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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抄袭，维权到底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你播下什么种子，最后就会结出什么果实。

今天我们的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大学毕业生上千万，可谓是遍地都是大学生。

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大学生毕业人数仅2.1万人。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

现在的年轻人对文盲没什么概念，不知道什么是文盲，而当时的文盲到什么程度呢？别说是看书，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当你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老人家当时取得革命胜利有多难，就是率领这样一支大部分都是文盲的队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入朝参战时，美国的麦克阿瑟轻蔑地对外声称说，这是一群农民组成的军队，毫无战斗力。

麦克阿瑟的话前半句是实情，我们军队中大部分人来自农民，而且很多人都是文盲，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却不知道怎么写，很多战士连地图都看不懂。

在麦克阿瑟看来，这样一群连地图都看不懂的人，肯定是一触即溃。

然而，他不知道我们这样一群在艰难困苦中磨炼出来的军队，即使还有很多文盲，依然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其实早在1945年，老人家就明确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这是新中国一项重要工作。

然而，扫除文盲谈何容易。

扫除文盲就要建学校，建了学校就要请老师，请了老师还要发课本，每一项支出都要花钱，可是我们当时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连火柴都生产不出来。

但是，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老人家依然没有放松对教育的投入。

当时由于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在忙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编辑教材的人员仅30个。

老人家知道后说，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也要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最终编写教材的干部确定补充为150个，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

于是教材的编写人员中出现了各个领域的大师名字，数学华罗庚，语文吕叔湘，物理严济慈，地理竺可桢，英语许国璋，这些大师级人物编写的教材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中国人才。

那时候没有毒教材，也不可能有毒教材。

学校解决了孩子扫盲的问题，但是人民群众又该如何解决扫盲的问题呢？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老人家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

一个干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如何签名让文件生效？一个干部连文件上的字都不认识，如何向人民群众传达我们的政策？

于是，第一次扫盲运动拉开序幕。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迅速展开，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

白天城市的工人和职员要生产劳动，因此扫盲班就办在晚上，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在冬季农闲时节，因此被称为“冬学”。

这期间出现了一个能人祁建华，他是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他利用注音识字，创造了一套《速成识字法》。

1951年，这套方法在西南军区1.26万名干部和战士中试行，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还能写短稿。

之前的扫盲班建立起来了，现在又有了快速扫盲的方法，于是在1952年开始全国推行速成识字法。

旧社会有钱人垄断了识文断字的权利，如今连普通老百姓都能读书看报了，而且还是免费教你识字，半个月就能识字1000多个，谁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扫盲班呢？

于是工厂和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人民群众创造出了多种学习方式，如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等，形成了“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的扫盲局面。

截止到1953年，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但是我们的人口众多，1953年全国总人口5.8亿，扫盲依然任重道远。

1953年，农村进入了初级合作社阶段，前面我们在人民公社中讲过了原因，这里就不再赘述，进入合作社之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记工分。

记工分需要记录全体社员加入合作社时提供的牲畜和生产工具，还要记录每天的出工和生产情况，社员凭工分获得劳动报酬。

如果你是文盲，不知道别人的名字怎么写，不知道该怎么汇总，那么这笔账肯定会记成一笔糊涂账。

面对这种情况，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决定，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当时的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水平，学习班教学的内容就是针对性地记工分，解决实际问题。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

1955年9月，老人家读到了这篇文章后指出，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

今天公知说老人家动不动就搞运动，但是实际上很多运动是来自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老人家认为这种成功经验可行，于是将经验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样的做法难道有错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老人家以一己之力推动一项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得政策，没有反对和阻力，这难道不是低成本的运作方式吗？这难道不是经济效益吗？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么低成本的运作方式呢？

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老人家又谈到了扫盲运动，他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

据现在统计，汉字的数量大约将近10万个，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个常用字能覆盖98%以上，可见老人家定的这个扫盲标准并非空穴来风。

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这期间考虑到文盲率较高，汉字的笔画繁琐，为了减轻大家的学习压力，我们开始了简化汉字。

汉字被称为“三多五难”，“三多”是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五难”是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

实际上，汉字曾遭遇过差点被抛弃的命运。

自近代以来，由于我们每次在与西方历次交手之中，几乎都以落败而告终，于是当时的文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技不如人、政不如人、文不如人。

既然技不如人，那就学习西方的技术，于是洋务运动兴起，最终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战覆灭。

尝试了技不如人，还是失败，那就是政不如人，于是维新运动兴起，最终维新运动在变法中失败，而我们依然落后于西方。

技不如人和政不如人都试过了，那就是文不如人了。于是，要求改革汉字的呼声被提了出来。

从维新运动开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到后来的鲁迅、刘半农、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都呼吁废除汉字，将汉字拉丁化。

文字只是一个文明的载体，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它代表着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文字一旦废除，那就意味着这个地域的文明被中断，与过去的祖先彻底断绝脉络。

汉字拉丁化就是书写时不再写方块字，而是改用拉丁字母。

今天我们看民国时期这些大师的观点，觉得如此荒唐，这原因的背后就是当时的国民文盲太多，很多人都因为自己是文盲，再加上有钱人对文化垄断，根本无法参与到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讨论中来。

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解决扫盲问题。

1955年1月7日，成立于1949年10月10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全国20多万人参加讨论，97%的人赞成简化汉字，可见如今我们的使用的简化字是通过当时大多数人同意的，并不是拍脑袋的决定。

今天一些代表要求恢复繁体字，这并不是什么为了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恐怕是一些有民国情结的人心里作祟罢了。

恢复繁体字看似一个无关紧要的建议，但实际上会造成大量的成本投入，恢复繁体字，那就意味着全国所有课本都要更新，所有字典词典都要更新，所有报刊杂志都要更新，所有地图手册都要更新，所有商家的店招都要更新，所有文字出现的地方都要更新，而之前简体字写的各种东西都要废止，这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又会浪费多少资金？这种倒行逆施实际上是在败我们的家财。

回到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通过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2月1日，公告废除1055个异体字。

这一次扫盲运动中，人民群众又创造出新的教学形式。

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扫盲2200万，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出现，扫盲工作也出现了浮夸风，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也就是要扫除农村1.5亿文盲。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老人家作出过批评。他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可见到底是谁在大跃进中一直在极“左”？反倒是老人家在大跃进中一直在纠“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一直将此作为我们工作原则的人恰恰是老人家。

到了1960年，新的情况又出现了，那就是扫盲之后又复盲。这一点也容易理解，当时能记住，过后又忘了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就需要巩固提高。

1960年4月，老人家看到了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

这份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出现了复盲现象严重。于是1958年10月，他们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

老人家看后，亲自为这份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

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

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字总表》，列入总表的简化字共计2238个，简化偏旁14个。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

结果显示：7亿人口中，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全国已经有1亿多人不再是文盲。

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老人家依然坚持普及教育，让人人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15年时间，1亿人扫盲，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一些被扫盲的人日后却成了公知，用他们学到的文化知识大肆污蔑诋毁老人家，不免令人为老人家感到悲哀。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鞍钢宪法：独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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