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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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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东汉）建立之初，就展现出皇室与世家豪族的密切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就展现在联姻关系之上，光武帝的首任皇后郭圣通出自常山郭氏，第二任皇后则来自南阳阴氏。光武帝、明帝的后宫嫔妃中，还有安定梁氏、南阳邓氏，右扶风的马氏和窦氏。同样，光武帝和明帝各自也将女儿嫁给了多位显贵。
世家豪族因而成为了东汉帝国核心的政治力量之一，他们是力推帝国西域经营、远征打击匈奴的中坚，他们谋求军权，他们与皇室的复杂联姻中获得了复杂化的利益——东汉帝国自章帝以后，就接连出现了多位幼儿在（名义上的）母后扶持下登基的现象，而他们各自的母后会成为后宫和朝政的主宰者，母后家族成为事实性的摄政家族，从而与皇室分享权力。这些幼儿登基的皇帝到了亲政，则会想方设法夺回权力，借助亲密的宦官以及自己的后妃所在家族，但寿元仍然不长，从而为下一个垄断朝政的母后及外戚家族铺平道路。
当然，那些被皇帝打击的外戚家族，往往被清洗程度并不深，一两代人以后又可凭借家族力量重新崛起。包括外戚家族在内，东汉的世家豪族是土地兼并的最大受益者，轮番坐庄朝政更是让这些豪门的特权和特殊利益制度化。逐渐地，东汉帝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资源被越来越多地掌控在世家豪族之手，皇帝尽管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真实享有的权威、掌控的资源则越来越有限。
偏偏，东汉帝国始终面临着刚性的军政支出。新引进出版的《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是第一部以西方语言撰写的东汉通史，书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张磊夫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汉帝国与三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和文学。这本书就指出，从光武帝在位时期开始，东汉帝国就始终需要在笼络南匈奴、征讨北匈奴、防范鲜卑和乌桓、讨伐羌人部落，以及管控西南地区、中南地区的多个蛮夷部族等方面投入资源。
以西南地区为例，哀牢夷归顺东汉帝国，为此设立了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及周边部分地区），还有分别位于湖南、江西等地的夷人也纷纷归附帝国。这些都需要派驻行政官员，帝国通过设立学校等方式推动边疆归附，还迁徙了部分汉人百姓，但也因此激发了与当地夷人的冲突。
如《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这本书所指出的那样，世家豪族追求军事权力，还频频主导主动对匈奴、西域等部族和地域的出兵。这些军事行动拱卫了帝国对丝绸之路东部沿线的控制，却也加重了军费支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此帝国官方与地方性的世家豪族之间的矛盾，反而变得更为频繁而突出，因为后者致力于减轻国家政策、税赋对于本地尤其是本地豪族的影响。
宫廷坐庄家族的经常变化，使得帝国的征服、边疆经营政策经常处于一个变动的状态。所以，无论是西北，还是华北北部、辽东，还是西南、湘赣山区，被纳入帝国统治的边疆地区始终无法成为生产性的地方单元，也就意味着帝国的征服和边疆经营只能有赖于中原腹地的税赋和劳役。沉重的税赋和劳役负担使得很多自由民宁可成为世家豪族庇佑的隐瞒人口，使得土地更快地兼并集中在世家豪族之手。这必然使得帝国的财政面临进一步的负担。
《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书中谈到，邓太后（安帝）统治时期，帝国财政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也到了高度激化的地步。为此，邓太后大幅削减共同支出，倡导节俭，又下令积极赈灾、减免税赋，甚至开始公开出售爵位。这些努力试图安抚负担沉重的中原州郡，但仅有节流而无法开源，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困。
东汉中后期，很突出的政治现象不仅包括太后和外戚专权，世家豪族掌控越来越多的土地，还有就是儒家士大夫阶层越来越激烈地参与朝政，并构成了对外戚和宦官的制约。这其中涌现出很多清流贤臣。与明代的清流大臣不同的是，东汉清流贤臣能够比较地履行文武职责，但也仅此而已，对于如何破解世家豪族掌控过多资源造成国家用度紧张，还有就是定期性的外戚专权、宦官乱政现象也拿不出什么办法。到后来，清流贤臣一派自身也变异为政治世袭家族，通过有限归附外戚，来钳制皇帝及其臂助宦官。
黄巾起义之所以成为摧垮东汉帝国权威的标志性事件，导致皇帝权威再也无法有效恢复，就在于这场本质上是世家豪族吸血导致国家秩序混乱所激发的叛乱，前所未有地破坏了皇帝掌控各地政治格局的能力，朝廷自此也没有办法直接履行讨伐边疆叛乱的职责，而在混乱的政局中，宗室和地方军阀则事实性地成为了诸侯。在这一过程中，三个地方性军阀通过自己的努力重建了区域性政府。
《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这本书以东汉帝国的首都洛阳的命运作为朝代兴衰的标志，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首先详述了东汉洛阳的地理、布局、礼制、人口、重要建筑等，由此展开对后汉政治与社会的分析，以时间为纲，探讨了东汉不同阶段的重要事件，提取了东汉帝国皇室与世家豪族的联盟关系、士大夫阶层与皇权及其代理人宦官之间的矛盾、帝国边疆经营的过程与成就以及因此带来的财政问题激化等主要问题展开了详细研讨，对于读者理解东汉帝国的兴衰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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