统大特务徐恩曾很想招降姚蓬子,因此并未对他上刑审讯,而是指使一些犯人殴打,辱骂姚蓬子。

受不了折磨的姚蓬子最终选择了屈服,于1934年5月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刊登了“脱党宣言”,之后便被释放出来。

父亲的这一段经历让姚文元始终耿耿于怀,尽管他曾在众人面前夸耀过自己的父亲,但是等父亲叛变革命的事情广为流传后,姚文元就再也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自己的父亲,以示和父亲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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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与父亲姚蓬子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可以看出,姚蓬子的那些经历和言传身教对姚文元的成长,包括性格的养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姚文元后来能够扶摇直上,与他的这份反复横跳是分不开的。姚文元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从他得到张春桥的赏识开始的。

1955年,著名的作家胡风遭到了批判,被打成了“反革命”,接着,全国就掀起了一场“反胡风”的运动,恰好那个时候,姚文元正在写一本研究胡风文学作品的书,但是书还没有写完,胡风就遭到了批判。

消息传来,姚文元在有些庆幸的同时,也有些紧张,因为胡风是他父亲的老相识,姚文元还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不少胡风的好话,现在胡风遭批,他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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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姚文元再一次使出了他反复横跳的本领,在批胡风的大会上,姚文元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番批胡风的言论,将胡风骂的一无是处,显示出了自己与胡风有多么的“不共戴天”。

姚文元这番激情澎湃的发言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尽管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此之前就认识,但他对姚文元一直没有过多的关注,直到这次批判大会上,姚文元那一番“左”的言论正好戳中了张春桥的内心,这才让他对姚文元有了更多的关注。

在张春桥的帮助下,姚文元将自己的发言发表在了《文艺月报》上,之后又多次在军报和党报上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借着这股风,姚文元也是小小的火了一把。

姚文元的这次出名不仅使得他在文艺界展露头角,同时也标志着他成为了一根“棍子”,一根专门用来打人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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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是姚文元命运的第二个转折之年。在这一年,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运动。

在运动开始之前,姚文元就从张春桥口中得知运动即将开始的消息,借着这个信息差,姚文元在大多数人都没有缓过神来时,率先写了一篇名为《录以备忘》的文章,以极其激烈的态度批判了《文汇报》的“右”。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就引起了轰动,这一番“左”的言论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很快也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并要求将他的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能够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放在一起发表,这是姚文元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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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毛主席的赏识,姚文元一下子声名鹊起。之后半年的时间里,姚文元继续以“左”的姿态陆续发表了很多文章,用手中的笔大打四方,将那些自己曾经敬仰的前辈作家一个个的打倒在地。

尽管姚文元这个时候已经是名声在外,但是真正让他大红大紫的还是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之所以流传甚广,如此的引人注目,就在于它是十年动乱的导火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之作。

而作为这篇文章作者的姚文元也凭借这篇“雄文”一跃成为了“四人小组”之一,江青甚至热烈的赞扬姚文元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至此,姚文元从打一个人的“棍子”变成了打千千万万人的“棍子”,无数的人因此被打下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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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总会有终结的那一天。

1976年10月6日,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混乱之后,党中央下定决心,准备一举铲除“四人小组”,这天晚上,叶剑英元帅和华国锋同志亲自坐镇怀仁堂,指挥对“四人小组”的逮捕。

在接到开会的命令后,姚文元是第三个来到怀仁堂的,他没有像王洪文那样激烈反抗,而是很平静的听完了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之后就跟随几名警卫战士出了门。

从这一天的晚上起,姚文元就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这根“棍子”终于无法再打人了。

晚年岁月

1996年10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姚文元刑满出狱,姚文元的刑期是从1976年10月开始算起,到1996年10月刚好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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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的姚文元长期隐居在上海和浙江湖州,作为一个极其敏感的特殊人物,姚文元从不抛头露面。

但不久,姚文元要出版回忆录的消息不知怎么的就传扬了出去,很快就引起了大批国内外出版社的注意,其中有三家出版社还开出500万的高价要买断回忆录的版权。

但姚文元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回忆录在写完之后就交给了中央审核,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患糖尿病病逝,直至去世,他也没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出版。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人物,姚文元的一生是不好评价的,历史是复杂的,政治也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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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手握大权的高层人物,姚文元的功过是非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岁月漫漫,来日方长,一切的是非对错终将由历史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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