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已经6月了,高启强还是很火。

B站,一个“京海魔盗团”的整活视频,一天之内直冲排行第一,两天点赞36万。

看过的都说,“张颂文好帅啊。”

微博,白玉兰奖提名名单公布,只见“张译”,未见“张颂文”,网友们忽然纷纷炸锅:

“《狂飙》为什么没有给高启强报名。”

不过,不管是什么平台,其实都与张颂文本文无关,所谓人在家中坐,热搜天上来。

甚至于后者,也许都不是张颂文所期望的。

为什么?

不知你发现没有,其实从开播至今,即便张颂文红遍全国,他也没出来接受过一次专访。

甚至于,他只在《狂飙》大热时,写下了一段回忆“高启强”的文字:

对高启强当初的选择表示后悔。

“如果可以重来,我要去报警,我要告诉警察,在我们市场里有人欺行霸市.......”

只因,他演的是一个反派。

对于一个对演出有信念感的演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他不能批判这个角色,也不能讴歌这个角色。

所以即便再火,也要小心翼翼地保持低调。

过于小心了?

还真不是。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内娱的“反派”。

当一句“三观不正”就能毁掉一部剧一个人的时候。

“反派”,其实也就成了一个暧昧的存在。

01

反派,挨骂已久

先说一件“陈年往事”:

1945年,陈佩斯的父亲,陈强老爷子,在鲁艺学校文工团担任《白毛女》歌剧的演员,扮演“黄世仁”一角。

演出相当受欢迎。

但与此同时,每一次《白毛女》演到最后,陈强都会跪倒在台前接受观众的审判。

怎么审?

有的观众开始骂他。

有的观众拿石头砸他。

甚至有一回,一位年轻战士边看边哭,直接拉开枪栓,要枪毙“黄世仁”。

幸亏旁边的班长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枪。

于是后来规定,看《白毛女》不准携带武器。

这个细节被陈佩斯放进了自己话剧《惊梦》里,是一种反讽,也是对自己父亲的一种纪念。

但同时也已经很清晰地点出:

观众对于“反派”的仇恨,是刻在了骨子里的由来已久。

在很多人的眼里,反派就是用来“恨”的。

他是人们追剧时被诅咒的对象。

更是现实里,人们自以为“参与剧情”的替代品。

有人在线上骂:

《香蜜沉沉烬如霜》里,饰演反派人物的周海媚,当年被网友骂得厉害。

最后无奈,只好退出了微博。

《甄嬛传》里“安陵容”陶昕然,剧集播完后,在微博上发表女儿出生的消息。

依然有网友穷追不舍,祸及家人。

有人在线下“打”:

因《浪姐》火出圈的蓝莹盈,她在19岁时参演了《甄嬛传》。

却因为浣碧这个反派角色而被人扔鸡蛋。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冯远征不仅车胎经常被扎,有时候观众还直接上手:

“正吃着饭,一个观众从后面‘啪’就是一掌拍在肩膀上,我差点没吐出来,只听那观众说,‘我看你半天了,以后不许再打老婆了啊!’”

为什么?

好听点说,就是人戏不分。

不好听地说,就是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孩童时代。

没错。

每个人都有“人戏不分”的时候。

自小我们便形成了一种“朴素”的价值观,于人群之中一眼便能分辨出反派的样子:那个挤眉弄眼的,那个肢体夸张的,那个妩媚的,那个艳丽的……遇见了,总能心生恶气,免不了起哄一番。

但,那是儿童时代。

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加,我们开始知道《奥特曼》里的怪兽并没有真的毁坏城市;

电影里的好人坏人同等重要,影视作品是假的,但同时又说出了更本质的真实,演员表演是假的,但却需要演员投入比常人更多的真情实感……

这世界,并非那么一目了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狂飙》演员集体道歉时,会引来不少反感。

一方面,这样的营销方式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另一方面,是破坏了角色和现实之间的边界感,让观众的智商感受到了“侮辱”。

你有资格代表吗?

你把我们当三岁孩子?

只是:

当骂的人越来越多,当不分青红皂白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能不道歉吗?

就像是王茂蕾。

在自己的微博里不仅求生欲很强地骂了“袁春望”。

甚至还认为“袁春望就不应该是个正常人”。

哪怕是张颂文。

一路小心翼翼,也得专门在微博里写上一句:

“选错了,走歪了,往后多走的每一步,都得付出代价。”

怕被燃起热点,怕被撩起话题。

更怕挨网友的骂。

02

骂你,是因为你好

有意思的是,在网友大骂反派的同时,却往往喜欢将反派当作演技的“标杆”。

比如说,Sir经常拿来举例的,孙红雷的《征服》。

这个角色,在那一年没有受到任何主流奖项的肯定。

但许多年后,我们提起“演技”这个词时,却总喜欢拿其中的刘华强举例。

更不用说其豆瓣评分,已经高达9.1了。

但老实讲。

也得亏《征服》拍得早。

放到今天,孙红雷是夸是骂还真说不准。

因为。

如今在骂战中,又衍生出了另一种说辞:

骂他/她,是因为她演技好。

是的。

如果你演得差,没人在乎。

如果你演得好,就有一堆人骂你。

什么逻辑?

就像吴越,在《我的前半生》里饰演凌玲。

就算是有着独立女性的性格,但还是因为“小三”的标签,也让她遭受过一段时间的网暴。

当吴越又一次与鲁豫聊起这段往事时,依旧不能理解。

那我们只是在认认真真演戏嘛

有这个必要吗我在想

鲁豫一句话道破天机:

对所有小三的不满

和觉得演得好

都在你这集中爆发了

恰巧今天的热搜里,汪海林谈到张颂文没提名白玉兰的原因,其中第一个就是“坏人演得太好了”。

很重要一个原因他演得太好了

一个反派演得这么好

给他一个奖

这是鼓励什么呢

所以如果他演得一般般或者一般好

我觉得得奖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太好了没法给

当然,这个理由也有其戏谑的成分在。(视频里还有原因二,剧组报名评选奖项名额有限,一般也就只有四、五个;其三,是剧组会根据最先签约合同的原则为演员评报奖项)

可,在互联网里,汪海林的“反话”却像是真的。

演得好,往往是会有“报应”的。

而这导致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后来。

当鲁豫问吴越,是否会因为这种“骂”战而对之后的角色选择有考虑时。

吴越回答,年龄到了,不会再接太多戏了,也不会再接太多抑郁的戏了。

巧妙地把这个问题挡了过去。

但对于吴越来说,还是因此受到了影响:

她在微博po出来一段来自侯宝林先生的话:“演员生涯自风流,生旦净末刻意求,莫道常为座上客,有时也做阶下囚。”

嗯……“阶下囚”的,也不只是吴越。

当年《隐秘的角落》剧组找到秦昊,想让他出演张东升。

他考虑许久。

那时候,终于开始有些正面人物找他了,又来一个坏蛋,那以后可怎么办?

可以说。

银幕上差点就没有了秦昊版的张东升。

再比如说。

阿如那在接拍《狂飙》前,甚至拒绝过导演的约戏。

自《驴得水》之后,阿如那也被网暴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把铜匠的骂名摘了,如今又要演莽村的小混混,又被骂怎么办?

后来,导演只能忽悠他说,你来演李宏伟,还能给你洗白。

也就是这样,被忽悠来的阿如那就成了“李宏伟”,也成就了“李宏伟”。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直以来对待“反派”的态度,会发现,从来,我们对其都是态度暧昧的。

我们承认他的戏。

又拒绝公开的表扬表彰。

我们声讨网暴者。

又美其名曰是因为你演得好。

总之就是从来不会把他放到一个清晰明确的体系内去讨论。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

谁还会敢去接一个反派?

哪个剧本里敢写反派呢?

一如吴越说的:

一个电视剧里,全都是温良恭俭让

你让编剧怎么去构架故事呢

你白当然也有黑啊

时代不同了。

格局不应该变啊。

03

下意识的恐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仅是网暴可怕。

不仅是对待反派的态度暧昧。

更多的,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总下意识地认为,文艺作品应当肩负起教化的作用,肯定反派的表演,就等于鼓励反派的行为。

并不是评奖体系不接纳反派。

就拿这次白玉兰奖来说,除了《狂飙》的自我审核摘除了高启强以外,“最佳女配角”里,刘丹,榜上有名。

她就是一个反派。

她的表演有多好呢?

作为在《开端》里的反派角色陶映红(又叫“锅姨”),这一幕和李诗情的对视,每次Sir看到都忍不住后脊梁骨一凉。

甚至,她能够准确地将情绪之间设计细微的过渡,并精准地将情绪用五官的微动作表达出来。

就拿她被捕的那一段来说。

年轻警官对她说:我理解你的感受。

她先是一愣,再是笑了。

她觉得荒谬。

最后,她又哽咽,以一种咽下巨大悲愤的隐忍,说“连我自己都不理解。”

这样的层次感,是她被提名的原因。

所以。

是反派不能得到肯定吗?

不。

而是我们下意识地以为不能。

对很多人来说,我们长久接受的观点是,无论电影电视,甚至动漫书籍,都必须是带有教化作用的。

它首先要对人有“益”。

有一定的正能量。

于是哪怕是坏人,也要死得有教育意义,哪怕是文艺作品,也要肩负起劝诫众生的社会责任。

就拿下面这条微博来说。

为什么会有8000多人点赞?

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认为,肯定角色塑造,就等于肯定角色本身。

而肯定角色本身,就等于“没做好积极正向引导”。

就可以全盘否定人物塑造。

它不值得鼓励。

只能在舆论中被隐藏。

但真的如此吗?

还是“锅姨”。

有一幕,是她魔怔了一般,无理地责怪着丈夫为何没有听到女儿生前最后两通求救电话。

她双手举高,想打,却迟迟无法下手。

在大声吼叫后,才用一种非常僵硬的姿势,身体前倾,让手拍下去。

这演技有人说过火了。

但,当一个人情绪过度激动时,她的躯体是僵硬的,在姿态上只能呈现一种“僵直”状态。

此时的陶映红,心里除了恨,再也没有别的情绪了。

她虽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但,在她身上,我们却能看到,“坏”的根源,却是一位母亲对女儿深情的爱。

你会对她抱有恻隐之心。

坏人的魅力,并不在于他/她有多坏,而是他/她坏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让人物更具体。

但,就是有人无法分清“剧本塑造”,跟“现实生活”的区别。

将现实带入戏剧。

将愤怒席卷演员。

似乎,我们已经习惯了,坏人、好人只能简单地在“二元论”下活着。

好人,一定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坏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审判。

这也是故事结局的唯一走向。

还记得《漫长的季节》最后,沈墨望着远处逼近的警察,镜头已经给张静初“留白”了。

但,字幕却不忘补刀。

犯罪嫌疑人沈墨向警方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系列杀人案告破

更不用说忻钰坤的《心迷宫》、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李霄峰的《风平浪静》、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这些电影结尾,都难逃一行“今日说法”。

这行字儿,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也从侧面说明,如今的影视剧作品里都会让观众将“文艺作品”与“现实审判”挂钩:

罪犯,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

最后,一定难逃法网。

这种讽刺的一行小字,破坏了电影该有的意境,却依旧是狗尾续貂一般,在每一部犯罪类型的电影中,及时出现。

但问题是。

早几年我们尚可以吐槽这一现象,每个人都表示“不能忍”,现在呢?

我们是否早已习惯了视而不见?

甚至于,假设一部犯罪片,主角因为各种原因逍遥法外了,我们是不是觉得那才不“正常”?

这么多年来,很多哪怕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逐渐接受与认同它了。

有时是潜移默化。

有时是被迫无奈。

最终,底线一退再退。

所以回到那个争论依旧的问题上:

文艺作品,是否需要有社会责任。

应该。

但,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加缪在《写作的光荣》里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
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
为自由服务,
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
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这两个信仰足以体现作家职业的伟大。

是的。

为真理、为自由,这才是一个作者该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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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