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杨波和王梦奎的评价

杨波，是陈伯达的同事，两人在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

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陈伯达兼任着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分管的工作是国家计委研究室，杨波当时在研究室担任副主任的职务，两人属于上下级关系。

在杨波撰写的《我所了解的陈伯达》一文中，他对陈伯达的评价就显得比较负面，不是那么友好了。

“......谁也得罪不起他，他刚愎自用，却喜欢摆出一副民主开明的面孔”

在杨波的印象中，陈伯达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喜欢自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因此，刚和陈伯达接触的时候，杨波也以为这个领导很随和，很开明。后来，开会的时候，陈伯达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就询问杨波还有什么意见需要补充的。

刚开始，杨波还会积极的进行补充，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后来发现，不管自己说什么，是对还是错，他的意见都不在陈伯达的考虑范围之内。最后出来的措施，也都是原原本本按照陈伯达的意志执行，几次三番后，杨波也不再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了，也就闷头办事，领导让干啥就干啥。

杨波曾和胡乔木谈及过陈伯达，说到这个老夫子，胡乔木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和看法，这被杨波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

胡乔木对陈伯达的评价不是很友好，也属于反面的评价。他认为陈伯达这人的职场嫉妒心很强，只要有谁在伟人那里搞出点小成绩，或是写出什么好文章，都会被陈伯达记在心里。再往后的时间，陈伯达就会慢慢的进行排斥和打击，对于这一点，胡乔木本人表示是深有体会。

胡乔木先生的这个评价，我个人看来倒是很客观的，自古文人相轻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文人之间的打击报复，还有那颗见不得别人写出好文章的心，我这个码字的人是很能理解的。

作为伟人五大秘书之一的胡乔木，对于陈伯达是很了解的，关于陈伯达为何能升迁成中枢人物的缘由，我个人觉得胡乔木的看法，比较详实。

陈伯达之所以会得到伟人的重用，主要是他有两把刷子。

第一把刷子：关于马列理论的研究，陈伯达是正经的科班出身，他20出头的时候去莫斯科留过学，系统的学习过马列理论。对马列理论的熟悉和研究，哪怕是胡乔木也承认，自己和陈伯达有着一定差距。

第二把刷子：陈伯达这人有着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这方面，更是有着属于自己深刻的、独到的理解。当年，也正是因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扎实功底，陈伯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才会走进伟人的视野之中。

关于陈伯达这“两把刷子”的评价，来源于王梦奎的文章《回忆胡乔木》，王梦奎当年差点就成了胡乔木的秘书，只不过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就给婉拒了。

来自钱伯城和千家驹的评价

如果说前面的负面评价，虽说不是很友好，但也不显得那么尖锐的话，来自钱伯城和千家驹的评价，就尖锐得显得有些不那么客气了。

钱伯城在《陈伯达之命运》这篇文章里面，他形容陈伯达是一个“单干户”，不太喜欢和人往来，和当时那个秀才圈子不太融合。

......不为人喜，尤不为“秀才”群体的气节之士所喜。

或许是因为“不为人喜”这个缘由吧，陈伯达才习惯做一个“单干户”。

但是呢，钱伯城对陈伯达的文才是肯定的，他认为陈伯达这个“理论家”的名头不是浪得虚名的，他写的文章能抓住要点，引人思考。钱伯城用了这么一句话来赞许陈伯达的文才：

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这一句评价可谓是很高了，在“文人相轻”的圈子里，能给出这种美誉，也是属实难得。

我们再来看看千家驹先生对陈伯达的评价，在众多的评价当中，他的评价是最为尖锐的：

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野心家。

在千家驹看来，陈伯达的地位曾一度排名第四，地位越高，其危害性越大，他的一句话（这人是好人，或者不是好人）就可以轻易的决定他人的命运。这个表面上是个文弱老实的书生，其实阴险毒辣的手段不下于康生。只是因缘际会之下，成为伟人秘书之后就走上了政治舞台。

陈伯达晚年接受叶永烈访问的时候，曾对自己这一生做出了自我评价：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负罪很多

对于陈伯达的这个自我评价，千家驹认为他能有如此的自知之明，实属难得，可能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

对于陈伯达晚年自我救赎、自我悔过的态度，千家驹是给予了赞许的，他认为陈伯达那种忏悔的心情，以罪犯的心态回顾自己的过去，是没有文过饰非，没有夸大的。

肯定会有很多读者对千家驹的看法嗤之以鼻，甚至于是想批判他的这种想法，这倒是大可不必。

人嘛，由一撇一捺组成，一撇是功，一捺是过；有正面亦有负面，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哪怕千家驹先生的话显得尖锐，但也戳中了一个真实的面。

我们看待陈伯达这种有争议的人，就不得不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进行考量，倘若只是站在一个角度去看，是难以勾勒出这个人物的整体轮廓。“一正一反”之间，这人一生的轮廓也就大致呈现在了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