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或者家有喜事，在农村杀猪很常见。虽然现在已经高度城市化，但不少地方依然保留着自家杀猪的习惯。杀猪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对杀猪匠的要求很高。也是因为在家杀猪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以前很多杀猪匠都选择转行，杀猪匠这个职业正在变得稀缺，甚至不久后将要消失。
2022年1月10日，澎湃新闻以《村里最后的杀猪匠》为标题，写出了杀猪匠越来越少的现实。文章中只说杀猪匠变少是因为后继无人，却没有写出杀猪匠之所以变少，是因为杀猪在某种程度上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杀猪还要承担风险？可能你会纳闷，明明几千年来都是这么杀猪的，为啥还要承担风险？
我们来看吉林舒兰县农民田某的故事，田某家里养了一头猪，过年期间因为受到鞭炮惊吓，摔断了一条腿，不得已下田某杀了这头猪。因为猪肉吃不完，田某就拿到市场上卖，卖掉了1.2斤猪肉，收入30元。
谁知没多久市场监管的人发现了这事，认为田某私自杀猪，且售卖的猪肉没有经过检疫，于是没收了剩下的82公斤猪肉，并开出10万元罚单。
田某不服，于是将市场监管部门告上法庭，在一审和二审中田某都败诉了，因为他确实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中是这样规定的，个人或单位销售未经过检疫的肉类，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以10-15万元罚款。这是出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自己在家杀猪不犯法，但如果拿出去卖就违法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田某似乎不冤。但从农民的角度而言，自己养的猪自己拿去卖，且只卖了30元，最后却要交10万元罚款，这放谁身上都是接受不了的。
好在田某有着秋菊打官司的执着，继续向高院申诉，终于迎来了转机。高院在审理时认为，田某卖的猪肉比较少，且是个人喂养的猪，属于轻微违法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性，驳回了一审、二审的判决，撤销10万元罚款，但保留了没收82公斤猪肉的决定。
无独有偶，在湖南平江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64岁的宋大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体力再去干农活，也是他就养了两头猪，想着自己养的猪吃着放心，多余的还能拿到市场上卖，赚点生活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某天，宋大爷喊来好友准备杀猪，准备杀完先开开心心吃一顿。吃完剩下的肉，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就当宋大爷和好友边杀猪边讨论猪肉怎么做好吃时，农业农村局（农管）的人找上门来了，他们制止了宋大爷的杀猪行为，说这已经违法了。
宋大爷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在家杀自己的猪怎么就违法了。农管则表示，个人养殖的生猪，若未经相关部门报备，是不能流入市场的。且未经允许从事屠宰活动的，要没收屠宰工具、生猪、售卖所得，并进行处罚。
最后，宋大爷被处以4万元罚款，并没收工具。对于这个结果宋大爷很不服，为了表示抗议，所以就一直没有缴纳罚款。
无奈之下当地农业局将宋大爷告上法庭，法庭上宋大爷觉得自己十分冤枉：“你们管得也太宽了，我在自己家杀自己养的猪，怎么就犯法了？”
看到这，可能有人同情这些杀猪被罚的人，也有人觉得这些人被罚不冤，毕竟违法就是违法，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严格执法没有错。
对此，我并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是非曲直大家心里自有答案。
说到这，我想起去年陕西榆林因为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卖拍黄瓜被罚5000元，和这段时间很多人讨论的因为凉皮里有黄瓜丝多家餐馆被罚款。这些和杀猪被罚款，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我的回答是，这些处罚合法但不合情。因为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被内心深处的朴素情感戳中，同为底层苦熬日子的人，都有过辛苦面对生活，但还是想坚持下去的希望，但这些“收益极其微小处罚极大”的结果，就像一个“超乎想象突然加注的负累”，随时可能压垮一个辛苦挣扎，努力生活的人。
如果真要为这句话找一个更直白的说辞，我觉得罗翔老师的一句话很适合：
“没有感性的理性是冰冷的机器，没有理性的感性则是狂热的激情，法律人应当平衡理性和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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