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清明、人口激增,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了经济的飞速发展,GDP总量占据全世界的五分之一。繁荣的商品经济市场离不开货币的大量流动,所以宋朝自然成为我国古代铸币的高峰期,各种年号的宝文钱前后多达43种,年均铸币量更是唐朝的20倍,堪称历朝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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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的一百多年间,国家平均每年铸造货币超过一百万贯,鼎盛时达到惊人的五百万贯,经济的发达程度可见一斑。诡异的是,在市场经济和铸币业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北宋却深受“钱荒”之苦,时常陷入货币短缺、百货不通的窘境。这种反常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宋朝的统治者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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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出现“钱荒”现象的原因:铜贵钱贱、铜钱外流、王安石变法

纵观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钱荒”的现象至晚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只是由于两宋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这一经济学现象才被无限放大。海外贸易高度繁荣、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赋税制度上的深刻改革......对于宋朝来说,这些都是前所未有、头遭经历的,缺少前人的经验和预警,全靠自己一步步摸索,货币危机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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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贵钱贱

北宋出现“钱荒”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经济市场高度膨胀、货币数量大幅激增,最终导致一枚铜钱的购买力,竟然比其自身的实际价值还要低。据北宋思想家李覯记载,当时有不少精明的商人偷偷销毁钱币,熔制成更值钱的铜器出售,从而赚取暴利。根据他的描述,销熔十枚铜钱就能得到一两精铜,制成的器皿价格是原来的五倍之多。后来国家实施“铜禁”政策,铜矿资源更为稀缺,利润又涨到了十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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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民间涌现出大批效仿者,不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平头百姓,都养成了“藏钱”的习惯,宁愿堆在家里攒灰生锈,也不愿意拿到市场上用。就连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铜钱的价值比它的原料价值还低,大量货币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失掉了,从货币变成货物,流向了铜质器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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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铜钱外流

铜钱大量流入境外,是北宋出现“钱荒”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边境海关每天都有大量富商巨贾进进出出,出则满载成车成船的货币,归则带回大量塞外、海外的商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量的北宋铜钱流向周边四夷,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自然就不够用了。

不过,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商品贸易的高度发达,不论是北边的契丹、女真、西夏、高丽,还是西南的大理、吐蕃,大大小小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在使用宋币进行商品交易。这就好比今天的美元和人民币,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广泛流通,正是因为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繁荣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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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北宋统治者,以至于时常在和臣子聊天时谈及此事。沈括《自志》记载,宋神宗有一次向他诉苦,说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铜币数量都不够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沈括回答说:四方小国境内均有宋币流通,每年从边境流出的铜币不计其数,当然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另外,宋哲宗也曾问计于苏轼之弟苏辙,苏辙出访辽朝回来后说:北方各国没有自己的货币,公私交易都用宋制铜币,虽然朝廷制定了一系列律法限制货币外流,但还是屡禁不止,这就是为什么不论官坊铸造多少铜板都不够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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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出土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1958年,北京西郊发现两座辽墓,出土铜钱107枚,其中含唐朝的8枚开元通宝、1枚乾元重宝,其余皆为宋币。1953年,内蒙古发现西夏遗址,出土铜钱40多种,全部都是宋钱。

(三)王安石变法

1069年开始的王安石变法,深刻改变了两宋的政治经济面貌,也间接导致了“钱荒”的出现。在各项变法条目中,与货币危机关联最大的当属青苗法和免疫法。“青苗法”就是国家信贷,一年两次有借有还;而“免疫法”则是针对平民,只要交足钱就可免除应服的各项杂役。二者都变相增加了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加剧了“钱荒”爆发时的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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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荒”为何集中在东南地区?——朝廷采买加重东南财税负担

北宋的“钱荒”现象具有地理位置上高度重合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东南江淮一带,且大都发生于农作物收获的秋季前后,这与东南地区极高的经济地位密不可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而言,农业的兴衰都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业税收也是朝廷最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北宋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首属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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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思想家李覯曾言:如果没有江淮每年几百万斛的粮食供应,天下百姓无所食,北宋不可能成为如此强盛的国家;但江淮离了北宋,却完全具备独成一国的实力。“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外来商品,将江南经济的繁荣盛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唐德宗“两税法”改革之前,我国的农业税收一直以实物征收为主,即将剩余的农作物按比例上缴国家。但到了北宋年间,则变成“夏税秋粮”的模式,广大农民必须先将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出售,再将一部分卖得的收入上交。由于收获时节集中在秋季,每年这个时候,江南的农业市场贸易都会出现井喷式增长,货币的需求量也会随之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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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设置了负责统一采买军粮的“发运司”,以调配南北粮食分配不均的问题。《宋史》记载:“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就是说北宋为了加强北方边疆防务,每年都会通过发运司,从东南一带统一采买大量粮食养军,并统一运到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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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口过亿,军队人数也高达一两百万,统一采买军粮自然要耗费很大一笔数目。每年采买过后,朝廷府库空虚,国家就会对最富庶的东南地区提高税点,如此一来,东南百姓的负担过重了。

宋神宗熙宁十年,朝廷曾对全国各地的赋税征收情况进行统计,其中税收超过一万贯的城市有204座,而东南一地就独占64座。国家财政过度仰赖东南地区,却没有为其额外投放足量的流通货币,所以每到农民收割粮食、运往全国各地的秋季,东南一带就经常出现货币不足的问题。

三、北宋朝廷应对“钱荒”出台的政策:从杂币到“交子”

包括李覯、王安石等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北宋“钱荒”乱象的祸根,本质上源于铜币的面值低于实际价值。从这个症结入手,北宋先后进行了多次货币改革,主要进行了两个方向的尝试:一是降低货币的原料价值,二是提高货币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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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朝廷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在铜币的质量上做文章。比如减少小钱的铸造量,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铁钱,或者在铜币中掺杂其他金属。《宋史》记载,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许申曾向朝廷建议,将铁与铜混铸,以减少货币中铜的含量。一枚铜钱可用三分铜、六分铁,剩余一分掺杂铅、锡等便宜金属。没想到投入生产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方法成功率太低,耗时一个多月才造出来一万枚,铸币工人苦不堪言,这种方案也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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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宋宰相蔡京对这一思路加以改进,采用黑锡和白锡掺杂在铜液中,制成“夹锡钱”在陕西一带推行。但随着蔡京被罢免,这种刚刚流通了两年的新币也被朝廷废除。

第二个方法则是提高单个货币的流通价值,最先由王安石提出,已经非常贴近今天的经济学思想。宋神宗年间,朝廷出台“折二钱”政策,即宣布市面上正在流通的所有铜币价值翻倍,原来的一文钱,现在可以当作两文使。如此一来,既能够减少货币的流通频次,降低“钱荒”的压力;又能减少老百姓“熔钱”“藏钱”的现象,让更多的铜币回归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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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种方法相比,增加货币面值无疑是更加科学有效的法子。果然,“折二钱”普及后不久,东南一带的“钱荒”危机终于开始缓解,不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平民百姓,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甜头。此后,每当宋廷遇到“钱荒”,都会沿用这一方法,陆续推出了折三钱、折十钱等,直至1023年首次发行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比欧洲领先了近三百年。

结语:

北宋经济高度发达,但缺乏完善的商贸、财税制度与之相匹配。因此,每年秋收季节出现在东南地区的“钱荒”,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学现象,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规律性的经济危机类似。北宋的改革家们虽然针对币值问题做了很好的尝试,但受限于时代和思想上的局限,一直试图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暂时缓解“钱荒”乱象,却达不到根治的效果。困扰北宋一百多年的“钱荒”难题,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