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流量明星粉丝集体选择婚纱出席演唱会，引发舆论热议。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分析普遍现象，不针对具体的流量明星和粉丝。本文也一样，我想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众多年轻人对看似“邪教”式追星行为趋之若鹜。

如果一个两个人这样，我们可以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是流量明星那么大量的粉丝群体，资本早就针对性地批量割韭菜了，这就肯定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我认为，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意义的缺失，或者说价值实践的缺失；

第二，集体的缺失，尤其是“健康”集体缺失；

第三，进步的缺失，或者说人生发展可能性的缺失。

这个社会现象是可以多维度看待的，如果想看骂资本和流量明星的文章，请移步《流量明星和极端“粉圈”，为何成为了社会毒瘤？》《谁是培养“粉圈邪教”和“舆论黑恶势力”的土壤？》《让流量明星饰演伟人，这就是惨痛的代价》《“粉圈”乱象批判：追星如何追成了“社会公敌”》这些，我实在写了太多了。对于割韭菜的资本、对于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我们要骂，狠狠地骂。但是对于热衷于粉圈组织的年轻人，我们还是本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分析一下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另外，不要在本文搞性别对立。这次引发争议的确实是女性为主的粉圈，但是男性也有自己的粉圈，比如说当年莫雷刚刚发表反华言论，在随后的NBA中国赛中，现场依然被狂热的粉丝坐满了，还被华尔街日报重点报道，认为中国人“离不开”NBA，实在是丢人丢到国外了。

比如说这种给NBA球星磕头的，对自己爷爷奶奶估计都没这么亲。单从观感上来说，穿婚纱看演唱会，总比给美国倪哥磕头，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吧？

我现在看见性别对立的言论就很烦，不管是打男拳的还是打女拳的，明明都是无产阶级，还天天在内斗。另外性别对立的问题，也跟本文所分析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下面开始具体分析上面提出的三点，我的观点是：正是因为上面三个主要问题，才会让年轻人被邪教一般的粉圈所吸引。

第一，意义的缺失。

人是需要“意义”的生物。从哲学上讲——尤其是存在主义这些“入世”的哲学——是否有意义、意义是否是制造的，并不是太大根本性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如何寻找自己相信的“意义”，或者说“意义”如何去规定人。

从哲学层面来讲的“意义”过于抽象，我们现实社会还是被非常实体化的“意义”的所构建。符合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义”比如：学习知识、锻炼身体、职场发展；还有为他人、为集体的“意义”：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等等。

而粉圈则是在“邪教”层面所规定的意义，它所规定的内容脱离了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并且会对他人、对集体造成伤害。粉圈所规定的“意义”变成了要给割割做数据，做得越多“功德”越高；要给割割控评，控得越勤快“福报”越多；要跟割割的黑粉battle，骂人越狠越能证明我存在的“意义”……

这就是为啥说粉圈是“邪教”组织的原因，因为他们实实在在为大环境和粉圈之外的大多数人带来了负面效应——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讲叫“负外部性”——就像工厂污染环境，就是给全社会带来了“负外部性”，粉圈现象也在污染整个文化娱乐环境。流量明星让歌坛、影视圈质量直线下降，绝大多数群众还不敢说什么，说了就会被邪教粉丝控评网暴。

批判粉圈的内容已经说过很多了，本文还是对流量粉丝多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怜悯：因为这个时代的“意义”普遍缺失，他们才会选择被资本为割韭菜刻意制造的“劣质意义”。

意义缺失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从后现代的维度来看：前现代人们靠神话、宗教来维系“意义”，现代靠理性主义去维系“意义”，而后现代则是意义缺失的时代，意义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却意味着很难找到意义。

从资本主义的维度来看，人类最完美的意义、最佳的价值实践——劳动，被异化了。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剥削，另一方面，劳动所产生的的成就感、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也被一起剥夺了。

再细化一些，具体到我们这个短暂的时代、特定的社会，多元化的意义也越来越少。如果社会处在上升期、经济繁荣、主流意志尊重多元化，那么状况就会好很多。现在的情形大家也都看到了，年轻人最优选的前途就是考公、考编，

意义剥夺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在《当代年轻人的五大精神困境》这篇文章中讲过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2020年6月，当时第一波广泛影响的疫情基本结束，但还有零星的复发。我回北京请了一位在京东工作的朋友吃饭，618他连续加班几天几乎都没合眼，周六周日又要去抗疫志愿者，过于辛苦所以请他吃顿大餐。他讲现在北京疫情稳中趋好，所以没有什么太繁重的工作，而过年期间才是真的要命。过年期间京东公司承担起了不少抗疫工作，他是北京土著，彼时交通不通，没有什么人能回到京东总部；而协调抗疫工作总部又是重要枢纽，所以我这位朋友包过彼时回到公司的人，承担起了大量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为抗击疫情尽心竭力。

我这位朋友从初二开始加班，整整到正月十六，都没回过家（毕竟亦庄离北京市区还是有距离的，虽然主要是线上办公，但是需要实地协调很多事宜），真正体会到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心境。而且他从初二开始工作，到初八这段时间是不算加班的，没有过年期间的三倍工资，只给一个北京市志愿者的补贴（大概率是国家出而不是公司出），初八之后才开始算正常工作，但是正常工作之外又要承担很多的防疫工作——即京东公司的公益行为。

当然钱是次要的，毕竟抗疫大局众志成城，也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更何况互联网公司本身收入就不低，公司也给这些他们志愿者发了奖金和大量内购券（算是变相补了一个三倍工资）。只是他说，略微有一点心理落差：一线的医务人员就不用说了，不管是媒体还是全国人民，都是轮番致敬；武汉的志愿者也很辛苦，不过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但像我们这样也忙前忙后的，没有谁会给我们说声谢谢，反而觉得我这是为公司打工，理所应当，仿佛我们大公司就是欠全社会的，现在是要赎罪。

我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你所说，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某家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有一说一，今年疫情爆发初期，京东公司的反应和对策是甩了阿里一个身位的，毕竟京东公司有着自己庞大的仓储体系和物流体系，在紧急的环境下显示出了集中的优越性。

而刘强东本人也通过疫情期间京东公司的种种举措，一举扭转了舆论口碑。去年整整一年里，刘强东都陷入了在美国的性侵案件的影响，大家都开开心心刷着“直视我，崽种”“你转身离开”的表情包，热热闹闹讨论着“一东”的计量单位，而疫情期间京东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完全扭转了刘强东的名声，社交网络都充斥着类似“东哥又是我兄弟了”的声音。

在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期间，刘强东和夫人章泽天现身伦敦，高调共度情人节。相信没有整个京东公司在疫情期间给他赚来的好名声，刘强东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敏感时间点挑战舆论。

社交网络下面的评论也明显能够看到京东公司的公关痕迹，控评方向无非是“东哥为疫情做了那么多事，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他？”“人家有条件去伦敦，凭什么不能去，他为疫情做了这么多事怎么不说？”“就冲疫情期间东哥做的事，我就一辈子不黑东哥。”

远在伦敦的刘强东做了什么呢？你说他什么没做，确实不客观，他“操心”指导一下工作肯定是有的；但是，京东公司为疫情做的种种贡献，是像我朋友这样千千万万个基层员工，无数平凡而普通的快递小哥，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的中层干部，过年期间十数天没有休息共同取得的成就。但网络舆论却把这样大的成就和善行全都归功于刘强东一个人，我能理解我朋友的心理落差，因为好名声是东哥的，他什么都没有。

这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规律：资本家把劳动者的劳动据为己有，同时也把劳动所产生的声誉、荣耀和成就感一并占为己有；劳动者从无法从劳动中获得正反馈或价值归属，自然会产生驱离、抑郁等情绪——这就是异化。甚至在公益慈善工作中，本身就是为正反馈去奉献，而资本家甚至都要把这种正反馈“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一个人的好名声。

劳动者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同样也无法拥有自己产生劳动果实的成就感、认同感、价值归属感。就像我在京东工作的那位朋友一样，做了那么多好事，除了我们这些朋友心疼他鼓励他一下，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反馈，正应了那句话：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给钱算不算正反馈呢？发工资也很“快乐”啊，你这位朋友虽然没有获得认可，但是补贴京东一定发了不少吧？挣到钱了还不能偷着乐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其的货币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工资仅仅是劳动社会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更进一步地，当今世界的货币也不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而变为了一种更加虚拟的资产，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下不会生产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荷包。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价值和意义的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的意义趁虚而入——包括有害的“邪教”式意义。

资本时代，万事万物皆被“异化”为了商品，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种，再具体细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质假冒伪劣商品——他们没有唱功、没有演技、没有艺德艺品，只能靠资本维系下的“邪教式洗脑”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业时代，消费是生产的实现部分，是依附于生产，生产赋予了商品怎样的品质、功能、效果，那么消费就是这些的实现。但是，在后工业时代，消费不再是生产的依附、不再以生产实现为目的，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即消费本身的意义。这一种意义成为了消费的目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讲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消费不再是针对实体的消费，而是针对于意义系统的消费”。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在消费食物、衣服、日用品等, 而必须接受“某种话语权下构建的意义体系”与物品本身的绑定, 这一种体系规定着物体额外的实现与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物品想要变成消费品，必须先经过这一种意义体系的构建。于是，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 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被构建的意义本身。这一种“意义”可以是某种被激发的需求，可以是某种价值实现，也可以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亦或者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甚至集体仪式。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到：“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

这一种“意义”，用鲍德里亚的话讲叫做“符号”，用居伊·德波的话讲叫做“景观”，它们都是被构建的超出于本质的幻象。同时，普通人也把自己的“意义”与这诸多消费品所绑定，一个人的自我实现被消费起什么级别的商品、买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仅仅联系在了一起。

流量明星就是这样一种幻象，被它所控制的就是被扭曲意义的邪教粉圈。

第二点，集体的缺失。

简而言之一句话：人是集体的动物，从在非洲大草原合作捕猎大于自己体型几十倍的猎物开始，到漂洋过海统治地球，都离不开团结协作，这是深深刻进人类进化的基因中的——换句话说，不融入集体、不能团结协作的基因，已经在进化中被残酷的环境淘汰了。

然而问题在于：现在是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集体被彻底打散了，一个个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