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亚洲，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间谍乐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下，欧洲各国纷纷厉兵秣马，严阵以待，任何一点小小的外交冲突都有可能直接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为了防止这种猝不及防的“擦枪走火”，不同阵营的几个军事强国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将各种秘密外交和间谍活动的场所从欧洲逐渐转移到了亚洲。

但是科学实验表明，不管多么高素质的人才，只要密度大了，一样会出幺蛾子，不管多么精密的系统，只要运转的时间久了，一样会出疏漏。1931年6月，一名叫做约瑟夫的共产国际信使就一不小心，在新加坡丢了一份密信，而这封信恰好被新加坡的英国情报人员识获，约瑟夫本人因此而被捕。这个约瑟夫算是历史上的一个绝对小人物，在各国史料里唯一露脸的事迹就是丢了这封信。但恰恰是个小人物不小心丢失的这封信，恰似一只小小的蝴蝶稍稍煽动一下翅膀，在当时风云诡异的国际舞台上瞬间引发一场席卷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风暴，间接左右了此后三十年的亚洲局势。

一、风暴之始

该说不说，弄丢了这份密信的这位约瑟夫作为虽说作为信使是不合格的，当时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却是合格的。在英国特工部门的严刑拷打下，约瑟夫始终咬紧牙关，没有供出自己的上下级接头人。密信同样是经过了密码加密，英国特工在短时间内同样无法破译。无可奈何之下，英国特工部门只能另辟蹊径，根据这封信上的“上海，邮政信箱２０８号，海伦诺尔”这个地址顺藤摸瓜，委托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共产国际办事处负责人牛兰，在香港逮捕了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

这两人里，牛兰是十月革命时率领部队攻打冬宫的指挥官，在苏联情报界的地位类似明教的金毛狮王谢逊，不能不救。因此，着急上火的苏联方面直接指派当时在上海身份隐藏的非常好的未来“远东情报之王”佐尔格亲自主持营救牛兰的工作。

上海作为当时“远东间谍的乐园”，各方势力鱼龙混杂。作为1930年1月10日才抵达“乐园”的后期之辈，佐尔格到上海之初颇让各方面注意过一段时间，因为他刚到上海，当时在上海活动的苏联老牌间谍乌拉诺夫斯基就亲自去酒店跟佐尔格见面，随后便返回了苏联。这使得各方敏感人士都在猜测这个佐尔格来上海的目的就是接替已经基本暴露的乌拉诺夫斯基，重建苏联间谍网的，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还曾经24小时监视过他一段时间。

但很快，佐尔格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就让很多人打消了疑虑：这位打着德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身份的德国人住着每天收费70两白银的豪华饭店，所有的工作却就是每天风度翩翩的周旋与各种酒宴与派对当中，不是跟国民政府的各位长官太太们打成一片，就是跟各国妙龄女郎们出双入对。尤其是一位美国来的记者史沫特莱更是天天跟他形影不离，经常时不时的晚上就住在他的房间里。

再联想到佐尔格那位银行家的父亲跟他前几年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郁郁不得志，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这不就是一个从军队退役后郁郁不得志，于是靠着家里的钱和关系跑来远东猎艳的资本主义“富二代”么？

但就在那些放松警惕的盯梢者们每晚龌龊的趴在佐尔格房间窗户下想要听些春情的时候，其实一张遍布整个远东的间谍网正在形成。

在史沫特莱的牵线下，佐尔格先后在各种宴会酒局中有意无意的结识了方文的妻子露丝、吴照高的妻子伊萨、刘鼎的妻子吴仙清以及刘谦初烈士的遗孀张文秋等一大堆“妙龄女郎”，并在跟她们的“打情骂俏”中“感情迅速升温”。

这些人里，露丝的丈夫方文是中共党员，在苏联接受过专门的间谍训练；伊萨的丈夫吴照高不仅是德共党员，还是共产国际老资格的谍报员；吴仙清的丈夫刘鼎是中共特科骨干，而吴仙清本人后来的名气更大，是特科著名女谍报员，代号“玫瑰”。最后一位张文秋虽然在历史上最著名身份是毛泽东的“亲家”，此时她身后所代表的却是周恩来和潘汉年所领导的中共谍报系统。

但是借着“浪荡公子远东猎艳”这个人设的保护，佐尔格跟这些女郎们频繁的交往与联系不但没有引起上海各方势力的怀疑，反而坐实了佐尔格“富二代渣男”的身份，成为了他此后工作中绝好的身份掩护。

就这样，隐藏在一片莺莺燕燕的歌舞升平当中，佐尔格剑走偏锋的利用“夫人路线”不到半年时间就建立起了一张将共产国际、德共、中共三方力量集合在一起的巨大情报网。不仅如此，借助中共特科跟史沫特莱的牵线，佐尔格还成功跟当时日本的反军国主义组织“日支斗争同盟”牵上了线，包括尾崎秀实、宫城与德、中西功等一大批对佐尔格日后谍报生涯影响巨大的日本年轻人被吸引了进来，成为了佐尔格忠实的左膀右臂。

到1932年夏天的时候，佐尔格在上海的情报网已经发展到拥有十几个国籍的上百名成员，在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有情报小组。而别尔津大将也正式将这佐尔格情报组命名为“拉姆扎”。

在俄语中，ＰＡＭ3ＡＫ（拉姆扎）的简写Ｐ3也可以作为ＰＭＸPfl3oprE（理査德·佐尔格）的简称,因此“拉姆扎”小组其实就是“佐尔格”小组。这个代号也伴随着佐尔格走过了他的整个间谍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