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秋天，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由于过度疲劳，导致自己心脏病发作。

周恩来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工作经常十分繁忙。但由于身体素质好，他一直很少生病。直到1967年2月2日，由于长期劳累与缺乏睡眠，周恩来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虽然工作人员们劝他多保重身体，但周总理终因长期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从那以后，他每晚睡觉前会进行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中南海门诊部在给叶剑英的报告中说：“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希望中央领导考虑，并给以指示。”

叶剑英将这一报告报送毛主席，毛主席立即批示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虽然受到各方关怀，但周恩来的心脏病还是伴随着繁重的工作一天天发展。

当周总理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心脏病发作后，现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幸好，总理的病情没有大碍，他开始进行恢复休养。

不久后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突然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

张佐良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26岁时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张佐良所在的北京医院有人通知他：“总理办公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西花厅。”

当张佐良急匆匆地赶到西花厅后，值班人员告诉他：“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

在此之前，张佐良已经到访过西花厅，当时就是邓颖超接待的他。此刻，张佐良刚要去叩邓大姐的房间，值班室的电铃就响了……

很快，邓颖超出现在张佐良面前，笑呵呵地说：“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在这先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

过了一会儿，有人带张佐良前往卫生间。邓颖超在卫生间门口看到他后，轻轻地叩了一下门，随即推门进去，张佐良则跟在她身后。

“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邓颖超向周恩来介绍道。此时的周总理刚做完晨操，身上穿着睡衣。

周恩来和邓颖超

虽然张佐良之前多次见过周恩来，但这么近距离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张大夫发现周总理虽然年近古稀，但气色很好，皮肤略微红润，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也不明显，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周恩来微笑着同张佐良握了一下手，说：“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老家在什么地方？”

“我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硖石，在我年幼不懂事的时候去过，现在已没有印象了。‘八一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上医科大学学习。”来西花厅之前，张佐良便打好了腹稿，向周总理简要地介绍了这些。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周恩来听完后说。停顿了一下后，他又问道：“你有几个孩子？”

张佐良回答：“一男一女共两个。”

“好么，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周总理说道。

从卫生间里出来后，张佐良随邓颖超到客厅坐下。邓大姐对他说：“今天，他总算见了你，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都不会相信。”

“好吧，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你就可以常来常往了。”邓颖超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就这样，张佐良成为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彼时周总理的健康状况还不错，当参加外事活动陪外宾访问外地时，他一般不同意医护人员跟随。因此，领导要求张佐良注意躲避，非必要时不能让总理发现，做一名“地下保健工作者”。

周恩来

于是，在随周恩来去外地访问时，张佐良每到一处必须跟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自己所住的房间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以便能及时找到他。

1966年5月，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访问，张佐良暗中随行。他们先去了哈尔滨，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又前往大庆油田，周恩来召集干部开会，了解生产与群众生活情况，还专门去看望工人家庭。

离开大庆后，周总理一行回到哈尔滨，次日飞往上海。当天晚上，一场盛大的文艺晚会在市府礼堂举行。

晚会开始前，市府礼堂内早已坐满了人。周恩来一进大门，众人都站起来鼓掌欢呼，很多离通道比较远的人甚至站到椅子上拍手呼喊。

晚会结束后，张佐良随外宾住在锦江饭店，周总理则住在饭店对面的俱乐部里。当晚10点多钟，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突然给张佐良房间打去电话，要他马上到总理那里去……

“不是说好了，叫我暗中跟随，不让总理看见我……”张佐良在电话中有些疑惑地说。对方没等他说完，就焦急地表示：“你快过来吧，没事儿，我们已经报告总理，说你在这儿。别忘了拿你的出诊包。”

于是，张佐良立即提着出诊包，乘电梯下到一层，一路小跑来到俱乐部门口。原来，周恩来刚才打开折扇扇风时，一根细竹丝扎进了左手无名指，出了血并且有些疼。

当周总理说找大夫把刺拔出来后，工作人员便告诉他张佐良在这里。总理听了没有生气，让工作人员请张大夫过来。

张佐良被领进周恩来卧室后，看到总理穿着睡衣，正靠在沙发上看东西。张大夫紧走几步到他跟前：“总理，我看一下左手竹刺扎的部位好吗？”

“好。”周恩来说。张佐良从出诊包里取出聚光较好的笔式小电筒和拔刺镊子，蹲下身检查总理左手无名指，发现一根麦芒一样细的竹刺扎在皮肤里……

顺利将刺拔出后，张佐良又在周恩来的伤口上用消毒棉球进行包扎。一切结束后，他站起身对周总理说：“明天早晨起床洗漱时，可以去掉胶布棉球，不会感染。”

周恩来突然对张佐良说：“你身上有烟味儿，你抽烟啊？”

周恩来

“是的，有时抽几支。”张佐良回答。周总理笑着说：“哎，抽烟就抽烟，什么抽几支，我又不反对你抽烟。”

很快，周恩来又看起了文件。张佐良告退后，前往总理随员们住的房间。大家跟他开玩笑道：“从现在起张大夫可以光明正大地跟着走了，不必再躲躲藏藏搞地下活动了。”

不久后，随着周总理健康出现状况，张佐良的工作变得更为繁忙。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张大夫和其他医护人员全力进行救治，使病情稳定了下来。

这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对张佐良说：“这里（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周恩来所说的张佐良同行郑淑云，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南海工作的保健护士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刚初中毕业的她参加革命，于当年7月进入军委办公厅总参卫生处的卫生学校学习。

经过一年的培训，郑淑云结业后留在了总参卫生处。1953年2月13日，她成为被调进中南海的第一个女护士。

郑淑云（左）

领导在和郑淑云谈话时，明确告知她是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由于当时没有条件给每位领导人都配一名专职护士，所以那时一个护士要管好几家。

到了1955年，郑淑云来到周恩来身边工作。领导交代完工作内容后，她就一个人骑自行车前往西花厅。

见到邓颖超后，大姐就像拉家常一样亲切地询问郑淑云的情况：什么时候来中南海的，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父母身体如何，家里有没有什么负担……

就这样，郑淑云留在了西花厅工作。那里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不论是秘书、卫士还是医生护士，每个人都得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

1956年的一天，郑淑云用三轮车运送药品时，为避免药品颠簸受损，用身体小心护卫着。可一不小心，她把自己的双腿弄伤了。

当时郑淑云没太在意，只是去门诊部打了一针，休息了三天就照常上班了。然而，她的腿伤并没有痊愈，疼痛一直困扰着这个姑娘……

一年多后，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的郑淑云，住进北京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她的病情为“先天性盘状半月板撕裂”。

在郑淑云住院期间，邓颖超特地写信问候：“亲爱的小郑——淑云同志女儿：每天我都不止一次地要想到你，想到你在忍受‘急’和‘够’的味，很惦记你，同情你。……希望你亦听我们的话，要遵守一切把腿治好，这是你现时的中心任务。……大姐妈妈”。

不仅如此，周总理亲自带着新鲜水果和花生米等来到医院看望郑淑云。“治疗得怎么样啊？痛不痛，有没有好转？要不要同时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一见面，总理就关心地问她。

而此时的郑淑云，正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后的1971年，在干校担任大队副指导员的她，一天下午到山上察看土质。

谁能想到，郑淑云不知怎么的突然失去知觉，从山上摔了下来，一下子昏迷过去了。被人发现后，由于当地治疗条件有限，她被送回了北京。

回京后，郑淑云一开始在宣武医院看病。邓颖超知道此事后，立即派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去看望她。“大姐很关心你，不行就转到北京医院去吧”，卞大夫对郑淑云说。

转到北京医院后，郑淑云被诊断为“脑疲劳综合征”和“腰间盘突出”。之后，邓大姐安排她到小汤山疗养了3个月。

周恩来夫妇与郑淑云的儿子

而1970年周恩来对张佐良所说的“我的同行”邓小平，与周总理的渊源就更深了。两人相识已有数十年之久，彼此交情深厚。

一年前的1969年秋天，当党中央决定将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后，周恩来接连从北京给江西方面打电话，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代，明确要求当地加以照顾。

一开始的时候，江西方面要将邓小平安置在赣州。周总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予以否定，提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楼房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周恩来

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意见，江西方面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终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住宅中，其条件基本符合总理提出的要求。

就这样，邓小平一家于1969年10月20日来到南昌，开始了一段“谪居”生活。虽然相距遥远，但周恩来一直惦念着这位老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会在1970年这样的环境气氛中称邓小平为“我的同行”，足见小平同志在其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