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晦涩难懂的歌谣隐喻着维京人一项传统而残忍的刑罚——血鹰。
在热播美剧《一千种死法》中曾介绍过维京人的这项刑罚。
受刑的犯人在施刑前都会被喂一碗草药，以确保他们不会很快毙命，随后将犯人背部朝上，面部朝下绑在受刑架上。施刑者先在他们的后背中央位置割出一只没有翅膀的雄鹰轮廓，再用利刃割开他们的皮肉，露出里面的肋骨。
之后，行刑者将肋骨一根根掰断，两肋被连骨带肉向外翻开，宛如一对张开欲飞的骨翅，血红色的骨翅加上之前刻下的没有翅膀的老鹰，就形成了一只血淋淋的“血鹰”。
维京人以劫掠为生，崇拜尚武好战的奥丁诸神，性情残忍嗜杀，这种血腥作呕的画面非但不会引起他们丝毫的不适和怜悯，反而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不再满足这种静态的“画作”。
于是行刑人便将犯人的双肺从胸腔中掏出，放在“翅膀”之下，并在伤口之上抹上盐，这样犯人在疼痛和内外气压失衡双重作用下，剧烈地喘动着双肺，双肺挤压着“骨翅”上下扑动，仿佛要挣脱束缚振翅飞去，然而这只“血鹰”很快便会因为疼痛、失血以及窒息而死去。至此，整个“血鹰之刑”残忍的过程结束。
血鹰之刑虽然残忍无比，但根据中世纪流传的歌谣以及各种文献记载，仅有少数几人享受过这种“艺术般的惩罚”，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拉。
这还要从维京中的一个传奇人物拉格纳说起。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环境恶劣，土地贫乏，冰雪与火山的双重威胁让当地的人们始终生活在“诸神黄昏”的恐惧之中，恶劣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维京人坚毅勇敢但也尚武残忍的秉性。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贫瘠的土地已经无法满足这些维京人的生存需要，于是争斗不断，内战频发。
在这时，拉格纳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离开斯堪的纳维亚，去更遥远的地方抢夺财富和土地。于是，让西欧诸国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走上历史舞台。
公元845年，拉格纳率领一百多艘战船和数千维京勇士，攻入巴黎。维京人把这座塞纳河上的名城劫掠一空，并将一百多名法兰克士兵吊死在塞纳河的小岛上。
公元865年，拉格纳在渡海前往英格兰时遭遇海难，漂流到了诺森布里亚王国海岸，并被国王埃拉捉住。
英格兰与法兰克一样，常年遭受维京海盗的劫掠，对这些侵略者恨之入骨，于是便将拉格纳丢进放满毒蛇的坑中处死。朗纳尔最后一句遗言是：“公猪哀嚎之时，猪崽就要来了。”
这里的“公猪”自然是指拉格纳本人，而“猪崽”则是他的几个儿子，尤其是“勇士比约恩”和“无骨者伊瓦尔”。
据说伊瓦尔天生残疾，腿部只有软骨，无法站立，在战场上只能让别人抬着，所以才有了“无骨者”这个绰号。
虽然伊瓦尔天生残疾，但崇尚武力，能力丝毫不在他的父亲之下。
为报杀父之仇，865年伊瓦尔率军入侵英格兰，与之前在沿海劫掠不同，伊瓦尔这次打算深入内陆，在英格兰建立自己的维京王国。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诺森布里亚王国，国王埃拉力战不敌，被伊瓦尔擒获并处以了“血鹰之刑”。一国之王遭受如此痛苦之刑，也是让“血鹰之刑”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
除了惩罚犯人或仇者外，“血鹰”更多的是一种宗教献祭。据传，维京战士除了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熬过“血鹰”仪式也是进入英灵殿的一种方式——只要受刑人忍住不在整个过程中喊叫出声，那么他的所有罪孽都将被诸神赦免，死后也能进入英灵殿，就算是叛国的大罪也没关系。
虽然“血鹰刑罚”流传甚广，煞有其事，也常见于各种文艺作品之中，然而其真实性如何，自9世纪到如今一直饱受争议。
很多支持“血鹰”真实性的学者经常引用《奥克尼伯爵史诗》中的有关描述。这是一本12世纪晚期对奥克尼诸位公爵的记事，其中记录了维京人领袖托夫.埃纳尔公爵，在他的敌人“长腿”哈佛丹的后背剜出了血鹰，“把剑对准脊柱的中央的凹陷处，从脊椎上剁掉了所有的肋骨，一直到腰部，然后把肺扯了出来”。在记录中“血鹰”之刑更多的用于宗教献祭，哈佛丹以及诺森布里亚国王埃拉都是维京人献给奥丁的祭品。
到了上个世纪，大多数维京史学家都承认，“血鹰”虽然令人生嫌，但确有其事。中世纪史学家J·M·华莱士-哈德里尔称，“血鹰”的受害者不止诺森布里亚的埃拉以及在《奥克尼伯爵史诗》中记录的哈佛丹，甚至还包括爱尔兰明斯特国王迈尔瓜莱和威塞克斯国王爱德蒙。
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也不乏其人。这些人一致认为9到10世纪维京海盗最为活跃的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以及遭受蹂躏的国家和地区的史料中并没有留下关于“血鹰”之刑的明确而详实的记载，大部分关于“血鹰”的描述（或者用“传说”更为精确），都来自12世纪甚至更晚期，并有相当的杜撰嫌疑。
阿列克斯·伍尔夫是《奥克尼伯爵史诗》的苏格兰最新版通史的作者，他认为这部史诗是描写9到11世纪的文学作品，并非历史记录，关于哈佛丹的遭遇也并不真实。
而根据12世纪完成的《爱尔兰人与外族战争》所载，迈尔瓜莱死时“他的背在一块石头上摔断了，令人想起血鹰过程”的仪式性处刑。而在另一部爱尔兰编年史《四王年记》的记录马尔瓜莱仅仅是“被北欧人用石头一块块砸死的”。因此，迈尔瓜莱遭受“血鹰”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另一个可能遭受“血鹰”嫌疑的埃德蒙，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可能是被斧子劈死的。
因此，在史料记载或传说中可能遭受“血鹰”之刑的只剩下我们在前面详尽描述的诺森布里亚国王埃拉。
然而到了近代，关于埃拉是否遭受了“血鹰之刑”也开始备受怀疑起来。
首先，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的数百年时间里，维京人一直侵扰着西欧各国，如果真有这种祭祀神灵的“血鹰之刑”，不可能仅有两三例模糊记载。
其次，在关于维京人的研究中，发现很多特殊的刑罚，如重罪会被绞死或者被马匹踩死，有些纵火犯会被绑在柱子上烧死，残杀兄弟的人会被拴在一头饿狼旁边，公然藐视国王或者集体意志会被马拉分尸……然而并未发现关于“血鹰之刑”的可靠记载或其他证据。
另外，关于人体能否承受如此繁复的“血鹰之刑”也值得商榷，一方面如此复杂的刑罚施行的时间肯定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受刑者很可能在刑罚结束前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另一方面，由于肺部气压与大气压并不一样，如果将肺部暴露在空气之中，很快就会因为窒息而死亡，受刑者能否坚持到肺部被扯出并形成“血鹰振翅”的造型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耶鲁大学的罗伯塔·弗兰克是研究古英语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学者，她认为“血鹰之刑”在一开始仅仅是在后背刻上一个鹰的图案，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被夸张，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色彩浓厚的残酷刑罚。
例如最早记录“血鹰“的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只是提到埃拉在受刑时后背被刻上了一个鹰。然而到了《奥克尼公爵史诗》则被想象成扯出肋骨和双肺，并将其指向对奥丁的献祭。到了《拉格纳之子的传说故事》以及19世纪的几部史诗，才将刻鹰图、剁肋骨、剥肺、“盐分刺激”这一系列的行刑过程明确下来。这样的演化过程具有很明显的文学再创作痕迹，因此“血鹰之刑”很大可能只是后人以讹传讹的结果。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对一千多年前这种刑罚的存在与否作出正确的判断。或许在那个蒙昧的年代，人们为了信仰确实可以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但更多的可能是那些饱受劫掠的西欧诸国出于对劫掠者的恐惧而达成的艺术夸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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