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将临时政府设在了南京，后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违反了《临时约法》，将他的大本营北京设为首都。
不过，孙中山一开始的首都之选并不是南京。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他指出：“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意思是，如果只想追求本国的安定，那就定都武昌，如果想征服周边的小国，则需要把都城建立在西安，而伊犁则可帮中国成为亚洲霸主。
孙中山是怎么得出这个论断的？
民国之初的国都之争
早在1887年，孙中山就考虑过首都的选择，当时他提出了“一都四京”的主张。“一都”指的是武汉，而“四京”分别是指东京（江宁）、西京（重庆）、南京（广州）、北京（顺天）。由此可见，当时他的都城首选是武汉。
191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详细阐述了他关于武汉建都的主张：“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夫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候至穷朔者……”
孙中山认为，作为首都的城市要满足以下条件：1、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国家的中间位置，交通便利，有利于平衡南北各区域；2、要远离外海，避免受列强威胁；3、不受封建顽固势力的影响，且曾对辛亥革命有过重要帮助。
武昌完美地符合了所有标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爆发在武昌，有值得信赖的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且与封建势力的顽固所在地北京相去甚远。
并且武汉位于中国的中枢，交通四方八达，有“九省通衢”之称。而列强的影响相对也小。
孙中山还曾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对武汉未来城市建设的设想，“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计划将武汉建设成为如纽约、伦敦一般的世界大都市。
此外，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武汉，也与当时的舆论形式有关。康有为、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人均认为武汉是作为首都的不二之选。
遗憾的是，武汉虽然有取代传统政治中心的可能，但地理形式仍有不足，它距离新疆和内蒙这两个地大物博的地区太远，无法对其有效控制。此外，它的历史底蕴也不如其他古都深厚，所以最终未能入选。
那么西安呢？作为13朝古都，它有足够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其国防地位也是武汉所不能比的。自古以来，中国的大敌都在北方，所以国防要塞必然要安置在北方。守住西北就保卫了中原，而西安是西北的重心，守住了西安就能稳固整个西北。
不过，孙中山认为，西安还不足以威慑西域。在历史上，西域始终威胁着中原政权。中国虽然也曾征服过西域，但始终没有办法长期控制。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首都距离西域太远。西域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控制了西域，才能连通中亚，进而影响整个亚洲。于是，他提出了将伊犁作为首都的说法
为什么是伊犁？
孙中山指出：“若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足，然若欲为亚洲共主，又嫌狭窄，当迁都伊犁。”
伊犁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区域，又被称为塞外江南。这里河流众多，地形多样，动植物种类丰富，非常适合作为国家的粮仓。
清政府曾在此实行屯垦制度，推动了粮食产量的极大增长，使得伊犁成为新疆最大的粮食生产地。大量的粮食不仅能解决戍边将士的补给问题，也能供给全国人民。
在气候方面，伊犁属于北温带，很适合人居住。
从地理位置来看，伊犁靠近欧亚大陆中心，是亚洲的枢纽，在人口、经济和资源方面都是亚洲重心，与周边国家四方接壤，具备亚洲“首都”的条件。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国家安全有保障。
此外，伊犁还有便于通商交流的贸易口岸——霍尔果斯口岸。该口岸距离最临近的哈萨克斯坦口岸仅为15公里。早在隋唐时期，霍尔果斯口岸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个重要贸易点。新中国成立后，霍尔果斯口岸也是西部贸易最大的公路口岸。
清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伊犁的建设，每年拨款数百万两白银用于巩固伊犁的战略位置，此外还通过加强对外贸易来促进伊犁的经济发展。
1763年，清政府曾于伊犁河北岸建城，乾隆皇帝赐名其为“惠远”，意为“大清皇帝之恩惠得以惠及远方边陲”。
惠远城城池高大，有“新疆第一大城”之称。惠远不仅成了整个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内经济也十分繁华，“商品林立，百货云屯，市肆极称繁华”，还被冠以“小北京”的美誉。
沙俄曾试图控制整个伊犁地区，清政府为此还付出了7万平方公里土地才得以收复。
更重要的是，伊犁靠近苏联，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在这里可以建造一个集重工业、军事工业等为一体的现代军事基地，并训练出一支极具战斗力的军队，这就为扫清国内敌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进而成为世界强国提供了可能。
对于孙中山的宏图设想，章太炎十分钦佩，并称赞他为“新圣”。
为什么不是伊犁？
既然伊犁有着成为都城的种种优势，还有带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可能，那为什么最后中华民国的都城选在了南京呢？
伊犁当时四面八方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北有俄国人控制的蒙古，南有英国人控制的西藏，西北有俄属中亚地区，西南则有英属印度。所以从安全方面考虑，当时的伊犁并不适合作为首都。此外，伊犁距离中原各地十分遥远，很难对其进行管理。
孙中山先生也意识到了伊犁的种种劣势，不过在他看来，只要修好了铁路，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他也曾提出过建设西北的计划。不过，对于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来说，国家还未安定，何以谈建设？所以伊犁作为国都的想法，终究只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罢了。
那么，南京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呢？
在谈南京之前，不知是否有人会有疑惑，当时北京是现成的首都，为什么孙中山放着不用呢？以及为什么后来袁世凯想选择北京时孙中山要极力反对呢？
不论从地势还是政治上来说，北京都具有作为国都的条件。它“北有山海关，南有津沽，炮台林立，国防亦固”，而且经历了明清两朝几百年的时间，人们早已习惯它作为都城的存在，它作为首都的影响力也依然强大。但是，八国联军侵华后，北京面临的内忧外患局势十分严峻。
当时，日俄等列强对北京虎视眈眈，且在其势力范围屯兵以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几日内便有数万大军入城，而沿海塘沽的炮台早已撤除，且无法添置，这就意味着中国对于外敌入境毫无还手之力。
而北京城内也布满了各国势力，列强分区而居，军队入驻，有东交民巷这个国中之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治、军事上的正当诉求都很难得到保障。
并且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建都北京就意味着接盘清政府签订的丧权如辱国的条约。如果将都城设在此处，政权岂能独立？安全如何保障？尊严又何在？
此外，把都城设立在北京也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建国理念相违背。孙中山认为，北京是“两代所都，帝王癔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一般腐败人物，如杜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
也就是说，北京作为两个朝代的帝王之都，封建残余势力比较深厚，不利于民主、民权、民生国家的建立。
另一方面，北京是袁世凯势力所在的核心地带，袁世凯虽然与满清朝廷脱离了关系，但仍然与皇帝共处一城，骨子里仍然保留着封建专制思想，革命党人将很难掌控国家的政治生活，初生的共和民国很可能被掐死在摇篮里。
当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其原因之一就是看重了北京的军事战略意义，将它作为控制北方的关键。如今，在本部面临种种政治问题、尚不稳定的情况下，蒙古、新疆、西藏也就无暇顾及，所以北京在这一块的功能就失去了。
那么为什么选南京呢？
1910年，孙中山对伍平一谈到了建都南京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 尚有扬州大舰可以进入, 民国首都, 以交通为主, 因无防于民之反侧, 然终以金陵为历史上声威所系, 将来宜于齐齐哈尔、 蒙古等地置重兵（ 以固国防 ）。”两年后中华民国成立，他对《大陆报》的记者说：“南京将作为永远之都城。”
孙中山认为，南京在地理上位于全国的中心。长江流域涉及18个省，而南京是长江要地，交通便利。在军事方面，也容易防守。
江阴、镇江的炮台能够很好地守好南京的门户。在城内马龙山设置炮台，再加上紫金山处的外城，防御更加紧密。
这一点连上海也不能比，上海位置沿海，遇到战事无法保全。而从经济上来说，南京是鱼米之乡，不用耗资去外地购买粮食。而且南京还是海军之本，创设制造厂的材料也会更便宜。
其实，当时南京和武汉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之所以选择南京，与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分不开的。
武昌起义后，武昌局势其实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再去考虑建都的事的。而与此同时，江浙联军却攻克了南京。各省代表们在接到这个好消息后，立即在武昌召开会议，决定将临时政府设立在南京。就这样，南京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一个首都。
结语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关于建都有着种种选择，北京、南京、西安、武昌、上海等都曾在讨论之内，甚至还有重庆、兰州、疏勒等城市。孙中山先生独具慧眼，提出若想称霸亚洲，则首都应选伊犁。
无论从地理、气候、历史还是经济方面考虑，伊犁都是一个十分合适的都城之选。在中国，它只是一个边陲小城，但放眼亚洲，却有政治经济中心之相。
遗憾的是，在战争年代，伊犁周边危机重重，加上它本身还有交通等方面的不便，开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最终只能退出都城之争。
而南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甚至战胜北京，除了其独特的地理经济优势，还因其没有封建旧势力和国外势力的重压，便于革命党人展开理想民国的建设。
可惜，孙中山先生等人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最终被袁世凯撺掇，都城也改为了孙中山最不愿意选择的北京，致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陷入了黑暗的军阀割据阶段。
虽然在后来北伐战争中，国民政府又把都城迁到南京，但又因抗日战争，迁往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之前阻挠北京作为首都的各种劣势已不复存在，北京又恢复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而被人遗忘的伊犁依旧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城。也许伊犁永远都没有成为都城的可能，但随着中国的开发建设，伊犁仍会绽放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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