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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潘汉年并不熟悉,这和他的工作性质有关,他也是老革命,但却很少出现在正面战场上,与我们熟知的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不同,潘汉年是典型的“幕后工作者”。

他所在的战场没有硝烟,但却满是惊心动魄。年轻时整日提心吊胆,做出突出贡献的他却在晚年蒙受不白之冤。

“百变星君”潘汉年

“百变星君”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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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县,潘家世代书香,但到了潘汉年父亲这一代,虽然饱读诗书,但屡次求官不得,无奈做起了私塾老师,潘汉年也算没赶上好时候,出生时家里就成了“破落户”。

虽然家道中落,生活窘迫,但潘汉年自幼聪明好学,十分机灵,并且他喜欢观察生活,不管是农民,车夫,商贩,走卒,他都对他们的生活非常了解,这样的生活经验的积累,可以说对他后来从事情报工作帮助很大。

1919年,潘汉年进入彭城中学读书。此时“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久,潘汉年被新文化吸引,开始接触外语,新文学。尤其是外国的新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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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学校不但经常读戏剧,而且还经常演戏剧,他常在剧中扮演一些穷苦人民的角色,又善于表演和模仿,这些角色被他刻画的入木三分,同学们常常为之动容。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5年,19岁的潘汉年深受鼓舞,来到上海,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

他创办刊物,发表各种声讨军阀的檄文,由于他文笔出色,又长于讽刺,他的文章经常在嬉笑怒骂间痛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当时的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振奋了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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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发生后,潘汉年看着无辜同胞被害,义愤填膺,切身感受到了他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他迫不及待的要参加革命,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初,潘汉年一直被党组织安排从事宣传工作,在郭沫若在南昌创办的《革命军日报》下当主编,国共合作破裂后,潘汉年又被调回上海担任“文委书记”。

潘汉年依靠自己在文学届,新闻届,戏剧届的强大关系,以及在党内的威望,一年时间内,就促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剧团联盟”等进步文化团体先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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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作效率无疑是非常惊人的,他让中国共产党迅速夺取在上海的宣传阵地,得以和国民党在文化宣传方面产生“分庭抗礼”之势。

但潘汉年做出的突出贡献还远不止这些,或者说,这些还远不能够体现潘汉年的真正实力。真正让它大显身手的是在他担任我党的情报工作人员期间,他后来遭受的冤案也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特殊工作内容。

1931年,潘汉年被我党任命为“特科”领导人,开始了情报工作。从此,潘汉年“消失了”。他隐姓埋名,潜入地下,经常以各种神秘身份潜伏在敌人的心脏地带。

虽然中间也做一些上层的统战工作,但基本还是以情报工作为主。潘汉年就这样在“潜伏”和“半公开”的身份之间来回转换,巧妙的与敌人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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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之所以受到我党的信任,离不开他那强大的社会关系和卓越的组织能力,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因身份不明被国民党拘捕。而事实上,牛兰夫妇的确是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联络我党的交通站负责人,他们的安全至关重要。

潘汉年接到了营救他们出狱的任务,此时潘汉年的身份是“上海文化届名士”,26岁的潘汉年,经常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副绅士做派。他假借“请客”,邀请了上海文化界半数以上的大佬,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联合起来向南京政府施压,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在《申报》头条的位置进行了报道。

做完这些,潘汉年可能觉得力度还不够大,直接找到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宋庆龄,通过宋庆龄联合爱因斯坦,高尔基等国际知名人士不断给国民政府施压,在国际上的压力下,国民党只能释放牛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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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潘汉年令人称服的还远不止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对于一个潜伏的“社会活动家”来说,他总是能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

曾经是“左翼剧团联盟”领导人的夏衍,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和潘汉年明面上是上海文化界名流,私下里是好搭档,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带他到法租界秘密会见了一个人,当时潘汉年只是说道:“这也是我党的秘密人员,你可以放心的和他单线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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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与这位老人接触了半年的时间才知道,他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而杨度能够入党,正是潘汉年介绍的,知道这件事的还有周总理,周总理直到去世之前才把它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而潘汉年更是至死也没有对人透露此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当时红军队伍已经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为了持续斗争,潘汉年又接到了联系共产国际的重任,潘汉年就这样在长征途中又“神秘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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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潘汉年演技上线,他伪装成烟贩子,穿破层层封锁,机智的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从贵州跑到广州,经香港顺利回到上海,那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又回来了。之后,他联系到陈云从海参崴到达莫斯科。成功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夫妇再次被安排做情报工作,这对“地下伉俪”妻子主要在香港负责传递情报,筹措经费,而潘汉年仍然是深入敌人内部,在上海展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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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潘汉年不断成功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为我党我军挽回了一次又一次的损失,而一次次行动的扑空,引起了日军的高度警惕,意识到情报可能泄露,但迟迟查不到原因,为此日军出动大批情报专家和日伪特务,不惜对上海地毯式搜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虽然耗时耗力,但不得不说确实有效。

在日军不断的严密搜查下,电台位置还是暴露了,潘汉年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可疑的吉普车,立马命令把发报机和天线藏在事先留好的墙缝里,然后糊上一层墙纸,再把烤面包炉移到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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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冲上来之后,潘汉年一群人正若无其事的围着烤面包炉吃着面包,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搜”。几个日本兵“呼啦”一下散开,开始翻箱倒柜。

潘汉年再次演技上线,他从容镇定的走到军官面前,故意把他领到面包炉边,拿起一块烤面包递给他,笑着说道:“皇军要是想吃烤面包,以后我这可以常来,我热情接待。

身边的同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么近距离,要是让日军看出来就麻烦了”。潘汉年心里估计也害怕,但架不住人家演技高,心理素质好,就这样,日军吃完面包后还真就没搜直接走了,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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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秋,日军已成败势,被日军扶植的汪伪政权中,有许多人开始为自己找后路,其中大特务头子李士群便向共产党频频献媚,在党中央的同意下,潘汉年被派去策反李士群,李士群当即表示愿意合作,并提供大量情报,潘汉年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任务,但也不可避免的见到了汪精卫。也就是这次秘密会面,竟成了日后他的“反革命证据。”

在此后的解放战争中,潘汉年又先后在东北,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筹备,民主党派人士的联合等等工作中做出巨大贡献。

扑风捉影潘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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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协助陈毅主持上海工作,任上海市副市长,刚上任不久就接到老蒋部队送来的“大礼。”1950年2月6日,老蒋飞机炸了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虽然潘汉年亲自视察现场,指挥抢修,但后来的“潘杨案”中还是被诬告是他自己用电台把敌机招来的,潘汉年也是满腹的冤枉无处诉说。

1953年,中共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国家领导机构人选调整的问题。高岗和饶漱石坐不住了,认为这是个夺权的好机会,开始散播谣言,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想着贬低别人就能抬高自己,结果二人以“反党”的罪名被开除党内的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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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饶漱石曾分管上海市的公安工作,当时杨帆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潘汉年任分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就这样,刚在上海结束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潘汉年,又被认定成了“反革命。”

杨帆因此被抓,此时的潘汉年可以说动不动就被针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敏锐的察觉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因为现在还没有人知道1943年他见过汪精卫的事情,这在战争年代是绝对保密的,但现在和平年代要是想查也不能保证说一定查不出来。思虑再三,他决定自己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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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北上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会间,他借此机会向中央负责人坦白了43年见过汪精卫的事,结果那位负责人不但没有因为他的真诚选择谅解,反而对他表示怀疑。

毛主席看到后也批示:“此人从此不能重用。”三天后潘汉年被罗瑞卿秘密逮捕。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潘汉年自入党以来一直都是参加秘密工作的,这次被逮捕又是秘密进行的,对于潘汉年这次的突然失踪,家人,亲友好像都习以为常,以为他又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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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个月后,妻子董慧被捕。夫妻二人才得以见面由于两人一直从事的是秘密工作,身上的秘密复杂繁多,涉及中央许多机密,许多事情毛主席都不知道。一时之间难以查证。

就这样两人被监禁了8年。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以“内奸”罪判处夫妻二人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假释”出狱后,两人又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田河农场劳动,后又被江青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关到秦城监狱。出狱后,夫妻两个又被发配到湖南劳改农场,直到去世。

沉冤昭雪

沉冤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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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纪委开始复查“潘杨案”。纪委第一书记陈云,详细研究了当时涉及潘杨案的全部材料,并调查了几十位和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报告,里面列举了潘汉年“反革命”五条反证。证实了潘汉年不是“内奸”。

但由于当时情况特殊,这份报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但好在保留了下来,李克农功不可没。

经过一年努力,终于推翻了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冤案得以昭雪,英雄得到慰藉。#历史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