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少将刘连昆泄密，中央紧急叫停军演，错失解放台湾机会
1996年是台湾地区的大选年，李登辉蓄势待发，准备再次连任。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李登辉多次高调公开发表“两个国家”的言论，并且在记者发布会上宣称：“大陆的一切活动尽在掌握之中，他们绝不会轻易对台湾动武，所谓试射的飞弹，弹头里并没有火药，是不足为惧的‘空包弹’。”
此言一出，台独分子如释重负，中央也只好紧急喊停了军演。就这样，我军就此失去了一次最接近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大好机会。
我党高层大为震惊，因为这是我军最高等级的军事机密，李登辉为何会得知这一演习底线？结合当时情况来看，确定我军内部有人泄密！经过重重排查，最终发现我军少将刘连昆是名高级叛徒。
刘连昆，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少将军衔，向台湾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大量我军的重要情报，犯下了建国以来最大党的一起涉台间谍案。
身为我军高官的刘连昆为何会走上间谍之路？他的背叛给我军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又是如何落网的呢？接下来，就为大家揭秘少将刘连昆间谍案的始末。
刘连昆投敌变节据透露，对刘连昆的策反是台湾“军情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为“少康项目”，被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
这一切还要从一场“邂逅”说起。
那时，改革之风劲吹中华大地，大量港、澳、台胞赴大陆探亲、旅游、投资，孙佩霞便是其中一名“普通”又“特殊”的台胞。孙佩霞出生于台湾高雄，祖籍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她每年都会带着母亲回大陆探亲。
那天，孙佩霞由深圳坐船到澳门，因觉得船舱内太闷，便到甲板上吹风。她在风中孤独的背影引起了一个中年男子的注意，那人走上前与其搭讪：“不是大陆人吧？”
孙佩霞见这位中年男子一身军装，风流倜傥，便客气地答：“嗯，台北的。”
中年男子又问：“来大陆做什么呢？”
“做点生意。”
两人闲谈了一会儿，觉得很是投机，便彼此交换了联系方式。这位中年男子名叫邵正宗，194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处长，大校军衔。
前面提到这个孙佩霞还有着“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台湾“军情局”特工张志鹏的秘书兼情人。
张志鹏于1921年出生于吉林，18岁的时候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抗日战争中期加入了台湾“军情局”的前身——军统局，负责深入日军内部，从事敌后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志鹏先是到了台湾，后又移居香港开办公司，但暗中始终在协助台湾方面进行情报活动。改革开放后，张志鹏作为“台商”，来大陆投资，也暗中进行情报搜集。
在孙佩霞的介绍下，张志鹏与邵正宗相识，并都敏锐地察觉到对方是一条大鱼，双方都有意地往来频繁起来。这起间谍案的帷幕也由此拉开。
1988年底，邵正宗出面帮张志鹏争取到了与石家庄一家军工企业合资的机会，张志鹏出资40万美元，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有来有往，之后，邵正宗找到张志鹏，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和自己的女友沈小丽“远走高飞”。
张志鹏本打算帮助邵正宗逃至台湾，毕竟，能拉拢到一名大校十分不易。但将情况上报到台湾“军情局”之后，新任局长殷宗文认为邵正宗在大陆人脉广阔，留在大陆更有利用价值。又知道邵正宗是个利欲熏心的人，便用大笔的金钱诱惑其“为党国多做点事”，几次劝说之后，邵正宗点了头，开始正式为台湾“军情局”服务。
邵正宗代号为“少康一号”，任务是：收集预警情报、共军的武器发展以及重要战略情报与文件、等待时机策反共军高干。
邵正宗也犹豫过，但“军情局”方面开出了更具诱惑性的条件：每月刚发给其2500美元津贴，提供情报再另“奖励”相应的奖金，并且答应日后帮助邵正宗离开大陆。（后来并没有兑现承诺）于是，邵正宗留了下来，陆续向“军情局”提供了我军各种重要情报。
1992年，邵正宗面临退役，希望“军情局”能够按照约定安排他离开大陆，到第三国定居。他找到张志鹏，向张志鹏说明了这一情况。
张志鹏一脸地为难：“你这一走，那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邵正宗则表示，一切都有约在先，台湾方面不能说话把不算数，表示他身上担负的罪责深重，风险早已超出预期，必须要走。
张志鹏看到邵正宗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改口：“你看是否能够帮忙再发展一名高级情报员来接替你的工作。”又应允他只要找到一个高级的“接班人”，就护其脱身。
这个时候，邵正宗的脑海中涌现出了一个人的身影，那便是自己以前的上司，刘连昆。
刘连昆于1933年生于东北的齐齐哈尔，后勤学院毕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并于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连昆在军中有资格参与各军总部各种重要的工作会议，所以接触各种军中机密文件根本不在话下。并且刘连昆在军中的人脉也很广泛，曾在八十年代初，和一批负责军工武器系统的主管们东奔西走，为大陆武器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位高权重的刘连昆会被邵正宗盯上的原因还在于，刘连昆这个人对名利看得十分重要，他一心想在退休之前晋升为中将，但因个人作风问题，考核始终没有通过，晋升无望。因为此事，他对组织心生不满，并且经常在邵正宗面前哀声哉道，说组织对待自己存在不公。于是，邵正宗将刘连昆引荐给了张志鹏，最是擅长蛊惑人心的张志鹏动摇了刘连昆。
邵正宗将刘连昆的情况被告知到台湾“军情局”，并提出了想要发展他当间谍的申请。“军情局”局长殷宗文得知后如获至宝，立即将情况又向上呈报给了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最后，“军情局”派出六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大陆，与刘连昆会面。为表重视，还为庞大为加官一级。该行动被命名为“少康专案”，刘连昆代号“少康二号”。
庞大为一行以台商的身份来到广州，入住在白天鹅宾馆，在邵正宗的安排下，刘连昆也来到了广州。双方约在越秀公园秘密接头，一前一后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山岗后，展开了两岸情报圈首次层级最高的“会见”。
庞大为向刘连昆讲述了工作重点、联络方式以及待遇。刘连昆的待遇直接参照国民党军的少将编阶。为表诚意，庞大为先送上了两瓶上好的洋酒和两万美元，作为见面礼。
刘连昆接受了台湾方面国军少将的任命，接受了庞大为的见面礼，向对方提供了15件重要的情报，成为了一名彻彻底底的间谍。
刘连坤间谍案的恶劣情节台湾方面成功策反了刘连昆之后相当于在我国内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刘连昆为台湾方面提供了无数重要的情报，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桩间谍案。
刘连昆被策反后，对待情报工作态度积极，表现“优异”。
当时，我国引进了苏-27战斗机，这在当时属于绝对机密，因为那个时候，我国空军装备唯一的三代机就是从俄罗斯引进的苏-27战机。刘连昆作为我军高官，又是军械部的，所以战机的情况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然后他就将这些情报全部详细入微地告诉了台湾方面，不仅交代了我国苏-27战机在我空军驻地的详细位置，就连存放导弹的杭州的杭州空军的军械库位置和河南洛阳的维修产的详细位置都一一告知了台湾。
这个机密被刘连昆泄露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中优势完全不复存在，一旦发起战争，空军将面临毁灭性的威胁。利欲熏心的刘连昆，最后甚至将我国苏-27战斗机的战斗编制以及训练情况也出售给了台湾。
对于刘连昆出卖情报一事，他的家人是极度恐慌的。一次，刘连昆在家中翻拍情报，结果不慎被妻子发现了，妻子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当即便严厉警告刘连昆不要做傻事，害了自己和家人，甚至以自杀相逼。但一切为时已晚，刘连昆已上贼船，并且他难以拒绝金钱的诱惑，只能是越陷越深。
张志鹏作为交通员，每个月一至两次送情报回台，每每回到台湾都要殷宗文以及其他国军高官开会，研讨搜集而来的情报的价值。每逢这种会议，国民军官都会对刘诗昆赞赏有加。
1994年底，为了扩大情报网络以及进一步渗透军方高层，“军情局”再次派遣庞大为前往大陆，秘密会晤刘连昆。出于安全的考虑，庞大为先来到了香港，与张志鹏以及在港“军情局”特工李志豪分别进行了碰面。商议好进入大陆与刘诗昆会面的细节以及接应的细节后，庞大为从香港坐火车抵达广州。
但这次，庞大为被广东国安人员盯上了。如经典谍战片那样，广东国安部门两人一组，骑着高机动性能的摩托车，从庞大为下榻的华厦大酒店一路追击，庞大为所乘的广州警备区的BMW豪华大轿，一路情景，好不惊险。
察觉到被盯梢的庞大为不敢去约定好的白天鹅宾馆，所以先佯装去往了东方宾馆。但还是没法摆脱紧紧跟随的国安人员。眼看会面时间已经错过了半个多小时，庞大为决定以身试险，硬闯会馆。
但因国安部人手缺乏，所以最终没有闯入会馆。庞大为和刘连昆在房间里匆匆见了一面之后，便急匆匆离开了。隔天一大早就直奔广州站，快速离开了大陆。
此行，庞大为彻底暴露在了我方的目光之下，但并没有立即逮捕他，为的是找到大陆接应的“大鱼”，也就是刘连昆。可惜的是，这次行动，刘连昆并没有暴露，不过我方也终于算是有迹可循。
1996年是刘连昆间谍生涯中的高潮。这一年，是台湾选举产生地区领导人的年份，但就在选举日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解放军三军将在台湾海峡进行名为“联合九六”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是因为台湾地区当时的领导人是顽固的台独分子李登辉。他在任期间高调发表“两国论”，宣称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定位于“一个民族、两个国家”。而这一年，他还要跃跃欲试，想要再次连任。
在他的大肆鼓吹下，台独分子的呼声日益高涨，台湾岛内甚至被掀起了“两个中国”的分裂浪潮。而大陆的态度是一贯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对不允许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
对于李登辉的所作所为，大陆方面果断从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开展了坚决反分裂、反独立的斗争。政治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涉台事务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一再重申国家维护统一的决心。外交领域，中央媒体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警告台独分子不要玩火。军事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在台湾海峡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震慑台湾以及其他想要干涉中国内政的势力。
96年的“联合九六”军事演习，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只是这次的台海军演，规模更大。火药味更浓。
3月8日，数十万解放军集结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射击和登陆作战演习。四天后，也是就台湾大选投票一周前，海军、空军部队在东海与南海再次开展实弹军事演习。
一时间台湾媒体的报道专题清一色地变成了“两岸局势一触即发”、“大陆武统箭在弦上”等等，整个台湾岛人心惶惶。
“台湾各大银行门前，市民提款队伍排成长龙，取完款之后又一股脑地跑去兑换美元。中华航空的机票早就被一抢而空。台军士兵们开始跟亲人打电话诀别，很多人含泪写下了遗书……”
战争的恐惧感围绕着台湾民众，他们面临着抉择：究竟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究竟是否还要为台独分子李登辉投票？台湾岛内的统一派则非常兴奋，四处奔走，号召民众为统一做准备。
总而言之，这场花费了我国40亿人民币的军事演习开展以后，效果特别好，当时已经有很多国民政府高官聚在一起，暗中商议是否投降了。军演如果达到预期的目的，就算两岸暂时没有统一，也会将台独的嚣张气焰猛烈打压。
但事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李登辉得意洋洋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大放厥词：“中共的所有行动尽在掌握之中，他们绝不会轻易对台湾动武，所谓试射的飞弹，弹头里并没有火药，是不足为惧的‘空包弹’。”
绝密遭人泄露！没有疑问，这一情报便是刘连昆出卖给台湾方面的，刘连昆不仅泄露了军演中“空包弹”这一情报，还在早演习三个月之前将战术情报泄露给了台湾军情局。具体内容是：
这次演习总共花费了40亿人民币，解放军方面更是早已做好了最坏了打算。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如果明确外部势力介入，就与之一战直至两岸统一。而最坏打算之前，那就是“实弹射击、动用潜艇、攻占外岛”。
获得了刘连昆的情报后，台湾当局立即展开了反制军事部署，被开始乞求外援。美国方面为此派出了两个航空母舰群。
为避免爆发大战，我军高层又下了通知：
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台湾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而这些消息，又被刘连昆悉数告知了台湾方面。
由于刘连昆泄露了这一系列的军事机密，导致我国陷入了一种被动的状态，无奈之下，我军只好紧急喊停了这场军演，错失了解放台湾的一次大好机会。
虽然这时我军仍不知内鬼是谁，但李登辉的这番话让人确定我军中一定存在叛徒！于是，中央下令；彻查！
刘连昆落网李登辉的“哑弹论”让我军察觉到军中存在内奸，我军由此开始清查泄密者。但由于牵涉人员不少且层级都很高，所以调查进度十分缓慢。好在我军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还记得前文所述庞大为在广州被国安人员追踪一事吗？这不是偶然，是因为接应庞大为的李志豪，正是广东国安的人。李志安是中共在台潜伏时间最久的卧底。
在我方内部排查耗时太久，于是我方对李志豪下达了指示，要求他从台湾“军情局”内部搜寻卧底的蛛丝马迹。
这次，找对了方向。没用多久，李志豪就在“军情局”中发现了我方的绝密文件，证实了我军队伍中确实存在高层泄密的情况。但是，泄密者在交流情报的过程中使用的是化名，因此，我方还是没能找出真正的泄密者。
李志豪再次改变了方向，他决定去到那些退休的老员工中进行打探。许多退休的老员工都住在社子岛忠诚二村的“军情局”宿舍，李志豪便总往那跑，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他取得了决定性的证据。一名财务处的退休上校偶然间提及，曾经给交流情报中的化名的海外亲戚打过一笔巨款。我方情报人员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到了刘连昆的头上。
1999年3月29日，国共两党少将刘连昆在北京被捕。不久之后，畏罪潜逃的邵正宗也落入法网。至此，这起间谍案正式告破。
1999年8月15日，刘连昆和邵正宗被秘密处决。刘连昆的儿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刘连昆的妻子自始至终都十分痛恨刘连昆的间谍行为，到头来不仅害死了自己，而且还连累了他们的儿子，所以她拒绝认领刘连昆的尸体。
除此之外，“军情局”的“台商”张志鹏也没能够躲过惩罚，为此事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之后，我国国安部门出手，台湾近千名的间谍被抓获，这些间谍对于台湾当局的计划供认不讳。
随着我国的长期以来和平稳定，国民对于“间谍”的警惕性越来越低，总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这些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并不远，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其实，这些年我国也出现过不少间谍案件，比如有境外势力通过金钱诱骗大学生到我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或者港口等，拍摄照片并支付酬金，不少被利用的人员单纯的认为只是拍拍照而已，直到被相关部门抓获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从事间谍活动了。
说到底，间谍活动是利用我国一小部分或无知或贪婪的人进行套取情报的，但历史向我们证明民族和国家的叛徒都没有一个好下场，所以，我们要擦亮眼睛，拒绝做一个危害祖国的蛀虫。另外，要积极举报间谍行动，识破简单的间谍行动并不困难，任何有诱导性的套取我国情报的都可以预判为间谍活动，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报警处理，也可以向国安部门进行举报。
在此呼吁所有读者，擦亮眼睛，重视反间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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