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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释放一批死囚回家过年，约好让他们来年秋天前来赴死。没想到的是，到了约定时间，这些死囚一个不落，全都如约回来。于是唐太宗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竟然全部赦免这些死囚。
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诗中歌颂了李世民两件事情：“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前半句说的是唐太宗初为皇帝曾经下令特赦了三千宫女出宫，宫女一旦入宫不仅需要服侍主子，还耽误了大好青春，能够出宫回乡或是结婚生子，或是承欢父母膝下，都是一件值得歌颂的好事，下半句则说的是唐太宗和一批死囚的约定。
在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良臣魏徽向皇帝进言：“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他希望李世民能够做一个仁爱的好皇帝，不可实行“严刑峻法整肃天下”之法。
李世民认为魏徽所言有理，所以“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在刑罚上慎之又慎，轻易不判处死刑，所以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的死刑犯不过才29人。
古代犯人判处死刑一般有两种较为常见，斩立决和秋后处斩，到了贞观六年，监狱中羁押的等待处刑的囚犯已经高达390名。
这里就要说古代对待囚犯的一个人性制度——录囚，即皇帝或官员对在押囚犯所犯案件进行复核，审查档案卷宗，听取犯人申诉，可以说是在行刑之前纠正冤假错案的最后一个机会。
录囚制度起源于西汉，刚开始只是地方长官录囚，东汉时有了皇帝亲自录囚的记载。经南北朝，录囚制度在唐朝发扬光大，皇帝亲录囚徒成为正式的制度规定。
所以在贞观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唐太宗到长安的监狱视察工作，与在押死刑犯谈话。
古代犯罪有“株连”一说，很多囚犯并不是真的罪大恶极，反而因为亲属犯罪遭受牵连，看到这些因为各种各样之事被关押在此等死的囚犯，不免心生怜悯。
他们也有家属亲眷，一旦执行死刑，就再也不能和家人团聚了，所以太宗皇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让他们回家一年完成自己的责任，待到来年秋收之后，再来监狱接受死刑的惩罚，“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这应该算是皇帝和囚犯之间的一个君子协议。
对于这件事，知情的大臣纷纷质疑皇帝，和囚犯进行君子协议，只怕来年无一人归来，令人感动的是，这些被放回家中的囚犯们，到了约定的期限，竟然真的全部赶回受死，可见他们的本质并不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反而有了君子的高尚品格。
皇帝很感动，认为他们“嘉其诚信，悉原之”，当即宣布将死囚全部赦免，以表彰他们的诚信之举。
诚信乃立人之本，既然死囚们重信守诺，告别旧我，朝廷也就有足够的理由给予他们新生。
不过《资治通鉴》却对于此事存在另外一种看法。
在贞观六年，皇帝宗囚归家发生之前，有一名叫做张蕴古的官员因为轻判了一个叫做李好德的犯人引得皇帝大怒，导致张蕴古被处死。
此事对唐朝法官们产生了很不好的示范效应，大家都害怕因为轻判而受到处罚，所以不敢轻判，都严格的、甚至苛刻的按照律法规定，从重审判。
“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
这也许是导致贞观四年至贞观六年短短两年时间内死刑犯飙升的原因，所以皇帝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才会想出“纵囚归家”的法子。
此举既能赦免无辜者的死罪，又能为自己博得好名声，可谓是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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