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的角度往往要比当事人宏观和全面得多，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整个战场的形势。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驻华武官埃文斯·卡尔逊注意到，由于日军占有炮兵和空中优势，中国军队防线的中心实际上一直在丢失，但这种丢失是一寸一寸的，也就是说并不足以撼动整体。
作为一个本身有作战经历的美军军官，卡尔逊完全能够分析出日军为什么会在进攻上缺乏成效。
若仅就搏命程度而言，日本兵是没有什么话说的，卡尔逊甚至认为，战场上没有比日本兵更勇敢的了，这一点连中国兵都有所不及。
日军的症结，主要还是指挥层缺乏变通和创造性，军队被训练得过死过僵，士兵只会按照固定程序打仗，当这一程序不起作用时，就不知道如何才好了。
日本陆军在进攻时的公式，就是那个“一炸二轰三攻击”。不是说不好，打个比方，如果七十四军不修筑坚固阵地，它实际上是有效的。
问题是人家已经建好了防护掩体，并且知道如何在炮火停息后击退你的步兵，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继续重复“一炸二轰三攻击”，就显得有些过于脑残了。
近代以来，日本能够以亚洲国家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跻身于西方列强之中，源于它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击败了俄国。
曾几何时，日本的军事机器也被西方认为难以对付，但现在卡尔逊不得不说，日军其实只具备三流水准——以欧洲标准衡量。
三流的日军能够在中国耀武扬威，当然是由于中国军队更加不入流。
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淞沪战场上防守者之顽强，同样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充分说明，原本世人眼中辱弱不堪的中国军队，已初步具备抗击打甚至反过来打击强敌的能力。
中国人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已经成为上海城里几乎所有人的焦点话题。卡尔逊佩服中国军人的顽强，但他却并不认为中国军队能够长期坚守下去。
在中方参战部队中，最早一批出战的是德械师，就当时国内部队的实力而言是最强的。
接着是第十一师这样的精锐主力，再便轮到了第七十四军等初出茅庐的次主力。问题是，再再然后呢，该怎么办？
在淞沪防线的背后，新的援兵还在不断到来，但这些增援部队显然已不是防卫的骨干力量。
他们以新兵为主，尽管官兵们同样充满了抗战热情，浑身上下洋溢着民族自救的精神，然而缺少经验和训练是他们的致命软肋。毕竟，战争最终还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
卡尔逊不安地看到，来自各省的年轻士兵们充满活力地开上前线，可是没过几天，他们不是血迹斑斑地倒在深秋褐色的土地上，就是躺在用树枝伪装的医护卡车里，慢慢地被送往后方医院。
这一期间，陆续赴沪参战的日本陆军已达六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并配属有数量较多的火炮和坦克部队。
淞沪会战之初，日军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中方在上海的防御部署，他们只知道淞沪地区属于三角洲水网地带，重装备运动不便，所以一开始没有向战场投入太多重炮。
事实上，淞沪区域在战前即已全部工事化，从河岸、河堤、道路一侧，到村落、高地乃至土坟堆，都构筑有工事群。重要火力点的顶部还用木料、沙袋覆盖，以垒成土堡形式。
有这样的工事群作为基础，只要驻防部队再加一加工，把战壕挖深一点，就可以形成相对比较坚固的防线，日军的轻型和中型大炮很难予以摧毁。
由于整个工事体系乃是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所构建，所以日军称之为“兴登堡防线”。
吃过“兴登堡防线”的苦头，日本统帅部才想到要增加重炮，而根据前线作战部队的报告，淞沪战区现有的道路情况完全可以使用重炮。
为了给步兵提供更为有效的火力支援，这次增援上海的炮兵部队中，就以重炮兵居多。
10月1日，在优势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日军突破了陆桥、刘家行阵地，中国军队逐步退至蕴藻浜南岸的大场一线。
尽管如此，日本统帅部对前线取得的进展仍不满意。
当初陆军大臣（陆相）杉山元曾向裕仁天皇夸口，说只要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支拿事件”，可是现在眼晰着淞沪战役都已进入第三个月了，中国的全面抵抗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有增强趋势。
日军高层指挥官们越来越没有耐心。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发表声说他的部队将“惩罚中国政府和军队”。10月7日，按照松井的命令，日军开始强渡蕴藻浜。
日军在强渡时遭到中国守军的猛烈阻击，机枪子弹爆豆一般叭叭作响，有的渡河铁舟还未到达对岸，船上的日本兵就全部阵亡了。
日本《读卖新闻》对渡河战进行了跟踪报道，记者曾拍摄到一名日军伍长在离岸五米处胸部中弹时的情景，该伍长死的时候还抱着船桨。
此类胶片被收进新闻纪录片后，在东京电影院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在日本国内，人们的口头禅通常是“中国人是草包，马上就会投降的”，很多年轻人也正是听信了这种忽悠，才兴高采烈地参了军。
现在大家看了电影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日军在淞沪战场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而中国人强烈的抗日意识和英勇的抵抗精神也让他们倍感震惊。
在付出不小的代价后，日军终于夺取了蕴藻浜南岸的部分阵地。几天之后，又向大场镇发起猛攻，大场镇战役由此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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