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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轶/文

在《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中,赫塔·米勒如此描述自己身处的语言环境:“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由于写作容易招惹无辜是非等缘故,母亲斥责她,母女之间“因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祖孙三代同居一所房子,同处一个庭院,沉默着擦肩而过。”

这种诡异的家庭氛围,原因恰恰是因为自己懂她们的语言,才导致她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因为同样一个词组或一句话语,两代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解释方向,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倾向,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确态度。当同样的话语遭遇不同的精确态度时,又或者当母语词汇面对其他语言时,她总感觉“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当然,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真的“坐着别的眼睛”,“因为人流中总有注视着你的眼睛”,查视着她的一言一行乃至一词一语。

无论是现实的尴尬还是家庭的困境,抑或是写作之后遭遇全村的唾沫,赫塔·米勒曾经试图寻求调和之道:她“挑衅赤身迎面而来的无常,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也“曾试图融入周边的环境,让它打磨我,把我损耗、肢解到无法复合,如今看来这几近乱伦”。她既渴望像绝大多数一样能够进行“正常的交往”,但又总是将它拒之门外,因为内心逼迫着她“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达到心如止水,却又无从做起。”说到底,对于常人所认为正常的事物,她无法看见它们的正常之处;在她眼里,他人生活的正常姿态,正常得太不正常了。

对待同一事物总是存在着不同的态度,这种认知的隔阂让她无法从容于生活:越是看似熟悉的事物,越是带给她陌生化的感受;最终,在左支右绌的纠葛缠绕下,自己也变得陌生起来:“我们使用共同的物品,心却孑然离散。如果没有倾诉的习惯,也就不需要用词语思考,无须用说话提示自己的存在。”在她看来,朋友们“不懂得风景中孤独的痛苦,不理解对无法承受的瞬间公开的清算,对所有事物保有一种中庸的标准和客观的目光,永远不会去苦思冥想什么词语问题”。

然而,人终究需要说话。只是,语言有时在现实中显得多么的无能:“沉默可能让朋友产生误解的地方,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我必须沉默。”经验与词语无法兼容,因为现实会嘲讽她写下的字词,不同的人将之裁剪成不同的形状:对于赫塔·米勒来说,“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当她想找个人聊天时,“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

让她感到可笑的事,不仅是日常生活无法与人正常交流,还有自身无法正常使用词语进行写作。由于“事件在发生时,无法容忍事后用以记录它们的词语”,最终“我知道的永远比我能说出的多得多”。写作乃至说话,都是“在泄密与保密之间走钢丝”,阅读时刻产生的诸多感受无法以字示人,只能在头脑的迷失中默默地开启诗意的震撼,但这种震撼很容易将心思给泄了密。在对内心进行保密便是保命的现实境遇中,“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或者说,感觉着。”所以,不仅写作是沉默的姿态,阅读的姿态亦复如此:“句子在大脑中干了什么,不会示人。”

当然,“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不过,赫塔·米勒肩膀上扛着的脑袋,并非“只为了雨淋不进脖子”。她无法像日常劳作后累瘫无言的村民们一样,身强力壮时精心养护着庄稼,双腿一蹬后再将自己埋入土中等待着庄稼把自己吃掉。她发现人如果只一心想着如何种好庄稼,在重体力活将体力消耗过度之后,不仅“在劳动中荒废了说话的能力”,甚至等我们从劳作中走出来之后,也同样会忘掉所有词语。

无论是日常的失语,还是现实的无言,她深深地感受到这么一种状况:“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那些本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词语,就像不存在的和已存在的生活一样,都会随之纷纷陨落凋敝,最终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用于精确表达我们对生活日常的思考。因为“内心的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而这也是最让她恼羞成怒的生活形态:“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

不过,大脑直觉产生的感受,或许还有机会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它的命名,却也可能在课堂中就被阻隔,甚至在皮肤尚未被生活磨伤之前,它便已如绝经一般早已绝迹,更可能在成人世界的记忆中,果断干脆地被轻易剔除:“如果思想用于说话是错误的,沉默作为一种内心态度则可以异常平静地在头脑中持续一生。”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将自己忽略掉,发生事情比事情总发生在自己身上要轻松得多。”

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处世态度,群体之间的沉默也不再尴尬:“大家根本不想说话,只将自己锁进沉默中,用目光将他人怀抱。”因为,在沉默的废墟上,“人不再是感到害怕的人,而是成为被恐惧带走的人。”在连爱情都可能在向爱人鞠躬时露出尖锐匕首的日子里,“人们应放弃对他亲眼所见的信任”,“天性中的固执使人热爱生命,让每一天过得有价值,学着热爱生活。告诉自己要活着,尤其这一刻我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至于从小到大被教育追求的“生命意义”,对它的追问反而成了迂腐的反讽

不管是事情发生在谁人身上,事情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此时若想过得快乐,连罗兰·巴特告诫的“隐秘生活”也无济于事,更多人选择与周围的事情“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不让自己在现实中照见自己,而是条件反射式地将事物及其承受者之间的关系迅速解释成“理所当然”:“当人们不为自我存在时,它是完美的呵护”,否则一个人倘若不间断地身陷于自我感知之下,就会让内心感觉是在“与外界乱伦,与自己通奸”,进而,“我们既厌恶自己,又不得不爱自己”。

当大小远近虚实真假的事件袭来却没有砸中之时,赫塔·米勒说,此时的人们或许可以借助“幸运”来自我安慰,但不可借用“幸福”来解释。因为,“幸福”是持续的和内心的状态,“幸运”是一时的和外在的偶然。不过,无论是后知后觉还是即时祷告,只要人们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也依然能够体验到某种强烈的幸福感。只是,它是“幸福”的反面;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让人瞬间获得,只是为了印证“幸运”而已。在赫塔·米勒看来,拥有疲惫神经的人,可以临时抱持幸运之神,却无法获得“心灵幸福”,因为“空气中酝酿的往往不是好事”。

这种无法获得心灵幸福的疲惫神经,往往因与周围的事物与过往的记忆缠斗而起:“事物在出击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过去,通过当下把过往推向顶点。”对于赫塔·米勒来说,哪怕离开伤心之地,“过去的人和事在记忆中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不会走向它的反面,而物品却相反,它们从过去的事件中时而诱发恐怖的可笑,时而诱发荒谬的忧郁,事后再为它们披上另外一件皮肤,在描述时可以不加轻视地对它使眼色”,“在每个细小的姿态中都会见出深刻”。然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每个人特有的气息和细微动作权斗消失殆尽”:要么“投入无尽的劳作,试图在身体的极度疲乏中忘掉痛苦”,要么“整日泡在酒精里无法自拔”,生怕舌头出现偶然的失误,不如“用埋头苦干遏制内心思想”。

那么,现实无法赐予幸福,阅读是否能够呢?赫塔·米勒用自身的经验作为言说的对象,直接刺穿了天鹅绒般甜蜜温柔的心灵鸡汤。身为作家,她承认阅读能够带来精神的支撑:无论是分析评论,还是诗情画意,都能够查对见证我们自身的生活境遇,这种印证使得我们不再孤独沉默;然而,“书并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无法为自己创造幸福是一种什么状态。这就足够了,我没有指望一本书能带给我们更多。”言下之意,阅读带来的想象与对照,能够告诉读者这么一件事:一个人无法拥抱幸福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甚至,阅读不仅无法赐予她幸福感,反而给她带来了更多的恐慌,阅读的想象给日常生活带来假想的恐惧。虽说是假想的恐惧,当它与人纠缠不清之际,赫塔·米勒清晰地认定它并非单纯的幻象,“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一样对我们发生作用。”而且,阅读带给她的感知力,总是在不经意间的日常生活中闪烁而出,鲜明地印证着萧沆曾说的“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最接近真实的存在”。

当然,也有很多人能够衣冠楚楚地正襟危坐,在世界读书日或图书馆讲坛上,向座中之人宣告着读书之妙如何开启众妙之门,但在赫塔·米勒看来,“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却“没有一本让他们对非自由有点滴的领悟”。尽管“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但真正能够使用的词汇量远远少于自身拥有的词汇量,因为他们的生活更容易导致词语的凋敝。再者,词汇的使用,话语的表达,本身也需要悲壮的勇气,而他们早就长期练就了沉默的勇气——在他们的生活中,沉默比说话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沉默也好,说话也好,不唯独大脑的意志,也是嘴巴的意志。不过,也有其他用途,比如吃喝呼吸,还有像赫塔·米勒的乡亲们那样,在了解到她的书所写的内容之后,他们的嘴巴还可以用来朝她狠狠地吐口水。赫塔·米勒说,在词语或话语不足以表达蔑视之情时,口水便成了他们更有力的武器,因为它可以远距离或藏匿着向着你所蔑视之人喷射吐唾,它像极了无能之人在无能之际,将文字表达改成身体表达。哪怕,它无法干掉什么,但至少能像彼得·纳达斯笔下的1968年捷克街头:“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都失灵了”……

然而,在狩猎的游戏里,面对口水的人,并不会像匈牙利士兵那样,“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