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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两级分化削弱社会凝聚力,造成全球化的危机。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和芬兰在内的北欧国家,常以其国家保障制度、优质教育等社会治理经验著称。中国与北欧国家一样,追求市场发展和社会保障结合,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成果,使得中国脱离贫困的奇迹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本次活动为中外大使、学者、智库专家提供一起交流共同富裕,学习互鉴的平台。
为促进中国与北欧国家社会治理经验的相互交流,近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行“通向共同富裕之路:北欧经验启示与互鉴”主题大使圆桌会议。挪威驻华大使白思娜(H.E. Signe Brudeset)、瑞典驻华大使宋莲(H.E. Helena Sångeland)、丹麦驻华大使马磊(H.E.Thomas Ø strup Møller)、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H.E.Thorir Ibsen)、芬兰驻华大使孟蓝(H.E. Leena-Kaisa Mikkola)与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马克卿做了主旨发言。
挪威驻华大使白思娜:税收、石油资源管理、国家所有制
首先,尽管挪威拥有丰富的石油和自然资源,但劳动力被视为挪威最重要的资源。挪威高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加上广泛税收基础,为国家创造了收入,而这些收入又能为社会共同利益重新分配。
挪威就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挪威社会福利计划是否可持续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享受福利之前必须创造价值。挪威的广泛税收基础,是建立在这样的劳动力高度参与基础上的,这也是确保国家有充足收入的必要条件。同时,税收也促进了公平分配、价值创造和工作激励,税收被用来重新分配,减少人们在社会、经济和地理上的不平等。
挪威通过免费培训和教育,促进每个人融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挪威的退休年龄相对较高,通常男女都是67岁。挪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使男性和女性、移民、年轻人、老年人和残疾人能够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并继续工作更长时间。
税收上,挪威确保那些收入最高、财富最多的人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有助于产生足够的收入和公平的税收负担,同时也能促进信任。同时,为了消除因地理上分布不均造成的收入、财富和机会差距,挪威历届政府都制定了促进地域再分配的政策,比如向外围的各种行业提供补贴。
挪威今天的公共福利计划,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除小额免赔额外)和教育、慷慨的产假和陪产假、退休和残疾养老金、失业救济金、100%病假工资以及其他福利和服务。
挪威经济良好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负责任地管理石油收入。
1990年,挪威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即今天的全球政府养老基金。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中获得的收入,现在与该基金的投资回报一起保存。该基金的章程和投资规则由议会监管,基金的组织由财政部监督,独立运作不受政治干预。该基金目前的规模约为1.4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主权财富基金。财政政策框架旨在保持基金的实际价值,造福子孙后代。
国家所有制也是确保挪威共同资源惠及所有人的重要工具。在挪威的公共资源领域,国家在能源和自然资源开采领域拥有更高的份额,但私营公司也参与了这一领域,并为竞争性商业环境做出贡献。值得强调的是,挪威的国有公司与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私营公司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和目标。国家可以行使其作为股东的权利,但公司由其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独立管理和运营。
瑞典驻华大使宋莲从经济角度探讨了瑞典如何应对人口问题。宋莲表示, 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加世界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今天许多国家在努力应对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瑞典和其北欧邻国一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是一个人口仍在增长的国家。
有数据表明,到2100年,瑞典的人口将从今天的1050万增长到1370万。“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口规模是很小的,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三四线城市的规模,但瑞典人口的确仍然在增长。” 宋莲说。
瑞典是少数几个人口将持续增长的欧洲国家之一。宋莲表示,瑞典的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出生人数多于死亡人数,迁入瑞典的人多于迁出瑞典的人。
“瑞典面临的挑战,是维持相对较高程度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支持我们的孩子和老人。”宋莲介绍,在20世纪70年代,瑞典社会达成了共识,即需要为女性参与工作和成立家庭创造可能性。因此,瑞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供免费和大量补贴的托儿服务,“市政当局必须为所有孩子提供服务,不管他们的父母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提供放学后的看护服务有助于家长全时工作。在瑞典,父亲们休育儿假的比例大幅增加。“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阻止雇主歧视孕妇或准父母。我们不歧视男性或女性,尽管女性休育儿假的时间仍然比男性多,但差距正在缩小。”宋莲表示,除了允许妇女和男子工作外,改革还体现在将大量工作从非正规部门转移到正规部门,比如家务转变成家政服务工作。其带来的好处是,人们可将更多的钱用来消费支出,推动经济增长。
宋莲介绍,现在瑞典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71%,仍然低于男性的76%,但从国际角度来看,这个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很多挑战,女性的工资更低,失业率更高,但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过去的50年里,瑞典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加了近10年,女性的预期寿命增加了7年,分别达到81岁和85岁,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人要在老年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就必须工作更长时间。瑞典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今天,你最早可以在63岁时退休并领取公共养老金,也有权选择工作到69岁。或者,如果你的雇主想要,你也可以继续工作更长时间。”这当中其实存在着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也就是工作的时间越长,养老金就会越高。宋莲表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当然,同时也要改善那些从事体力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宋莲表示, 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制造业繁荣时期,瑞典有来自邻国芬兰和南欧的移民,今天则有来自战争地区的新难民,他们在瑞典的服务部门工作,还有一些是高技能移民,他们在推动瑞典的技术和科学发展。
“虽然不乏挑战,但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克服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上时所遇到的人口挑战。应对人口挑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可以采取许多措施,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就会有所作为。”宋莲说。
丹麦驻华大使马磊:“共同富裕”让我想起“信任”这个词
一种类型是个人信任,比如我们信任自己的家庭成员。另一种类型是机构信任,即对国家公共机构的信任。第三种是社会信任,比如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也是北欧模式和北欧生活方式的基础。
信任对国家的福利模式至关重要,丹麦的高福利模式依赖于陌生人间的税收再分配,如果不信任机构公平分配蛋糕,那么制度就不起作用。换言之,这种模式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贡献,并有责任感,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发生任何事情,每个人都一定会得到照顾和帮助。信任的另一个好处是降低了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有人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欧福利国家也是相当富裕的国家。
但为什么我们对北欧国家有如此高的信任?
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政策结果和公共行政以公平的方式运行。
另一个原因是丹麦制定法律的过程。丹麦有强大的咨询机制来听取公众的要求。
这导致了一种感觉,即规则是为了促进和保护每个人的利益。我们有一种感觉,遵守规则既符合你自己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时不时地经历公共当局或政客之间的违规行为。但当此类案件发生时,我们会以透明的方式通过正当程序处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助长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些问题是不允许扎根的。
从外部来看,我们的政治制度或公共领域关于政治的辩论可能看起来杂乱无章,甚至混乱。也许你会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充满了不满和敌意。但对我们来说,辩论——有时是激烈的辩论——被视为一种力量,是一个运转良好、健康的系统的标志。
因此,辩论和不同的意见不会破坏这个体系。相反,它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对这个体系以及我们所有人之间的信任。
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谈谈冰岛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经验
冰岛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冰岛通过采用开放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以及通过自然资源成功建立了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从而构建了冰岛的富裕。
冰岛依赖自然资源,通过可持续性的资源管理,确保了更稳定的经济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公平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利益分配。此外,通过关注可持续性发展,冰岛释放了绿色实践和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将冰岛公司带入全球市场。
然而,将经济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根据冰岛的经验,要使可持续性发展政策取得成功,该政策必须为企业和人民以及环境带来双赢。监管框架必须鼓励可持续性发展的商业实践,包括通过经济奖励。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必须有相关利益集团和利益相关方代表的直接参与,并接受公众咨询。
建立一个完美的经济和社会治理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经济制度需要很好地适应采用这些制度的国家不断变化的局势,必须在相互竞争的目的和考虑之间找到公平的平衡。
芬兰驻华大使孟蓝:教育平等很重要
近几年,芬兰在平等教育方面的信息经常登上头条。
芬兰是欧洲最后一个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1921年的法案旨在消除城镇和农村之间存在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从那以后,这一理念一直是芬兰教育系统的指导原则之一。
平等包括公平和包容两个方面,公平意味着减少社会经济障碍,而包容则是确保所有人的基本教育标准。
芬兰拥有普遍和免费的教育机会,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最终,芬兰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教育体系,这对广泛的科学发展也有所帮助。
首先,全民教育是芬兰教育政策的一个里程碑。每个芬兰人都有参与公立学校的主观权利,从幼儿教育到获得大学学位都是免费的。这方面得到了投资的支持,例如免费学校餐、免费学校乘车,但也投资于特殊教育。
在职业教育方面,我认为良好的职业教育质量不仅关乎教育的平等,还关乎机会的平等和整个社会的平等。
在芬兰,大约一半的学生选择职业学校作为他们的中等教育。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平等,也反映了社会凝聚力,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职业教育也为国家贡献了巨大的价值。
在随后的讨论中,大使和与会嘉宾还就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税收医疗和教育公平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各方指出国家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平等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市场经济改革、人口问题、政府透明度、义务教育普及等问题,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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