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建城，始于吴主孙权在黄鹄山（今蛇山）所筑夏口城，成为屯兵御敌的军事城堡，在黄鹄矶构筑了军事瞭望塔楼——黄鹤楼。至明初，城垣基本定型。自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沙羡县治从涂口（今江夏区金口）移至夏口城起，武昌开始成为地区行政中心。此后武昌一直是县、郡、州、府乃至行省大区域的官署所在地，城垣不断巩固扩大。

一、夏口城

吴黄武二年（223年），吴主孙权为抗衡曹操，在黄鹄山（今蛇山）夯土筑城，城周长1000—1500米。因该处位于夏水（今称汉水）通江口，故称夏口城。夏口城依山而筑，实为一座地势险要的军事城堡，临江黄鹄山头建有军事瞭望塔（即黄鹤楼的前身）。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曾盛赞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借阻、高观枕流”。

夏口城常屯水军，由于水军对战船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武昌造船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夏口早期城池的形成。

二、郢州城

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刘骏置郢州，任命萧思话出任郢州刺史，州治设于夏口，并在夏口城基础上进行城垣修葺和改建，改称郢州城，为以后齐、梁、陈各朝所设郢州的州治所在地。郢州城垣沿蛇山坡面上。“版筑而成，墓址坚实，用工缜密”，曾抵御过十数次敌兵的进攻。今蛇山头黄鹤楼至高观山一带山脊仍存有古郢州城垣遗迹，被列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郢州城的兴筑，提升了夏口的行政地位，即从西晋起始的县治所首次上升到一个州治的地位。

三、鄂州城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同，改郢州称鄂州。迁汝南县治于郢城，后又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县治设于今武昌，故武昌又有“江夏”这一古称。

唐代，武昌称江夏，为鄂州治所。宝历元年（825年），宰相牛僧孺为鄂州刺史，用时5年，将江夏土城扩建为砖结构的城垣，城区在原夏口城基础上向北、东、南三面扩展，北临沙湖，东至小龟山，南抵紫阳湖，西达蛇山西端，是为武昌古城建设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

南宋时，为防阻金军南渡东下，特设置鄂州常备水军和数量庞大的舰队。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率军北上，首克郢州，攻入随州、襄阳等地，被朝廷授镇宁、崇信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开国侯，屯军鄂州（今武昌），使武昌成为全国重要的水师基地。

四、武昌城

元代，设置湖广行省，其辖区大体包括今日湖北南部及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大部、广东的部分地区，幅员甚为辽阔。至元十八年（1281年），湖广行省治所由潭州（今长沙）迁至鄂州，并设鄂州路，管辖湖广行省的北部边缘地区。大德五年（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下辖7县。武昌路和湖广行省的治所均设于江夏县（今武昌区）。自此，江夏一跃而为行省级大区域的行政中心，并且正式有了武昌这个地名（泛指今武汉市区江南部分）。

明改湖广行省为湖广布政司，辖今两湖及黔东。改武昌路为武昌府，辖江夏、武昌（今鄂州市）、嘉鱼、蒲圻（今赤壁市）、咸宁、崇阳、通城、兴国州（今阳新县）、大冶、通山共一州九县。湖广布政司、武昌府及江夏县的治所均设于武昌，故武昌城又称“湖广会城”。

江夏侯周德兴为此拓建武昌城，是武昌古城建设史上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将宋、元时的鄂州旧城向蛇山两侧大大展开，城池范围东起长春观，西至黄鹄矶头，南达鲇鱼套，北止塘角下新河岸。城周10余公里，东西2.5公里，南北3公里，辟城门9座，砖砌城垣。蛇山南麓雄踞楚王宫殿，湖广三司、武昌府、江夏县三级衙署环置楚宫左右。府学、县学、试院、文庙、府库、仓廒、寺观等则散处城中。如布政司前的长街，县署前后的前街、后街，都司前的西街，楚王蓄养歌伎的“御菜园”，其侧旁名水陆街，还有县西的十字街，县北的草埠街，滨江的河街等。此次拓建，武昌城的规模基本定型。

康熙二十六年城池图

清代，武昌仍是湖广会城。康熙三年（1664年），改湖广布政司为湖北布政司和湖南布政司，各设巡抚管理军事、行政，两巡抚之上再设湖广总督。湖北布政司下辖武昌、汉阳、黄州、德安、荆州、襄阳、郧阳、施南等8府。湖广总督、湖北布政司、武昌府的衙署均设在武昌。

辛亥革命后，1919年，湖北省议员陈世英等62名士绅联合上书，倡议“拆除武昌城垣”，并详列拆城有“五利”，即“拆城修路之利”、“开山镇湖之利”、“繁荣商业之利”、“预备善后之利”、“维持票本之利”；更陈述不拆城有“五害”，即“不拆城则交通阳滞，行旅视为畏途；不拆城则检查烦琐、人民出人不便；不拆城则内外隔阂、有碍治安；不拆城则空气闭塞、瘟疫易发生；不拆城则城内商务冷落、居民谋食甚艰辛”。当时，当局考虑拆城工程浩大，物力条件尚不具备，遂拆城之议未果。后来，随着武昌城市建设发展的迫切要求，拆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