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我只要我管的那个学校，是我心里的新东方”|北外|国际教育|新东方学校|新学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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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纵使千变万化、起起伏伏，无数心怀热火的人在其中，或入场，或离场，而前行，将永不停歇，这个六月，芥末堆重磅推出全新策划的非虚构写作栏目——「一介」。取芥末堆之“芥”，古文也通“介”，一介之士，关注时代中的个体，那些辛辣刺激的拼图构建蜕变后的人生。

人物介绍：谢强，男，50岁，2022年创办格理特教育科技公司，提供美国本科申请解决方案；此前二十年就职新东方担任集团助理副总裁和分校校长。

以下为人物自述：

“20年，我该离开了”

2022年7月18日，我向领导递交了辞职信，这是在我受了一件事的刺激之后。去年我在新东方的绩效考核不及格，当时我产生了两种反应。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在新东方太久了。我在2002年进入北京新东方，去年是在北京新东方的2022年，20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时间。我当时的感觉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我有反思，另一方面我不接受。不及格的原因是利润。而利润在考核里占很大的比重。但我觉得在疫情之下，既要保证业务的发展，又要维护大多数员工老师的福祉，利润达标是非常困难的。我很难认同这种以利润为主要指标的考核。

但对于新东方这样一个商业机构来说，它在任何时期谋求利润最大化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毕竟我做了14年高管。所以我在想，或许换成另一个人，这个利润是可能做到的，因为制定利润预算的时候肯定也不是瞎定的。但我内心对这种考核方向并不是非常接受和认可。在实际经营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考虑问题的第一位，我把疫情下的培训口碑和市场占有作为了工作的重点，期待疫情缓解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这样的大机构更可能获得垄断性的发展。

我觉得我跟这个组织其实已经脱节了，我虽然人在其中，但其实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所以当时我的感受是，我接受这种成绩的评定，但同时我又反对它。

我会有自己的追求，无论是对于客户，还是对于自己员工，在疫情期间，我会希望那些选择你的客户能够忠实于你，然后你给别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而对员工来说，有的人已经追随这个机构 8 年、 10 年、十几年，他们因为疫情被炒掉，然后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我感受到很多夹击，非常复杂。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件事情已经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而且我也在这里工作20年了，然后还将近50岁了，也许我应该出去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之前提到过，不管别的新东方什么样，我只要我管的那个学校是我心里的新东方。现在谈起新东方，其实我都离开快一年了，无论赞他骂他，我觉得我还是个新东方人，因为在那里太久了。新东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是一个商业机构，但还有别的意义在。所以随着新东方上市、股价变化、疫情当中求生……当你越来越多看到它作为商业机构的色彩，还是会有种不一样的情感。

举例来讲，当我们为东方甄选的发展感到惊喜时，可能考虑的也不只是它在抖音上获得多大流量，或者因为这个流量的一些商业运作能带来多少收益；做业务的人也要考虑供应链的通畅，考虑提供的产品的质量是否能让客户满意？不仅仅是它的主播到底和抖音里别的主播有什么不同。就像一位新东方大班课的老师，他不能仅仅是一个speech maker（演讲家），他应该是个teacher，真正能把别人教会、教好。我认为这是原教旨主义的新东方，是我们这代人追求的理想。

所以当我在新东方面临越来越严格且严厉的商业考核，当公司不断在追随股价，去做一些商业考量时，我一直在努力地保持某种平衡。而我确实承认，在我努力保持的平衡里面，我的天平是倾向于原来的那个新东方的，就是一个做教育的培训机构，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那就是我们当时来新东方的原因。即便当我出来以后，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当时我追随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该有的样子。

“五十知天命，或许我更擅长的是做一个解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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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说我认为一个做教育的人，他首先应该是学教育出身，要不然他应该有很高的学历，比如博士、名校硕士。而我只是一个北外的本科毕业生，误打误撞遇见新东方，成为了一个在别的地方当不了老师，然后在这里有机会去当老师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去谈教育显得非常单薄和脆弱，而且我也不是像我父母一样曾经是体制内教师。其实我从任何维度来说都不是那个应该去做教育的人选。当年我们进入新东方的时候，讲的最多的话就是，新东方给那些不可能在体制内做老师的人提供了一个当老师的机会，而且那时候我们是珍惜这种机会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学生和家长会希望有一个类似于新东方这样的机构存在。体制内的班课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五十人，在校园里面老师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学生。或者可能是学校的竞争、不同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同，造成每一个个体需要社会的帮助和支持。或许父母花点钱，就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家校之外的第三方助力者。我曾经想过把格理特名字叫第三极。因为我觉得除了家和校之外，学生们应该得到一种社会的支援，而这种社会支援拉近了家和校的距离，同时也给予家和校很多补充。

所以，我曾经对我现在做的事情的定位，或者对于整个校外教育的定位就是第三极。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做的角色是教育，但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教师。我应该是个沟通者，有时甚至是个翻译，把家长和孩子各自的一些情绪和情感翻译、传递给对方；并把学校的一些要求用一种孩子能够耐心倾听的声音翻译给他们。就像我以前做过翻译一样。我觉得孩子们需要另一个维度的声音的支持。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在新东方会发现很多孩子周末非常愿意来上课，其实他们就是想找一个可以相对放松的学习氛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是我的天命。翻译有两个英文词，一个是translate，是字对字的翻译，一个叫interpret，是解释。我从北外毕业之后，1996年开始做翻译，我一直在试图把一些人们的不理解翻译成人们可以理解的东西。就像把一个足球术语用运动员熟悉的语言翻译给他们听，然后把中国运动员的情绪和中国的国情翻译给外教去理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教育环境里需要一批解释者和服务者，他可以拉近各方距离，促进孩子们的成长，让家长尽可能理性，让学校给予孩子一个健康的环境，我觉得这是我的天命-就是我总在努力解释。

在去北外读书之前，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明确的设想。我来自北京最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西城胡同里长大的。当年我高考的时候，我在四中读书，学习压力很大，我舅舅是马路边的修鞋匠，他怕我想不开，就跟我说不用为高考担心，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舅舅教你修鞋，你能吃碗饭就行。所以其实在我这种家庭的影响下，我从来没有对于未来到底怎么样有任何宏大的规划。

去北外读书是因为那会儿是改革开放的红利期，干翻译相对挣钱多一点，然后我就去了。毕业之后我去了中国足协，是因为我太喜欢足球了。然后从足协到新东方，可能是因为给外籍教练做翻译，教练和教师好像又有某种职业上的共通性，何况是出生在教师家庭。我的每一步选择都非常自然。这次一样，从新东方工作20年出来，我也没有任何设计。

当时出来得很仓促，正好赶上新的财年。新东方的财年从暑假开始，我想暑假班招生期结束之后辞职，对公司来说是最有利的，绩效考核在6月中旬，招生在7月中旬之前完成，我就在这个时候提交了辞职报告。其实那一刹那，我并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有什么样的盈利模式或者商业模式，但我当时相信的是，只要我按照我坚信的东西去做，我觉得总不会错，就没有其他想法了。

“我赞它，也骂它，但我并不想挖老东家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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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从商业模式来说，我们一直在做两件事：一个做盈利，一个在做非盈利。盈利的板块是因为公司开始时需要现金流支持，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招了60个申请美本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在高一阶段，这60个学生撑起了公司发展的第一批现金流。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投入，主要就是工资和房租，所以我们今年还会继续再招新高一计划进行美本留学的学生。公司现在一共有5位导师，平均每个人带12名学生。

从新东方出来以后，我不想做培训，因为我以前在新东方负责培训，要是做的话，无法避免要去挖新东方的墙角。所以我选择了留学申请，想非常小步的稳健发展，做小而美，也许未来做小而美的联合。就是我觉得在留学申请这个事情上，我是想每一个在这儿报名的学生都能够满意，而不要像以前我在新东方的时候经常去外面吹牛，回来以后有家长找我说谢老师，我孩子自己感受到的和你吹的根本不一样，那对于我来说，就像背后挨了一枪一样，让你牛都不敢吹。

我还有一部分是流量业务，主要是对于择校，包括新高一、小升初、幼升小、初升高、高升大这种比如国际学校、国际部、留学等，通过写文章、直播、微信群等方式围绕国际教育和留学申请做免费的知识普及。目前为止，这部分流量业务占据我工作的少一半，眼前我们并没有考虑将此进行盈利或者变现，因为这会让我们处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至于说流量业务未来如何发展成商业性，我觉得它不属于现在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用非盈利的流量业务汇集了对留学和国际教育有兴趣并且投身其中的家长和学生，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可能积蓄了一些潜在的力量，这是这一年里在做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跟学生在一起，如果说让我对他们说几句，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每个学生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可能会遭遇很多不尊重，学校里老师无意说的一句话，比如“有的同学怎么怎么样”；还有来自父母的不尊重，比如“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心态会改变，我们会看到可能有的孩子原本很明亮的眼神里面慢慢会增加暗色，然后会黯淡。第二点我想对同学们说的是，你总要接受一个不尊重你的世界，然后积极调整自己的内心。

为什么提到这两点？因为快乐非常重要。我经历过事业很辉煌时刻，也经历过事业的低谷。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跟快乐无关，但快乐对于人来说真的比什么都重要。而这种快乐很多时候是你调节好了自己的心情，活得像自己就好了。

在没有国际形势大变局的情况下，我觉得留学业务会在在未来的三到五年越来越旺，市场的增量越来越大，留学申请机构和培训机构的走势都不会差。从内部来说，因为“双减”对现有的培训秩序给予了充分的保护，阻碍了更多竞争者的规模加入，所以我觉得对于培训这个业务来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增长期。但是对于除了留学培训之外的其他的培训，我觉得在5-10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