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于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
这是谭震林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他为人生性耿直，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从不忌讳，从不退却，人送他称号“谭大炮”、还有人叫他“谭老板”。
1967年的怀仁堂会议上，谭老板的名头就越来越响了，因为在会上，他又说了他人所不敢说之话。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晚年回忆起谭老板在怀仁堂会议上斗争，还有那“就是砍头坐牢也要斗争到底”的铮铮之言，无不竖起大拇指，说谭老板是“这个”！
然而，谭老板何出此言？这其中又有多少偶然而又必然的因素？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分歧初现，老板“放炮”
事实上，1966年5月，一段风雨年月刚刚开始之时，谭老板也同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一样，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根本来不及预料，事情的走向出乎意料。
而老一辈革命家们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很多艰难、复杂以及痛苦。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分管农业口的谭老板面对当时学校不上课，工厂不生产的情况，心中的忧虑越来越深。
他担心这样下去，如果农村也这样搞起来，八亿人口吃饭将成大问题。
陶铸
为此，他找到了刚刚去到中央工作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诉说心中的疑虑和担忧。
最终，在陶铸的支持下，经过请示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们起草了针对农村搞革命的规定。
规定比较细致，定下了许多可供落地实行的框框，比如：秋收大忙季节，应该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有些东西可以暂时停下来等等。
规定还特别要求：各级干部，应该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
也就是这份细致规定，再加上是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对于农村生产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另一伙人当时看到这份文件，却很是恼火，在他们的眼中，显然完全看不到这份文件对于稳定农村形势的重要作用。
再后来，这份文件也就成了他们指责批评陶铸的重要内容。
1966年秋，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陈伯达
会上，陈伯达作了报告，引起了诸多老同志们的反感。
谭老板在同陈正人、江一真等老同志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议论起了陈伯达在会上所作的那份报告，觉得报告中有很多片面性的东西，不那么实事求是，而且看待问题上纲上线。
江一真提及：“有不少省委书记其实并不同意陈的报告。”
一向快言快语的谭老板，也针对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讲了更加不好听的话。
而也就是几个老同志的这些议论，被有心人听了去，很快就捅到了上头，同时在小报上登了出来，加以批判。
而谭老板是谁，人称“谭大炮”，即便是小报上登了批评了也不能改变他原本的想法，有意见就是有意见，他不只是要在会下议论议论，还是要“放炮”的。
果不其然，在正式的小组会上，他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报告，讲群众观点……没有强调党的领导，光讲群众，没有党的领导。”
报告的作者陈伯达就作出驳斥，又扯了多数、少数的问题，谭老板一听就火了，直言：“怎么，少数就好吗？多数就不好？在农村，地富反坏是少数，贫下中农是多数，这怎么理解？”
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下子戳到陈伯达的理亏之处，很刺耳朵，谭老板由此招致了不满
而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贺龙、周恩来
贺龙元帅的家，没法住了，只能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住到了中南海里面，后来又有广播车开到贺龙元帅在中南海的住所门口，昼夜不停地喊口号。
无奈，周恩来总理只能指示有关人员，将贺龙元帅转移到了西山……
谭老板当时听闻这个事情，气得手直发抖，连连发出诘问：“这像什么话！”
“老板，得想想办法啊！”
此前和谭震林一起工作的陶铸，也受到了波及。
1967年1月4日下午，陶铸正和周恩来总理等人开会，而另一边，陈伯达等接见了武汉一个代表团，公开点了陶铸的名。
李富春
为此，谭老板找到当时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富春，询问有关陶铸的问题，结果李富春也不知道。
谭老板当即就表示：“陈伯达有什么资格讲陶铸的问题？”
李富春：“这得问主席去。”
毛主席与秘书合影，陈伯达（右二）
据说，后来李富春真的因为这个事情去找了主席，结果主席也说不知道此事。
再后来，除了贺龙元帅、陶铸等，还有一些谭震林熟悉的老同志、老部下们也纷纷失去了工作。
其中一些人比较幸运，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但另外一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段时间，谭老板整日愁苦，他经常去看望被接到北京的那些老同志们，同大家谈心，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谭老板越来越意识到，有些东西已经脱离了预期。
不少老同志们对谭老板说：“老板，得想想办法啊！”“老板，这样下去不行啊……”
这些话语常常回荡在谭老板耳边，让他开始反思。
也就是这段时间，他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在京工作的老同志们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忧国忧民。
这期间，最容易“放炮”的谭震林说了不少出格的话，得到了老同志们的赞同，这充分说明，当时很多老同志们的内心真实感受和认知，同谭老板是一致的。
而这同时也为他们之后在怀仁堂会议上的举动做了准备。
“你陈伯达是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不过在那之前，谭老板同另一伙人之间的抗争还没有完全表面化，而紧接着就发生了“渔轮停港”的事情。
1967年年初，全国各个渔场响应号召，搞起了运动，在公海上捕鱼的船队也闹着要紧跟步伐。
而水产部的同志们深知，要是在公海上闹起来，后果实难预料。
因为每条船上都有枪支弹药，如果发生冲突，混乱间再出点什么差池，那将是国际影响。
但是，谁也不敢作出在渔轮上不搞运动的决定。问题就这样最终摆在了谭老板面前。
遇事不怕事，这是谭震林一贯的行事风格，他当即同有关方面的领导做了研究，权衡利弊，最终决定用水产部的名义给各个渔业公司发电报，命令出海归来的船队停港一周，集中时间做他们想做的事，然后再出海。
决定作出后，谭震林又就此事请示了周恩来总理，总理也明确表示支持
而也就是这样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在当时，却出了另外的叉子。
一伙人反复追问，这个决定是谁作出的？
有工作人员说，是经周总理同意的，这伙人还不罢休，直接贴出大字报，说是“谭震林破坏渔业生产，罪责难逃！”
谭震林当时本来就反对打着革命的旗号“搞运动”耽误生产，而主张抓紧生产，结果到头来却被扣上了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
陈伯达
为着此事，谭震林很是恼火，他给陈伯达等一伙人写了一封信，痛斥他们对自己的无端指责。
结果恰巧，在这份信件寄出后不久，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电话里，陈伯达一上来就质问此事：“这样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同我们商量，致使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谭震林接到这一通电话，一听就火了：“你陈伯达是干什么的？管这么宽！这样的事情，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经过你们！”
陈伯达
陈伯达闻言，就气急败坏地指责道：“你应该知道你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谁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谭震林举着话筒反问，嗓门大震得话筒嗡嗡作响。
陈伯达原本还想继续责问谭震林，结果没想到却踢到了一块铁板。
两个人就这样吵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不欢而散。
挂了电话，谭震林还是气呼呼的，骂这位“马列主义理论家”狗屁不通！
这件偶然而又必然的正面冲突事件，成为了后来怀仁堂会议的一个必然因素。
怀仁堂
1967年2月16日，谭老板“大闹怀仁堂”，同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表达了不满，为失去工作的老干部们发声，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
也正因此，怀仁堂会议后，谭老板被诬为“二月逆流”，离开了北京，在广西桂林度过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
1971年，毛主席在接见成都代表团的同志时，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二月逆流”，不要再讲什么“二月逆流”了。
1972年，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后，毛主席亲口提及：“谭震林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由此，1973年，谭老板又重新回到了北京，继续工作。
1981年，邓小平在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进行谈话时，再言：“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
这样梳理下来，将当年种种联系起来，也就能理解老一辈革命家晚年忆及谭老板“大闹怀仁堂”，为什么无不竖起大拇指，说谭老板是“这个”了。
谭震林
1983年9月30日，谭老板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自此走完了他大义凛然、守正不挠 的革命一生。
如今英灵已逝，但精神长存，有关谭老板等老一辈革命家们的事迹，每每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的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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